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奇

杨峻德原名克宽、占魁，又名适实，化名杨敏芝、杨文兆、杨振瞆、杨子实，福建建瓯吉阳镇人，1900年出生。父亲是位金银首饰打制匠，生二男二女，杨峻德排行第二。大哥自幼从父学艺，父兄终年勤苦，所得不足维持六口之家，生活至为清贫。

杨峻德少年时进私塾读书，立志走读书出仕道路，深得塾师陈老先生的赏识。1914年，在陈老先生的再三敦促下，一家人节衣缩食，送杨峻德到县城梨山小学报考高年级。当老师问他姓名时，他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端端正正地在报考簿上写上“杨占魁”三字。父亲在旁提醒他：“宽仔，你写错名字了！”陈老先生一旁捋须直笑：“他早就立志‘独占魁首’了！”果然不负师望，杨峻德勤学好问，聪明过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杨占魁”名噪全校。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废除民国国号，妄自称帝。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讨袁声浪也遍及建瓯山城。杨峻德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了反袁与抵制日货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意识到走读书出仕的道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大相径庭，他认为要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方能“克明峻德”，遂改名“峻德”，并时刻以此自勉自励。

次年杨峻德小学毕业，回家结婚。不久，父亲去世，全家除几件工具外，荡然四壁，夜无余粮。他痛惜父亲过早离开人世，又为父亲辛劳一生不得温饱而愤恨不平，发誓要“扫清人间不平事”。大哥理解他的抱负。决心承担全家生活重担，支持弟弟继续求学。

1919年6月，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建瓯。以省立第五中学（即建瓯中学)为主体的“建瓯县学生联合会”迅即成立。杨峻德正在五中读书，因他平日为人诚实，团结同学，关心时局，敢说敢为，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便被推为县学联领导人。杨峻德高举“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旗帜，率领学生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散发传单，号召人民群众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学联还组织了文艺宣传演讲队、日货检查队，深入街巷，宣传救国，查禁日货。杨峻德带头上街演讲，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与北洋政府卖国的罪行，揭露奸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摧残民族工业的不法行径，听众无不为之激愤。城里有一家资本雄厚的商店老板，串通贪官污吏，收买流氓打手，公然拒绝学生检查日货。杨峻德闻讯赶到现场，率领学生与群众将这家商店捣毁。学联文艺宣传队编演的节目，多以贪官污吏为鞭挞对象，经常遭到当局的阻挠、破坏与恐吓，但杨峻德泰然处之，继续领导学生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爱国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使杨峻德心胸开阔，视野扩大，他看到了文化宣传的作用与群众的力量，对新文化发祥地的北京产生了由衷的仰慕之情。1921年，他结束了中学学业，决心到北京求学，寻求革命真理。同学们素知他家境贫寒，有的热心鼓励、解囊相助，有的婉劝他谋个职业，安分过日子。他把决定告诉大哥，大哥也畏难地低下头。他诚挚地对大哥说：“这些年大哥为我受苦受累，兄弟一辈子不会忘记。但想到父亲的一生，苦日子何时才能到头！眼前要有别的路走，兄弟决不上北京。”最后，亲友们为他凑集了路费。到了北京，杨峻德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

在北京，他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为了不再给亲友增添负担，他只得打点短工，勉强维持一日两餐的粗茶淡饭。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后来在一位建宁会馆看门老人的帮助下，他包揽了一处低级司法机关的誊写活计，生活才较为安定，得以集中精力投入紧张的学习与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探求中。求学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在他们的热心指导与启迪下，杨峻德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进而确定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与志向。

1923年2月，发生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军阀孙传芳、周荫人率军入闽，福建局势严峻。杨峻德对此义愤填膺，寝食不安。是年暑假期间，他四处奔波，往返京、汉、沪之间，串联闽北各地在外求学的青年，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闽北“举凡教育事业政治经济等等”无一不破产的状况，指出其原因无不与“社会之废颓、文化之闭塞”以及“政局变动”有关，主张“从文化宣传着手”，“打倒一切恶势力”，“改造社会”。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断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寄回家乡，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向认准的目标共同前进奋斗”。

1926年夏，杨峻德大学毕业。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广东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杨峻德受党组织委派，和葛越溪等人回到建瓯开展革命活动。

早在1924年，孙传芳、周荫人发动驱逐王永泉事变后，福建为周荫人所统治。建瓯知事（县长）谭国政仗恃周荫人的支持，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建瓯人民恨之入骨。杨峻德等人回到建瓯后，迅即与中共福州市委取得联系。1926年7月，成立了中共建瓯支部，杨峻德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员全力以赴秘密发动工农群众，积极做好迎接北伐军入闽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准备工作。同时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心，迫使城防司令何黄昆就范，孤立了谭国政，为北伐军入瓯扫除了一大障碍。

1926年12月初，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由赣入闽，进驻建瓯。建瓯党支部派杨峻德到师部联系，争取六师对建瓯工农群众与党的工作的支持。杨峻德代表建瓯民众向六师政治部揭露县长谭国政横征暴敛、倒行逆施的罪行，提出免除苛捐杂税，严惩首恶谭国政等要求。师党代表肖劲光应人民所请，即日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帝国主义在瓯财产，解散反动武装，逮捕县长谭国政交由人民审判等重要决定与措施，同时对党支部的工作表示支持与肯定。谭国政本寄希望于何应钦，妄想投靠新主，继续作威作福，并为此积极活动，至此幻想破灭。地方黑暗势力闻讯收敛，不得不宣布易帜投降。

不日，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委员会（后改称县党部筹备处）成立，杨峻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委员会委员、筹备处主任。

新成立的工会带领工人开展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反动警察与粮胥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杨峻德以合法身份，到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同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大造革命舆论。这时，鼓楼前有位理发工会会员，因抗拒房东提高房租受到法院勒令搬迁的不公平处理，这位会员便到总工会求援。总工会发动100多名会员到法院说理，迫使法院认错。城关菜农平时上街卖菜，往往遭到警察的敲诈和阻拦，菜农敢怒不敢言。有一位菜农无事被警察殴打，县农会闻讯主动出面向警察局交涉，警察局长只好当众将打人的警察痛斥一番。杨峻德抓住这两件事，发动学生散发传单广为宣传。一时间轰动了全县，工会会员剧增到1000多名，城郊的东门、南门、豪栋、大州农协分会纷纷成立，东溪、小桥的农民也自行组织农会，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1927年4月3日，福州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爱国群众。建瓯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他们在何麓昆的支持下于4月18日召开“拥蒋护党”大会，祭起反革命的黑旗。福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建瓯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惊慌失措，借故逃离建瓯。杨峻德对此甚为气愤，毅然挑起重担，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为了壮大左派队伍，对付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他以合法名义把200多名在斗争中表现较好、思想左倾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同时介绍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定的青年杨则仕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他还深入到吉阳、上屯、水吉等地，发展农会会员，扩大农会组织，培养农会骨干，开展农民运动。

5月1日，为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鼓舞群众斗志，中共建瓯支部决定以国民党建瓯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在黄华山大较场召开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各群众团体高举旗帜，列队入场，革命情绪十分高昂。当杨峻德宣读了向福州发出的声讨右派叛变革命、反对南京政府成立的“快邮代电”后，全场高呼口号，气氛异常热烈。会后进行游行，县总工会还公开亮出“镰刀斧头”大红旗向反动派示威。

6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下令罢免了杨峻德的建瓯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职务，对杨峻德发展的200多名国民党员一律不予承认，同时派人到建瓯“清党”，通缉共产党员。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杨峻德大书“牺牲奋斗”四字，以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决定外出寻找中共上级组织，请示行动方向。临行前，他特意返回吉阳老家和妻子告别。当时其妻已怀孕6个月，苦苦挽留。杨说：“你我两家都是穷苦人，祖祖辈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现在去为穷人打天下，将来孩子长大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就不再受苦了。”他还交代说：“孩子出生后，若是男的，可取名‘宏农”，做农民也应有宏大的抱负，要是个女孩。也要好好养大，告诉她父辈的苦楚。”说完提起一小风灯，趁着月黑夜沉，连夜赶到丰乐，上了一条南下的小木船。此后，杨峻德再也没有回过家，和妻子的这次告别竟成了诀别。

1927年7月，党中央派陈昭礼到闽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接着，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和建瓯县委在建瓯成立。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闽北临委决定恢复和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组织革命武装，以暴动形式夺取政权。杨峻德受党派遣，回到闽北崇安，和徐履峻一起，在崇安发动农民群众，重建农会组织，策划武装暴动。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杨峻德对党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指示深刻领会、积极推行。他不辞劳苦，深入偏僻山区，宣传党的指示，组织农民抗租抗捐，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到年底，崇安党员由4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杨峻德活动的崇安上梅，也在此期间建立了党的支部。

12月，中共闽北、闽南两临委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报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翌年1月，杨峻德调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领导福州地区的革命斗争。

杨峻德到达福州时，福州党组织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他地，有的悲观失望，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党、团员由政变前的150多人剧减至约20人。在险恶的环境下，杨峻德炽热的革命情感和冷静沉着的工作作风给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在他的带动下，市委成员团结一致，群策群力，艰苦斗争，恢复和整顿党、团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基层，重建或健全工会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及开展各种合法的经济斗争。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党组织还在南台帮洲、仓山泛船浦建立工人运动据点，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有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实践经验的干部，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经过一系列努力，福州市委开始扭转了不利形势，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根据中共福建临委关于健全扩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抗租抗捐，镇压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由武装暴动转为游击战争，以至汇合为总暴动，以及闽海道应以福州为中心，向福宁府及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等地发展的指示，市委派出黄孝敏、郑乃之等同志，到古田、长乐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先后建立了玉田、桃源，凤岗、高湖、马鞍等党支部，开辟了许多新点。

杨峻德全局观念较强，十分重视借鉴各地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到福州工作后仍然和崇安、建瓯县委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期间，省委分配一位同志到市委工作，当他知道这位同志参加过闽西武装斗争后，便主持了一次闽西革命报告会，学习闽西斗争经验。他还和来听报告的崇安党组织的同志详细讨论了崇安武装暴动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后又派出干部支援崇安革命斗争。

192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杨峻德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不久，崇安农民暴动失利，县委书记徐履峻遇害，省委发出了《告崇安同志书》。为完成党中央所期望的在闽北创造红色区域的任务，省委派杨峻德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崇安指导工作。

杨峻德在崇安党员群众中原有很深的影响，和徐履峻、陈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得知徐履峻遇害后，他化悲痛为力量，迅即束装上路，于11月下旬几经辗转抵达崇安县境，与崇安县委接上关系。在他的主持与指导下，崇安县委认真总结了第一次暴动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脱产的农民武装“民众队”，筹建兵工厂自行制造武器，确定再次举行暴动，创造红色区域等一系列行动纲领与任务，产生了以陈耿为书记的新县委。

1929年1月18日，崇安县东、西、北部，浦城县的西部，建阳县的北部，江西铅山的南部，纵横100多里地的近万名农民、纸槽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揭竿而起，举行武装暴动。愤怒的群众高举红旗，手握鸟铳、梭镖、大刀和锄头，推翻了各乡村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民众局”为代表的各级政权机关，还发布了各种训令，号召群众开展平田废债运动。沉暗一时的武夷山区，到处红旗招展，欢声雷动。

2月13日，在杨峻德和陈耿领导下，又打响了围攻五夫的战斗。五夫是崇安东乡的重镇，守敌詹树政民团有数百之众。这里距暴动中心上梅仅30华里，如不扫除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威胁很大。为打下五夫，杨峻德和陈耿带领数倍于敌的起义农民，集中土枪土炮，分两路围攻。开始，战斗很顺利，守敌闻风潜逃；但起义军占领五夫后放松了警戒，潜逃之敌在建阳援军卢兴邦部的配合下，重新纠集起来向五夫反扑。起义军虽奋力抵抗，因武器粗劣，加之下雨火药尽湿，最后不得不撤出五夫。100多位民众队员为掩护大队撤退而壮烈牺牲。

起义军又一次失利的惨重教训，在党内引起了深刻的反省，同时也教育了起义的农民，使他们更加清醒地看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半点疏忽。为保有这支有生力量，起义军在杨峻德和陈耿的指挥下，迅速转入崇山峻岭之中，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上梅、吴三地和崇（安）浦（城）交界以黄龙岩为中心的三块游击根据地以及铅山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创建闽北革命根据地和闽北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9年9月，杨峻德由省委候补委员增补为省委委员，并担任省委秘书长，参与省委领导工作。

这一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入闽，打击和消灭了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直接推动了闽西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古田会议”，制订了建党和建立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福建省委于1930年2月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福建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和各种工作方针，通过了政治、组织、军事、农运、苏维埃等十项决定。大会还改选了省委领导机构，选出省委执行委员9人。杨峻德被选为省委执委，调任闽北特委书记。

杨峻德回到闽北时，闽北形势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建（瓯）松（溪）政（和）边区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在崇安，由各路工农红军整编的闽北红军独立团已经成立，不少乡村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色区域日益发展、巩固。杨峻德看到这一情况十分高兴，在全面检查过去的工作，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之后，领导闽北特委研究决定，加速苏维埃政权建设步伐，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推进苏区经济建设。为取得经验，特委先在白水、上梅搞试点，然后推广。短时间内，先后建立了200多个乡苏和区苏，土地革命运动也在各地迅速展开。苏区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个个笑逐颜开，积极支持革命。

5月1日，闽北特委在上梅领导召开了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北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人民、土地、军事、裁判、经济、财政、文化等7个委员会，制订与颁布了土地法和其他革命法令。赤卫队、武装少先队、儿童团、反帝大同盟、妇女解放委员会、雇农工会、互济会等革命团体也先后成立。

为了帮助苏区农民发展经济，土改后的各区乡还组织起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此外，中共闽北特委还领导着包括江西上饶、铅山、广丰南部等地红色区域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文化建设。

7月，福建省委巡视员邱泮林到崇安传达党中央关于将闽北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调闽北红军前往赣东北同那里的红军组编为红十军的命令，引起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在此情况下，杨峻德首先明确表态服从中央命令，教育党员干部从大局出发，认真做好交接工作。

8月1日，闽北党组织发动根据地四五万群众，举行空前规模的武装大示威，以严厉的革命手段，镇压了一批血债累累的土豪恶霸，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继而指令独立团主动出击，攻克兴田，并歼灭了企图袭击闽北红军独立团的后方基地、切断红军归路的大部敌人。由于这些行动迅猛有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鼓舞群众斗志、震慑敌人的作用，保障了根据地在交接期间的安全。

不久，闽北红军开赴赣东北。杨峻德同时起程赴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后，1930年11月24日，福建省委宣布解散总行委，恢复党、团、工会原有组织系统活动。杨峻德到达省委驻地，适省委开会作出这一决定。省委在听取了闽北的工作汇报后，对闽北党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决定留杨峻德在省委，任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杨峻德再度担任省委领导职务后，工作一如往常，在险恶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漳、泉、厦之间，指导福建白区革命斗争。

1931年3月25日，杨峻德在去厦门市郊区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常委会的路上，被敌特跟踪逮捕。由于叛徒出卖，这天，设在鼓浪屿的省委秘密机关也被敌人破坏，省委代理宣传部长李国珍等五人被捕。

杨峻德被捕后，关在敌漳厦海军司令部监狱。起初，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宣传小册子一本，只把他当作一般涉嫌份子进行审讯，追查小册子的来历。杨峻德称自己是个失业者，小册子是公园里拣到的。敌人半信半疑，审讯无法继续。但杨峻德对此丝毫不抱幻想，他常说：“革命就不怕牺牲！”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准备为捍卫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献身。

不久，敌人查悉了杨峻德的身份，欢欣若狂。他们认为只要撬开这位“共党大官”的嘴，便能轻而易举地破获福建省委，甚至破坏全省党的地下组织，于是张牙舞爪，对杨峻德轮番进行审讯。他们问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发动群众推翻国民党政府。面对凶残的敌人，杨峻德镇定自若，回答直截了当。他说：“近鉴我国政治不良，失业人多，故决定加入共产党，领导贫民作共产奋斗。”敌人要他供出福建省委组织人员名单，他报以鄙视的目光，用冷静而讥讽的口吻说：“机关组织秘密，同是党员，非有秘密关系，均不能认识。我既被捕，有（罪）尽我一人承担！”敌人暴跳如雷，对其施以酷刑。杨峻德坚贞不屈，不肯吐露半点机密。敌人又以死刑来威胁他，他严厉警告反动派：“（你们）任意屠杀也杀不了！既（继）我而起者，尚复大有其人！现我应如何处决，请从速就是！”在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面前，敌人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南京最高当局并不死心。他们秘密把杨峻德押到南京，施展种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迫其就范。但是，他们失败了，金钱、高官、刑具统统失去了作用。同年5月23日，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将杨峻德押到雨花台刑场。枪声响了！烈士倒下去了，这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同志，保护了党，实践了他那“牺牲奋斗”的崇高誓言。

（摘自《福建英烈传略》福建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