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1894年农历8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一个清寒的家庭。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举人，他没有做官，只在附近乡村设馆授徒兼行医。吴家有四子，吴石排行第二。在小吴石心目中，父亲是个励学笃行、清贫自守、不求闻达的人。这给吴石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吴石8岁那年，由在乡公学任教的父亲送入公学就读。1906年，清廷明令废科举，兴学校，吴石改入螺洲乡新办的小学读书。他得到日本留学归来教师的启发和帮助，学业大进，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2年后，乡村小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热望，年仅14岁的吴石进城考入开智学校。开智学校是当时福州闻名的具有革命性、标榜新学的学校。吴石入学后更加勤恳向学，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此时已值辛亥革命前夕，福州是深受革命风气影响的一个地区，教师常向学生讲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凌、国家积弱、帝制腐败、民生困危的现实，这使年轻的吴石眼界大开，初步奠定了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成功。福州地区革命党人闻风响应，奋起推翻了清朝地方政府，宣告光复，一时人心振奋。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开智学校学生，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挥师北上，参加全国推翻帝制的斗争。吴石毅然报名参加，从此走上从戎道路。

北伐学生军辗转到达南京后，因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吴石被编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受训，2年后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在前后4年的学习生活中，无论学科、术科，吴石都取得令师长、同辈刮目相看的好成绩。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除同时从开智学校一起报名参加学生北伐军的挚友吴仲禧外，吴石还结交了来自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阂和福建的张贞、许显时、林知渊等同学。

吴石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奉命回闽参加地方部队工作。但当时盘踞福建的皖系军阀李厚基根本不许福建地方部队有所发展，也不放心安排保定军校学生在其部队任职。吴石一筹莫展。不久，闽南地方人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组织民军，开展驱李运动。吴石应保定同学张贞之邀，前往参加。不料事机不密，吴石不得已走避广东汕头。正好此时同盟会闽籍著名人士方声涛和江西李烈钧合作，在广东成立征闽军，策划返闽武力驱李，吴石前往参加，任上尉参谋。这是吴石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第一次担任军职，时为1918年。

第二年，张贞又在闽南崛起，组织民军，自任混成旅旅长，再招吴石前往。吴石于是从征闽军到张贞处任工兵大队副兼连长。就吴石个人来说，不论处身何地，担任何职，他都做到不辞劳瘁，全力以赴。但征闽军和闽南民军都缺乏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又得不到后方民众有力支援，虽屡仆屡起，终未能得到大的发展。这使吴石心情抑郁。1922年，他又患了严重的咽喉疾病，心力交瘁，终于接受友人的劝告，离开部队到北平休养。

1924年冬，冯玉祥驱逐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出宫后，应孙中山、胡汉民的要求，回师喜峰口在河南组织国民军，宣告拥护国民革命。吴石满怀希望到了洛阳，就任国民军第十四师军械处长，并指挥炮兵。7个月后，国民军为培养干部在北平南苑成立干部学校，吴石改任干校上校教官。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组建成立，誓师北伐。闽南民军张贞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四师，张贞任师长。吴石又被邀回张贞部任参谋长，不久改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在这一段时间，因国共合作，革命高潮在全国各地兴起，各路北伐军也节节进展。

1927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又发生了“宁汉合流”，北伐中止，国共合作解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亦告结束。吴石不得已又去上海闲居。2个月后，福建成立国民党省政府，方声涛回闽主政，吴石应召回闽任省政府军事厅参谋处处长。此时的福建政局同全国各地一样动荡不安，吴石尽力整顿各地军民，谋求统一并稍有建树。但在复杂的环境中，吴石感到如大局不定，实难应付，于是又萌去意。8个月后，得方声涛的同情和支持，他决定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以求在军事学识上获得进一步提高。1929年冬，经过严格考试，吴石被日本陆军大学录取。

吴石治学处事一贯有一种不甘落后的作风。在陆军大学3年，他十分珍惜得之不易的深造机会，上课认真听讲，所做战术作业常被教官评为优秀，并打印出来供其他同学参考。他精通每门专业课程，考试成绩名列前辈，课余还钻研其他各种学问，并有所成，享有“十二能之人”的美称（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中国参谋部评价他是“留日学生中最有心得之一人”。

1934年，吴石学成归国，被聘为中国陆军大学教官，同时被邀参加参谋部第三厅中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国情及搜集军事情报的机构工作。吴石以其博学多识和敬业精神，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当时陆军大学第十期学生入校刚一年，就因对教官不满闹风潮。吴石任教后即以教学内容丰富、讲解条理清晰为学生所折服，风潮平息。陆大所聘的德籍顾问，常以来自军事科学先进的国家自诩，对中国教官态度十分傲慢。自吴石加入任教后，也因佩服其学识渊博而稍敛其锋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开战仅为时间问题。吴石利用自己原有的日文书报杂志，并托中国留日士官设法猎取有关资料，潜心研究，历时三载，终于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一书和有关日本政治、经济、海空军总动员情况的材料10余种，合编为《参二室蓝皮书》。但此书初出时无人重视。“八一三”上海抗战，日本侵略军的一切兵力布置、攻击指向，以及兵力番号、编制，无一不与“蓝皮书”所述相符，有关当局才认识到吴石有过人的见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参谋部改称第一部，参谋部第二厅改称第二组，下设处。吴石任第二组副组长兼第一处处长，专门从事敌情研究工作。他利用敌人的报刊和广播，以其博见卓识，善于思考，来判断其兵力部署和所属师团及兵种等情况。南京撤退后，国民党大本营西移武汉，第二组组长徐祖贻改任第五战区参谋长，吴石以副组长任代组长，仍兼第一处处长，独当情报研究达一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劳瘁备至。当时苏联为支援中国抗战，曾派情报人员多人到参谋部同吴石合作。他们无不对吴石的勤奋工作精神和料事如神的判断能力表示钦佩。特别是当日本对苏联发动“诺门坎战役”时，苏军事当局利用吴石提供的情报，取得粉碎日军军事进攻的战果，他们对吴石的情报研究工作更为心悦诚服。

在吴石的主持下，对日军的情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奉行片而抗战政策，战局的发展令吴石深感失望，与此同时，吴石在参谋部二厅的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得不到应有重视；厅内人事关系很复杂，也使吴石深受困扰。1938年，国民党当局退守陪都重庆，保定同学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辖第二、四、六、九等战区，邀吴石赴行营任参谋处处长。

吴石到桂林行营后，1939年秋，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的草拟工作。这次会战计划，是蒋介石指定李济深、贺耀祖、熊式辉、张发奎、薛岳、顾祝同等几个重要将领会同白崇禧共同研究制定的，而负实际草拟全责的却是作为行营参谋处长的吴石。这次会战战场广阔，持续时间也较久。国民党军取得了一定胜利，特别是当时桂南战场上的昆仑关战役获得大捷，杜聿明将军因而成名。可以说，在战役的指导上，吴石建有草著功绩。

1940年底，柳州会战后，吴石调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原驻广东曲江（韶关），昆仑关战役后移柳州（由蒋介石亲兼司令长官，但不到职，由副司令长官张发奎代行其职）。此时日军已进入广西，南宁又陷敌手，局势很紧张。但吴石预料敌人兵力不足，必定不能长留桂境。为敌人退出后的善后计，他特意作参谋旅行考察两次、战史旅行考察一次，对敌我态势进行实地了解。不久敌人果然开始从南宁撤退。这时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在任上，吴石作为参谋长，成竹在胸，断然下令战区所属夏威、邓龙光等2个军立即进行追击，并亲到部队指挥。由于部署适当，追击部队行动又较迅速，敌军撤退时没来得及对地方进行破坏，特别是南宁市的市政建设得以完好保全。南宁战役后吴石还就3次参谋和战史旅行考察所得，精心撰写了《战史旅行实录》和《参谋业务》，对战役前后情况进行详尽论述。各方面对其多加赞誉，认为有独到见解，不愧为信史和论述参谋业务的力作。

吴石作为一个有爱国心、有较高军事素养和抱负的军人，在亲身参加战区参谋业务的领导工作中，渴望有所作为，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他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也使他产生了许多不满和失望。他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屡战屡败，不战而退，以致失地千里的情形十分忧愤，认为国民党军队中内部腐败、将帅无能是主要原因。吴石特别反感的是，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当局仍然实行反共政策。他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力量尚嫌不足，如果摩擦扩大，前途更不堪设想。他对蒋介石集团在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深感遗憾，对何应钦、白崇禧奉命以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名义联合发表臭名昭著的“皓电”，诬蔑新四军为“叛军”，更表痛心。

吴石在抗战中还十分推崇共产党的作为，认为共产党确实深明大义，八路军、新四军不愧为仁义之师。他看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确信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抗战初期，他在武汉珈璐山还听过周恩来的演讲，也是钦佩之至；他还同叶剑英有过交往，对叶剑英谈的游击战术感到闻所未闻。这些经历，使他对共产党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抗战初期，吴石以自己的职权所及，对革命青年的进步行为极力保护、支持。第四战区战地服务队有一批由郭沫若从上海介绍来的青年，思想倾向进步，工作很有朝气，但由于受军统分子的歧视和排挤，处境十分困难。吴石建议张发奎委他们以秘书重任，使他们都有所作为。第四战区的实验小学也有一批进步青年担任教师工作。军统分子散布流言，说他们是“危险分子”，“思想左倾”，教学内容偏离“党国精神”，要军官不要送子弟入学。吴石对此十分气愤，声言对实验小学一定要给以支持，他的女儿也一直坚持在那里读书。第四战区演剧队在柳州演出抗战戏剧，有讽刺不抵抗主义的内容，军统分子控制的战区政治部提出要修改台词，否则不能演出。吴石闻讯，特意同副参谋长陈宝仓、吴仲禧等一起前往观看，并在谢幕时登台同演员握手致谢，表示对演出的赞赏和声援。

吴石的这些公开言行，引起了军统分子的嫉恨，有关当局也对他怀有戒心。吴石在第四战区的处境出现了困难。只是因为他的参谋业务精通，工作又极为勤奋，在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庇护下，军统分子一时也无可奈何。

1944年夏，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争败局，发动湘桂战役，企图打通粤汉线，与南亚贯通。国民党军事当局因指挥不当，部队节节败退，先后失去衡阳、南宁、柳州、桂林、宜山、怀远、独山等重要城市，战区长官司令部亦不得不从河池、安顺、六寨、百色一直撤到贵阳。司令部从河池撤至六寨时，被盟军飞机误炸，吴石几乎丧命。吴石家属从柳州撤退时，也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而且吴石半生保存的珍贵文籍沿途散失殆尽，幼子竟成在撤退途中因重病无医，死于贵阳。战局的发展既已使他忧愤有加，个人及家庭的遭际又令他酸幸不已。在贵阳，他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来的妻子儿女相会。大家凄然相对，十分感伤。

湘桂战役的结局，对吴石触动极大。他痛定思痛，认识到国民党部队兵力投入不足，同当局奉行防共重于抗日的政策，屯重兵于陕甘宁边区有关；在战略指导上所以一错再错，又与思想上寄希望于盟军支援联系在一起。认识上的提高。奠定了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

1945年4月，吴石应旧相识，时任军政部次长林蔚之邀，赴陪都重庆就任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之职。他在工作上极端负责，一切章制、计划的草订，都亲自动手。日本投降后，对受降、复员、整军、建军等计划的草拟，更是弹精竭虑。不久，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吴石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称史政局）局长。

在史政局任上，吴石原来还想有所作为。接任之初，蒋介石为表示对他的器重，曾接见他，谈了一番史政工作的重要意义。吴石也感到自己对此项工作很有一些兴趣，提出了一个颇为可观的编制、预算和工作计划。但有关方面根本不予理睬。这一次由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表现出的言行不一的虚伪作风，进一步加深了吴石对国民党反动集团本质的认识。他的失望情绪和鄙弃心理更加强烈。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在重庆的一批国民党民主人士考虑到日本侵略者已穷途末路，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即将排上日程，决定筹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开展民主运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一时民主空气十分活跃。同年10月28日民联正式成立。吴石此时已对蒋介石集团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展望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毅然与同称“闽系官员四大台柱”的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刘通、王宜汉等一起秘密加入民联。

蒋介石集团公然撕毁协议，点燃内战战火后，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在这场人民与反动派的殊死搏斗中，吴石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变。1946年，他冒险发展从美国归来的吴长芝，在上海开办大兴贸易公司，作为地下民联的联络点，负责掩护地下活动，提供地下工作经费。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吴石经常住在上海陕西北路吴长芝夫妇家中，直接参加地下活动。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职务便利设法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由地下民联转送给中共地下组织。与此同时，吴石还支持子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参与营救被特务分子逮捕的进步人士。

1946年春。吴石的好友、地下党员吴仲禧调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经吴石通过各方面关系活动，当年9月，吴仲禧被安排任监察局中将监察官，为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吴石还介绍“华中剿匪指挥部”情报科长同吴仲禧认识，吴仲禧通过这位情报科长了解到不少有关国民党部队部署情况的材料。1948年夏天。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此时正值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领导对吴仲禧此行极为重视，要他尽力收集情报。也是通过吴石的介绍，吴仲禧认识了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使得在了解情况、收集情报上获得了许多方便。在南京，吴仲禧常住在吴石家里。后由吴石在市中心为其另行安排了一个妥善住处。经地下党领导同意，这个地方成了地下工作联系的一个紧急备用据点。

1948年冬，吴石根据地下民联领导何遂的指示，对国民党海军闽系将领做策反工作。他在南京黄埔路私邸同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进行了彻夜长谈。林遵当即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投向人民。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初，吴石开始直接向地下党提供军事情报。这一时期，同吴石联系密切的除何遂外，还有陈铭枢、郭春涛、吴艺伍等。陈铭枢和郭春涛均为闻名的民主人士。吴艺伍则是方声涛主持闽政期间的水上警察局长，同吴石有过交往，时为民联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上海战役前夕，吴石冒险获得的情报，即由吴艺伍转交给地下党。

1949年4月，吴石任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此前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吴石即将赴任的情况已经了解，即派谢筱遒到福州与吴石取得联系。吴石通过谢筱遒又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中央军委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当吴石听说毛泽东也亲自看到他通过谢筱遒建立的秘密电台送去的重要情报时，感到特别高兴。此际适值蒋介石倒行逆施，大失人心，不得不宣告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吴石作为同桂系有较深渊源的国民党将领，曾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久，福州绥靖公署撤销，改任国防部次长的吴石即将赴台。行前，他到香港会见了华南分局的同志，直接递交了两份重要情报，并安排了赴台后地下工作关系。

吴石深知台湾之行是深入虎穴，风险很大，但他考虑到解放大军要解放台湾，自己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他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不足挂怀。为了避免嫌疑，他决定携夫人和2个儿女一起赴台。

吴石到台湾后，即与华东局取得联系，继续担负掩护地下党和收集情报的工作。

蒋介石集团逃台后，更加强调“保密防谍”，凡被检举“行动可疑”，一概列为危险分子，格杀勿论，无需通过法律程序。但吴石仍坚持在险恶环境中活动。

1950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遭破坏，地下党有关同志紧急撤离。一位同志逃到舟山后不幸被特务发现，查出通行证系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次长兼副参谋总长的吴石为其办理。特务本来对吴石已有怀疑，得线索后立即搜查吴宅，起获吴石为地下党保存的地下电台。吴石遭到逮捕，于6月9日以“通共罪”被杀害。

吴石被捕后自知不免，狱中曾在一本画册背面秘密写了一份绝命书，概述生平抱负，正气凛然，交待自己后事，从容自若。绝命书后附有一首诗，表现了他面对死亡无愧、无畏的壮烈气概：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73年11月，河南省民政局批准吴石为革命烈士。

（赖兆斌　吴杲）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