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健 文/图

厦门沦陷期间，日军与伪警察在轮渡码头搜查过往行人。

1941年4月，日军侵占福建省政府。

每年的4月21日，防空警报都会响彻福州上空，提醒国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战期间，厦门、福州曾先后沦入敌手，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生灵涂炭。然而，日军在福、厦两地设立的慰安所却鲜为人知。为满足日军的兽欲，他们用强迫、欺骗的手段征召慰安妇，对沦陷区妇女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犯下累累罪行。

铁蹄下的苦难

“慰安妇”是一个日本语名词，在目前的研究语境中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日本政府或军队的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队充当性奴隶的受害妇女群体。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之后，为防止驻沪日军因大规模的强奸事件而导致军纪败坏以及性病流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日本上海派遣军在上海实施了“慰安妇”制度。由于战事的发展，“慰安妇”日益不敷所需，其主体逐渐转变为非日本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且这些女性多为被日本强制或欺骗、利诱而来的良家妇女。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不断推进，几乎所有被占领的中国省份都出现了日军的慰安所，不仅日军主力部队规定要配备慰安所，甚至在警备队、小分队以至前线的碉堡、据点等，也普遍设有此类设施。即使因条件限制未能专门建筑慰安所，也要强征强抢良家女子为“慰安妇”。

抗战时期，日本侵占厦门长达7年又3个多月，占领福州的时间虽然较短，两次占领合计仅近一年，但即便如此，日本侵略军在厦门、福州都设立了慰安所，给两地的中国同胞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周厝巷的悲鸣

1938年5月日本占领厦门后，就在周厝巷附近设立了3家海军慰安所，分别是“笹乃家”“安田”“明月”。3家慰安所都由日本人经营。

这些慰安所表面上作食堂布置，以便于招雇中国“女给（女侍）”。慰安所的经营者凭借日本军部发给的许可证，一旦看上谁家房子，就逼迫户主搬迁。据士钰的《大中路的日本御料理》记载，曾有一名王姓妇人，不愿自家屋子被日本人强占，与日本鬼子评理，“讵知鬼子一声不响，将老妇人强拉入房中，欲行非礼。经老妇人喊救哀号，才肯放手。为避免受侮辱，那老妇人不得已忍痛迁离”，海军慰安所由此设立。

这些被诱骗进去做“女给”的中国女子，她们日夜受到蹂躏，毫无自由，遑论脱身，只能忍泪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根据1939年9月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陈报，彼时在厦门海军慰安所内共有13名“慰安妇”，另外在料理屋、咖啡饮食店有从业男女共18人，艺伎、酌妇（低级艺伎，实际上就是日本娼妓）、老鸨、女侍共47名，旅馆、饮食店的“女中（女服务员）”10名，这仅是对在厦门从事慰安业的日本人的统计，并未将中国籍的“女给”计算在内。日本人、朝鲜人以及中国台湾人经营的料理屋、咖啡饮食店往往都兼营“特种营业”，即为日本军人和日侨提供性服务。至1943年，厦门共有日籍妓馆、料理屋及“皇军”慰安所20余家。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金门，后将之隶属于厦门管辖。在金门沦陷期间，日军在金门的驻军最多时多达1.6万余人，因此不仅在金门城区设立了3处慰安所，各乡还以日军驻军人数多少，分别设置慰安所，勒令保长按户轮流派送妇女。

闽江畔的呜咽

1941年4月21日至9月3日、1944年10月4日至翌年5月18日，日军先后两次侵占福州。占领福州期间，日军在南街、中亭街、台江汛、福新街、观音井等处都设立了慰安所。可惜的是，由于战后福建省政府调查的忽视以及时间的久远，许多慰安所的具体地址已无法确认。

据当时亲历者及后人的回忆，在城内南街郎官巷对面有一家绸缎店被日军侵占为随军慰安所。2001年，国内“慰安妇”研究权威、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曾亲自到福州考证这一慰安所，并猜测当年的绸缎店慰安所有可能是靠近南后街与郎官巷转角处的一家商店或是入郎官巷之后的第一家商店。遗憾的是苏教授不是福州人，亲历者洪柏回忆中指的是“南街郎官巷对面有一家绸缎店”，“南街”却非“南后街”，这两条街均紧挨着郎官巷，只是南街在郎官巷的东头，而南后街在郎官巷的西头，两街均呈南北走向，该处的慰安所应该位于南街，且在“郎官巷对面”，因此应位于南街东头。

同样是在闹市的妙巷，日军也在该巷当时最好的房屋——20世纪初编号为“妙巷37号”设立了慰安所。37号房已在20世纪90年代初拆除。妙巷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弄巷，位于今八一七北路与省府路交叉口的东侧，与贤南路并行，现更名为“卫前街”。据原居住37号隔壁的住户回忆，37号房坐落在巷子北侧，是个独门独院的两层建筑，屋内十分豪华，全部铺着地板，还有不少装饰。

在城外的仓前山，日军不仅在观音井设立慰安所，还霸占了烟台山上外侨俱乐部——乐群楼，将在仓前山抓到的妇女禁押于此供其糟蹋，附近居民常常会听到被辱妇女的凄惨啼哭声。日军还在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马尾设立了2个军妓院，一个属于海军，地址在旧道尾（后街）“意园”里，挂一块“常盘”的牌子；另一个属于陆军，地址在万富里（进步里）周家。

炼狱中的兽行

由于每次去慰安所需出示由日本军部签发的签条，还需付费，驻扎厦、榕的日军常常嫌此既不方便又不经济，干脆直接自行解决性欲问题。

根据《福建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厦门被占初期就有多人因日军强奸或不从致死，如王发，17岁，停学学生，1938年5月11日在中府巷20号被日军侮辱杀害；郑氏永，20岁，店员，1938年5月12日被日兵所见，招往不赴被枪杀；林凸，24岁，工人，1944年3月15日被日军拘至海军部轮奸致死。至于那些惨遭奸污却不敢发声的更不知有多少！

而在福州，更多的无辜女性惨遭不幸。第一次占领福州之初，日军规定每周三、周五为行乐日，可以散游街市寻欢作乐，并声言只要良家妇女不要娼妓。最令人发指的是在1941年六七月间，先后制造了北门九彩园命案与云步山蔡家命案两大惨案。

1941年6月17日，驻福州的一个日本军官追寻“花姑娘”而闯入北门九彩园陈椿家，逼迫时已69岁的中医师陈璇琨去找隔壁家的“花姑娘”，遭到老人的拒绝，日军兽性大发，挥刀劈死老人，勒死陈椿年仅8岁的儿子和10岁、12岁的女儿，还将陈妻捆绑后推到园中池塘，用石头、条凳猛砸陈妻，直至其昏死，年仅2岁的小女儿啼哭不已，竟被日军用布堵住嘴巴后塞进炭薪未尽的灶膛。陈妻苏醒后爬出池塘呼喊救命，得到邻里的救助后，母女二人才幸免于难。这就是当时惨绝人寰的“九彩园命案”。

同年7月21日，日军骑兵队数人闯入云步山蔡仁官家，欲强奸蔡妻，遭到了反抗，日军用电线将蔡妻和蔡母勒死，蔡在夺门逃命时被日军开枪打死，随后日军又将蔡子及其邻居灭口，共夺去了6条人命。

日军除了在福州等地建立慰安所外，甚至还劫掠福州妇女“援助”台湾。据当时新闻报道：1941年5月初，日军搜捕福州市内良家女子1000余人，以汽车押至南台，分载五船，开往口外，转登敌舰，驶往台湾岛及海南岛，供日军蹂躏。为免遭糟蹋，许多妇女在途中跳水自杀以表心志。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慰安所则是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中相对固定的强暴场所。如今，幸存者大都离世，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扩展，许多证物也逐渐消亡。如何保护所剩为数不多的现存物证，铭记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应是今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为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福建日报》（2022年3月29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