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梦旦（1870—1936年），名凤谦，号梦旦，常用笔名崇有，长乐人。文字改革家、辞书学家。

淡于荣利　崇尚实用

高梦旦的先世为长乐大族，富甲一县，到了高梦旦这一代已中衰。他的两位胞兄：长兄啸桐（名凤岐），是桐城派古文学家，壬午（1882年）科举人，其后官至太守；次兄子益（名而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精通法文，蜚声外交界，曾任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次长。高梦旦自幼聪明，由其母口授四书五经，未外出求学，稍长，啸桐教他作文。16岁丧父，所以，他侍奉长兄好像父亲、老师。

高梦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却淡于荣利。偶应童子试，得补博士弟子员。当时，他如果想进入仕途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以教读、笔耕自给，生平好为实用之学，所作的文章，自创“写实体”。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署名“崇有”或“崇”“有”，系取自晋哲学家裴頠（267—300年）之《崇有论》，以矫正时俗浮虚为己任。他认为“凡人只须一名可耳，既有名，又有字，与人与己两不便，不若废之。”所以，他的名片只有“高梦旦”三字，籍贯既署省又署县，与当时的人用的名片大不相同。那时，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于上海，梦旦投稿论废除跪拜之事，梁读后，大为叹服，十分赏识。从此，有书信往来。

立下宏愿　素教科书

高梦旦一生崇尚实务，且热爱真理、信仰科学、反对清谈。1902年，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教习。翌年，大学堂选派学生10人赴日留学。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学生东渡。在日本年余，他考察日本所以会兴盛的原由，主要是兴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因此发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志愿，解职而归。

1903年春，商务印书馆根据教育家蔡元培的计划，编辑小学教科书，张菊生（元济）任编译所长。是年冬，刚好高梦旦回国，就聘请他到该所任国文部长。他对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出席者除高梦旦外，还有蒋维乔、张菊生、庄百俞等。由任何一人提出一原则，共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辩论，不厌其详，第一册初稿完成，高梦旦每天下班就带在身上，遇到知己朋友，就向其求教，请其批评。那年代文人自己撰文。大多不愿他人增损一字。高梦旦却认为一人见识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完善。国文部在他领导下，形成了这种好风气。彼此水乳交融，毫无成见。第一册出版后，不到两周，即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历时两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全稿完成，被教育界采用者十余年。接着，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同时并出。高梦旦昼夜勤劳，周密计划，延揽人才，分任编辑。教科书由小学扩展至中学、师范。全国学校，多数采用。这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步成功。

后来，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张菊生主持总公司，高梦旦担任编译所所长。鉴于时代进步，旧法已不适用，高梦旦创议翻译日本法规大全，以闽县刘子楷为主编，三载成书，销数仅次于教科书。他还参与创办《东方杂志》，主持印行闽县林纾、侯官严复所译著丛书。

倡编新辞书　改革检字法

那时，教育既兴，人们渐渐重视科学，而学术研究，必须有好的工具书。以往的字典，已不适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缺包罗中外古今典故、辞语等之新型字典、辞书。高梦旦有鉴于此，倡议编《新字典》《辞源》，在编译所中另设辞典部，聘请陆伟士负责，而高梦旦几乎没有一天不参与这项工作。为了编好辞书，他常与陆伟士商议、争辩，就像编国文教科书时那样认真。《新字典》先出，《辞源》经数次易稿，费时8年，方始成书。出版之后，也像教科书那样受到欢迎，销路很广，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高梦旦首创部首改革法。他有感于我国汉文文字太繁，认识不便，早年与劳乃宣研究汉字改革方法，往复讨论，积累了许多书稿。他提倡简笔字，作有《简字方案》。他又感到《康熙字典》检字困难，经长期苦思力索，创为百部部首法，将《康熙字典》中的214部按字形相近者合为80部首，并确定其上下左右部属，成为后来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雏型。

求贤让贤　功成不居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新思潮逐渐传遍全国。高梦旦认为自己不识“旁行文”（横写的外国文字）不适于编译所所长之职，曾对蒋维乔说：“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若不为公司求继起之人，如公司何？”于是，他亲赴北平，拜访胡适之，邀其屈就编译所所长。胡适之感其诚，在暑假南下抵沪试办数月，自觉才性不宜，力荐其师王云五以自代。王云五到任后，高梦旦退居出版部长，让王云五能更好地发挥其才智，而自己尽力帮助他。

高梦旦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觉得“四角号码”检字法比以前简便得多，但还不够成熟。他发现王云五也有兴趣研究检字法，便把自己苦心钻研“四角号码”的所有原稿供王氏参考。王云五就在他原稿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补充，但在这过程中，高梦旦与王云五之间时常面商或电商，终于在1926年获得成功。所以，王云五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时，特于书首指出：“高梦旦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高梦旦于《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中亦作有序言，重点在于“改革”之论述，对于自己的稿让于王云五之事，序中只字未提。

此外，如度量衡制度之改革、电码省便之方案，高梦旦都有新的创意，供献于有关当局，得到采用，使许多人受益，而他既不向他人提及，撰文亦多不留底稿。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25年，自己要出书是很容易的事，但他所刊行自己的著述，仅《十三个月历法》《泰西格言集》两小册而已。

1928年，高梦旦（虚龄）60岁，向公司告老，董事会一致挽留，他坚持己见，但自任董事如故，尽力于公司如故。他一生对我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功成而不居，像高梦旦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很难得的。王云五曾说：“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圣人之一，绝对不是过分。”与高梦旦同事很久的庄百俞则说，高梦旦“素持成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在我之旨。古之人，不可及也！”

（陈松溪）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