何凌登，1915年6月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后迁居福州城内龙山巷。他有两个兄长及姐姐，仅靠父亲当小职员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拮据。

何凌登14岁时，与二哥同赴上海投靠亲戚，一边打零工，一边读书。当时，停泊在上海一带的国民党海军舰只上的许多海军士官是福州人。为了谋生，何凌登初中未毕业，就到“同济”舰当了水手。他颇为勤快，得到同乡的称道与上司的赏识，3年后，被提升为海军少尉。军官的待遇虽然优厚，然而，每当看到长官欺压凌辱士兵，何凌登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在同情心的驱使下，他加入了士兵反虐待活动的行列，不久遭开除。

何凌登脱离军界后，即离开上海。时值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浪潮。何凌登行至湖南省岳阳县（今岳阳市）时，加入了该县抗日剧团，参加了为援助绥远宣传抗日主张的募捐义演。演出中，他以娴熟的口琴技艺吹奏出一曲曲激昂的抗日歌曲，感染了不少群众。

几个月后，他又来到长沙，投入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此间，他认识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徐特立十分爱护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即介绍他去延安。1938年夏天，何凌登持办事处介绍信，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到达后，他入陕北公学，被编入第四区队第41队学习。

陕北公学第四区队驻地在“看花宫”以北5里的赵庄。这里只有30多户人家，容不下一个区队的人马，上级决定开挖窑洞，扩大住室。何凌登与同学们在老乡的指导下，光着膀子，干得十分欢畅。在总结会上，他被评为“劳动模范”。

建队劳动后，学习开始。不及两个月，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大部分人员与抗大合并，向晋东南转移，到日军后方办校。1938年12月，何凌登随队向延长县转移，准备过黄河。后因先头部队被日伪军发觉，次年1月，队伍又折返延安，驻扎在蟠龙镇办学。何凌登被编入抗大总校第四大队第1中队，为抗大第五期。

在正式的抗大生活中，何凌登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他认真地学军事，学政治，学社会科学，学民众运动。这一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疯狂围攻陕甘宁边区，他积极响应党委“开荒种地，解决衣食”的号召，参加开荒种地等劳作。他身强力壮，双手磨出血泡，用破衬衣、破手帕包一包继续干。在全队开荒生产总结大会上，他荣获“劳动模范”称号。这一年，他还获得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

1939年6月，抗大总校在庆祝建校3周年活动后，继续挺进敌后办学。何凌登所在的第四大队随即开拔。一路上，他与战友闯过碉堡林立的封锁线，跨越重兵把守的同蒲铁路线，三次横渡急流汹涌的黄河。途中，鞋子破了，他就自己动手打草鞋；衣服磨破了，就从裤脚上撕一块补。行军休息时，他总是笑眯眯地用口琴吹奏起《轻骑兵序曲》《蓝色的多瑙河》《梅花三弄》等悠扬的曲调，鼓舞战友一道前进。这次转移行动历时两个多月，行程2500余里，被称为“小长征”。

队伍于10月上旬抵达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一带。未及休整，日军的“扫荡”又开始了，何凌登又随部辗转阜平、平山、灵寿、唐河等县与日军周旋。部队粮食发生困难时，他常在深夜步行几十里，翻越大山，冒着寒风，每次背20余斤小米回营地。面对艰苦的斗争环境，他意志坚定，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0年1月，何凌登从抗大毕业。3月，他又与尚未分配工作的同学随抗大总校来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得到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接见与勉励。

4月初，何凌登被分配至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当作战参谋。该旅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七七事变后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徐海东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何凌登为能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工作而感到高兴。此时，三四四旅已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

6月，二纵司令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等部奉命南下华中，抵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合，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三四四旅改称四旅，坚持淮上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在以上战略转移和作战中，何凌登先是在旅司令部作战科，后于1940年9月至次年9月，到新六八八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那时，团、旅两级司令部机关中的参谋人员多系红军长征干部，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熟练的业务水平，他虚心好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工作能力迅速提高。这一年，他被评为该团“模范干部”。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第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四旅改为该师第十旅，活动于宿县、蒙城、凤台地区，在极端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转战津浦路两侧，游刃于日顽的夹击中。

1941年5月，何凌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四师十旅归回三师建制。这时，新六八八团番号撤销，部队分散地方化，他回到十旅司令部。

1942年11月，日伪军对淮海根据地大举“扫荡”。为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部队地方化、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方针。此间，何凌登协助旅首长作主力部队地方化及地方县大队上升为主力团的工作。

不久，他调至三师司令部作战科当参谋。在新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一如既往。此时，三师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和拥政爱民月活动，他经常参与制订部队的训练计划和方案，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阅兵、会操的组织工作。

何凌登肯动脑筋，善于总结，反应敏捷，办事洒脱，作风雷厉风行，起草电文出手快，质量高，常常得到司令部首长的表扬。平日，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兴趣广泛，爱好文体活动，曾经是十旅男子篮球队和排球队的队员兼指导，在全师军事技术和球类比赛中，被大家认定为优秀的排球二传手。他的口琴演奏有很高的水平，他和政治部廖一凡的口琴合奏以及与司令部参谋余建文的二胡配合，常常是师直机关联欢会上令人叫绝的节目。

1945年9月，三师奉命挺进东北。何凌登告别了共同战斗5年的苏北老乡，踏上了北上的征途，一路晓行夜宿，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等省，历时两个月，行程1500公里，于11月底到达辽西地区。

部队到达东北不久，何凌登升任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参加了四平保卫战。1946年9月，三师主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何凌登改任侦察科长。这一时期，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接连发起的三下江南以及夏、秋、冬季攻势等战事，及时、准确地为纵队首长和司令部领导提供敌军情报。同一时期，他的个人生活也有了变化。在战友们的关心下，1947年底，他与吴为真结婚。吴为真原是新四军三师参谋长、革命烈士彭雄的妻子，在同样经历战火的磨炼之后，与何凌登结为伉俪。

1948年5月，何凌登调任二纵司令部作战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同年11月，二纵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次年初，他随军开进山海关内，参加平津战役。6月中旬，该军继续挺进华中南，一路追击残匪至两广。无论在辽沈、平津战役，还是在南下追歼作战的日日夜夜，何陵登始终以他的忠诚和智慧，团结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为部队的行动废寝忘食，为首长的战略决策殚精竭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1月，三十九军回师中原，驻扎在河南省漯河地区，全军掀起生产自给热潮。3月中旬，地方政府决定整治颍河水利。这是一项大工程，治理河段约20公里，需上工10万人次。何凌登在工程整治委员会和工程指挥所，参与组织2万余名官兵助民劳动。同时，他还负责营房基建工作，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在困难的条件下，对营房的地点选择、总体设计、材料供应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负责实施。

同年6月，他担任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恰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四野第十三兵团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为主编为东北边防军，并命令三十九军于8月初全部集结于辽南地区，整训备战，待命入朝作战。何凌登奉命带领作战部门星夜编制部队车运计划上报总参谋部，协同有关部门通知全军立即停止生产，收拢执勤、休假、公差人员归队。于是，军直属队、一一六师和一一七师分别于7月18日、21日由河南省漯河地区乘军列北上，进驻辽宁省辽阳、海城地区。尚在广西宜山地区剿匪的一一五师将任务移交给四十九军后，亦火速北上归建，于8月7日集结在辽宁省灯塔地区。

各师队伍集结后，何凌登一头扎进繁忙的组织工作，部队揭起以加强反侵略战争为内容的军政训练热潮。然而，朝鲜战局日趋严重，中央开始考虑出兵援朝。8月26日，中央军委批准组织赴朝先遣小组，作为军事、后勤等各项工作的代表赴朝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内定先遣小组以中国驻朝鲜武官的名义出现，成员共计5人，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这个武官组组长为张明远。

当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十分危急，武官组必须急速先行。9月19日下午，武官组在总参二部部长刘志坚及中国驻朝鲜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带领下前往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张明远未到京），作了重要指示，并要柴成文偕新派武官尽快前往平壤。20日，成员们分返安东驻地。25日又集中，从鸭绿江大桥北端乘车入朝，沿平（壤）义（州）公路途经定川、泰川、博川、顺川急速南去。26日晨，抵达中国驻朝使馆。

他们到平壤后，朝鲜首相金日成十分高兴，嘱秘书分别给5位武官各开一份首相签署的《信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配合。之后，武官组立即兵分两路，何凌登与汤敬仲、黎非去汉城，另一路张明远、崔醒农去元山。

10月12日，武官组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赴朝观察情况。13日，何凌登返回三十九军驻地，向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等首长报告了朝鲜战况。隔日，又在军、师领导及有关部门参加的赴朝参战准备会上，着重介绍了朝鲜人民军由于缺乏制空权、制海权，接连遭损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各级亟须加强防空和灯火管制的建议。会后，他根据军首长的作战意图和全军编入志愿军序列的总体情况，针对部队兵力装备及当前美军兵力情况，集中了司令部各兵种负责同志的意见，再次修订了部队开进及作战预案。

即将跨国作战，何凌登明白将意味着什么。早在作为先遣小组成员赴朝前，他就领着妻儿到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照。他在照片背后，工整地写下“离开祖国入异境……”四行字，送给妻子。接着，他叫妻子在另一张照片上留言。吴为真与何凌登结婚后感情甚笃，如今面临丈夫即将远征，不禁思绪联翩，在照片背后写下了“合家团圆”四个字，交给丈夫保存，这是何凌登备战之际回家所作的唯一准备。

由于连日劳累，10月19日晚，何凌登突发高烧，又拉肚子，浑身无力，彻夜未眠。但他对妻子说：“我的病，你不要告诉吴军长，明天全军要离开辽阳，我是值星官，要负责集合军直属队，检查部队的着装，分配调整车厢，请军首长检阅队伍等好多事都要做，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下午，他告别妻儿，疾步走向军直属队集合地点——辽阳火车站。此刻，车站内人头攒动，军歌嘹亮，军容整齐，军直属队5000余人将由此集中开向安东、长甸河口集结。只见何凌登佩带值星带，时而向军首长报告各师分别在鞍山、海城、烟台等地登车情况，时而跃上列车车厢点验人数，时而催促身边参谋人员赶办未尽事宜。当他额头沁着汗珠经过送行的妻子面前时，吴为真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悄声说：“按时服药，别忘了。”他只“嗯”了一声，多一个字也顾不上说，就往前走去。

从1950年10月19日晚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开始过江入朝。21日19时30分，三十九军指挥所随该军第一梯队从安东鸭绿江桥入朝，何凌登在第一辆指挥车上带路。

为防美机袭击，车队闭灯驾驶，过江百余里，抵西谷里公路岔路口。时近午夜，恰遇美机低空夜航，车队遭敌机俯冲扫射，在指挥车上的何凌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5岁。不久，烈士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革命烈士陵园。

（郑则善）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