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娟月

吴源生，原名韵思，又作问思，并用过大风、陈乞、达峰等名。191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玉塘村。父亲是前福建师范学院吴启瑶教授，早年留日，画艺高超。母亲何啸湖也是教育工作者。吴源生7岁时随父母到福州，进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毕业后，进省立福州第一中学。他秉性谦虚温顺，读书好学敏求，成绩优良，被编在汉、英、算成绩突出的32班。他还博览群书，涉猎不少文学作品。他先前曾精心研读左联文学作品，勾线画圈，重重叠叠，用蝇头小字写下杂记、感想。后又潜心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划出要点，联系实际，每有领悟，常喜不自禁。1932年，他加入了白杨社，同时加入共青团。白杨社是当时党的外围组织，以文艺团体名义推动反蒋抗日工作。

从此后，吴源生激情满怀，精神焕发，成了党的宣传员，开始写诗作文，讴歌革命，并向进步报刊投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惧怕革命力量，不久，福州的党组织遭破坏，白杨社等抗日组织也被解散。1934年他返回福清，在小学任教，暂作转移，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聚集力量。他天天清晨练武术，常与邻居少年斗力。他深入群众，一有机会便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935年他到福州一中高中部学习。这时他的好友孙克骥、王一平等组织的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的左派青年组织）和另一类似组织大众社合并为福州青年大众社，成为闽中特委的外围组织。吴源生被孙克骥介绍入社。他们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彼此亲密无间。红军到达陕北后，又赴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受此影响，吴源生、孙克骥2人豪情满怀，于1936年奔赴上海，参加了中国青年抗日义勇军。

这时，两广军阀因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矛盾越发尖锐化，便以“抗日教国”为口号，发动“六一”倒蒋运动，党遂派孙大光带领抗日义勇军到香港，然后由吴源生和另一青年代表义勇军入桂谈判，商洽这批青年入桂抗日活动问题。就在这时，吴源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沉稳踏实的风度，蓬勃旺盛的精力，条分缕析、明白晓畅地阐明了党的政策和策略，在许多当时与他接触到的进步人士、青年军官、艺术院的学员中留下极好的印象，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工作。可是至8月间，蒋介石分化瓦解了两广军队，余汉谋被收买，倒蒋运动失败了。李宗仁等只好送吴源生等人出桂，临别饯行，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吴源生他们又接受新的任务，各自回福建寻找闽北、闽东游击队。孙克骥到闽北，吴源生和林白（原来也是大众社的成员）到闽东找叶飞。1937年，闽中特委遭破坏后，吴源生奔赴香港，以党员身份参加港地党训班。在这儿，他认识了张云逸。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为代表来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吴源生、孙克骥随行，并担任向导。到了福建，孙克骥转入闽东苏区；吴源生任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秘书，在新四军驻榕办事处工作。

1938年春，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该支队的司令员，吴源生任司令部秘书。不久，吴源生调军部搞宣传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分配他去白区工作。离开军部后，吴源生自汉口出发，经武汉到麻城、经扶，转入河南潢川，最后到安徽的金家寨。

同年冬，吴源生到达安徽亳县，与驻涡阳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取得联系，随后被分配从事争取会道门的工作。当时争取的对象是皖豫一带农民抗暴斗争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吴源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争取这些群众组织，使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主动组成向导队、侦察队、锄奸队，有的还积极参战，沉重打击敌人。

不久，吴源生又离开亳县到金寨县，在大别山区革命刊物《中原》月刊任编辑，旋又接任月刊主编。他曾在《中原》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综合介绍国内外形势，分析大别山区游击战斗情况，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对问题的洞察力。稍后，主持抗日的安徽省主席廖磊死了，继任皖省主席的是顽固派李品仙，全省顽固势力猖獗。吴源生打入皖南反动政府举办的党政军干部训练班，担任少校指导员，巧妙地通过李品仙的多年旧部陈敢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不断发表进步言论和文章。这期问，他也给福清的《原野》供稿，分别在1940、1941年发表，计有《反汉奸的汉奸儿子》《苏联会不会不顾中国友谊》《闽江口以北的行进》等3篇。他热情洋溢地赞场在北平牺牲的青年游击队员，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大汉奸的儿子，但能深明大义，不为利诱，欣然献身革命；对苏联友谊的分析，则婉转地点出当时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着重阐明中国抗日对苏联的重要意义，从而论断苏联对中国革命会支持到底。

国民党赏识他的才干，阴谋拉拢利用他。李品仙在个别召见高级长官时，也召见吴源生，征求他对时局及各党派关系的看法。之后，皖省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也召见他。不久，他被召任党政分会干事。10天后，情况突起变化，下午3时许，该会秘书长张岳灵派人送便条约他谈话。他自知情势严重，把手枪、行李交与同乡俞步骥。果然，当夜顽固派当局在逼迫吴源生无效后将其押往大别山洪家湾集中营。

洪家湾集中营位于金寨县史河北岸。在这黑暗的角落里，他被囚禁在一号囚房里。一间长不满1丈5尺、宽不到8尺的小房间，除了放置一个粪桶外，还关上十几个人。上漏下湿，阴冷恶臭，晚上只能侧身挤在霉烂杂草上睡。在魔窟里，顽固派分子动用一切来折磨他，什么竹筷夹指头、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灌辣椒汤、上电刑……无所不用其极。痛苦的折磨使他倍加坚强，没有眼泪更没有悲伤。他对同狱难友关怀鼓励，还教小难友学英语。他用自己的品德感染周围难友。黑牢里的囚粮定量本来就很少，加上层层克扣，供应更为不足，饥饿常是难挨的折磨。为了照顾几位年龄较大的难友，他常让别人先吃，自己最后吃点又冷又稀的剩饭。见到新来的难友无处安插，他自己缩向墙角腾出地方给他们。

一号囚房的难友中，吴源生最常被传讯，一去不久就传来电刑机的嗡嗡声响，大家都心痛欲裂，见他回到牢房面如死灰半晌无语，满室相顾黯然。

一个夜晚，几个特务把他带到审讯科，科长徐步佯作和悦状，劝他说：“你聪明年轻，离乡背井，父母挂念，还未结婚，来日方长，何必自甘受苦，不吐真言。我是过来人，今日不讲政治，仅以私人感情劝你郑重考虑，是醒悟起来或是执迷不悟，一切都在今晚决定。”他不为所动。奸滑的特务毫无所得，气急败坏，将他带到山边灌木丛旁，限令5分钟内交代。之后在他脑后发枪，致使他昏迷过去。醒来后，如做一场恶梦，耳聋达一整周。

洪家湾集中营施用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有些人投降变节，可吴源生每每在奄奄一息回到牢房，同狱的年轻人都相信他是一般的思想倾向问题，实在是无可供认的。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道他真是共产党员时，他们非常惊讶，为他那顽强的精神、伟大的党性所折服。

蒋介石内部矛盾重重，党组织利用这机会通过在桂系军、政机构工作的进步人员，陆续营救黑牢里的同志，许多同志获释出狱。吴源生自知顽军咬住他不放，出狱绝不可能，就把《从生产组织科学化到生产技术现代化》手稿托出狱的难友带出，后来在《中原》月刊发表。1941年九、十月间，吴源生终被残杀，时年24岁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