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龙（1573—1619年）。明代人。原籍长乐，旅居吕宋（今菲律宾），以经商为生。万历年间（1593年），他从吕宋带了番薯种回福州试种，并建议福建巡抚金学曾加以推广。翌年适值福州地区大旱，巡抚便饬各县普种番薯，获得高产丰收，民食得以不匮，对以后的粮食生产，贡献很大。后人为纪念他，因而在福州乌石山建造一座“先薯亭”。

热爱桑梓　不忘乡亲

陈振龙别乡离井飘洋过海后，在吕宋经商，但他钟情故土，热爱桑梓，始终不忘父老乡亲之情。由于他在故土度过了童年，目睹家乡常因旱灾，致使田园绝收，民食甚难。在吕宋时，他发现当地农民生产一种易栽、高产、香甜的薯类，可充当粮食，即今我们所种植的番薯。便决心把引种番薯、造福家乡，当为他毕生报答的心愿。所以，他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经常挤出时间，潜心学习栽培技术，为引进种植番薯做好准备。

战胜困难　引进薯种

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对薯苗控制甚严，绝对禁止出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多方设法并花费了一笔钱款，暗暗地购买到几尺薯藤，秘装于竹筒中，用绳子系于船舷，在海洋上航行了七昼夜，终于农历五月下旬，把番薯安全地带回福州（但有一说，是把薯藤混搓在绑货的绳子中），令其子经伦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禀述番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好处，请求官府大力推广栽种。

试种成功　抗灾度荒

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后，十分重视。便唤陈振龙父子先行试种，然后再行推广。他们就在城内水部与东门之间的沙帽池空地上进行试种番薯，当年即获得高产丰收。翌年，福建各地大旱，无法播种水稻，金巡抚便发动群众大力推广栽种番薯。“以当谷仓”，从而度过了灾荒。当时，尚有很多人认为本地土质不宜种植番薯，但经过总结推广，大家就深信不疑了。由于巡抚金学曾认真推广番薯生产，福州各地群众都普遍地栽种，为抗灾度荒做了一件大事，因而广大人民把番薯取名为“金薯”。

总结种植经验　推广神州各地

随着陈振龙引进番薯，其子陈经伦又在福州种植成功，并总结了经验，番薯不仅获得巡抚金学曾的大力推广，同时深受八闽人民的热烈欢迎。不少文人墨客也撰文赋诗大加赞扬，如《金薯颂》中就写道：

“不需天泽，不翼人功，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谷不登，民食禾之实，今乃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可为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礼者也。耄耋食之而不患哽噎，能养老者也。童儿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

明末，农学家徐光启也总结了甘薯“十三胜”（即有十三条优点）。因而，进一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推广，迨至清初，则遍传闽、浙、赣、云、贵、川、冀、豫等大半个中国。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继承其祖遗志，汇编了先人引种番薯的技术，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栽培管理以及防虫、贮存方法等，取名为《金薯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刊印出版，这部书的科学价值已超过了朝鲜徐榘的《种薯谱》和我国陆耀所著的《甘薯录》以及徐光启的《甘薯疏》。因而，乾隆皇帝于甲午年（1786年）向全国下了“广栽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从此，神州各地更加广泛种植，番薯成为我国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

弘扬历史功绩　福州建亭纪念

陈振龙引种番薯，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纪著名科学史专家何丙郁先生指出：“西百多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地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我国现在番薯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83%左右，它作为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已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郡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南侧、海滨四先生祠后建“先薯亭”，后废圯。1957年，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

“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林炳钊）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