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哲

葡萄牙人伯来拉著《中国报道》一开头即提及福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福州成为中国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于1844年6月来到福州，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驻福州领事。晚清时期先后有16个国家在福州仓前山一带设立领事馆，形成了福州的领事区。

　　领事是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概念，是指由一国政府派驻对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在一定区域内保护本国及其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政府代表。在领事制度确立之前，早在大航海时代，海洋强国西班牙、荷兰曾先后派出外交使团来到福州，最终荷兰在福州设立了常驻的官方代表。荷兰驻福州代表的职务虽没有领事之名实际上却履行了类似领事的职责。从时间上来看，荷兰派出驻福州代表的时间比英国驻福州领事早了近200年。

　　关押在福州监狱的葡萄牙战俘

　　葡萄牙人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15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开始大幅增加。在这波东西方交流的浪潮中，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活动虽然并未以福州为重点，却戏剧性地在福州留下了重要印记。梳理西方国家在福州活动的历史脉络，有必要论及葡萄牙。

　　葡萄牙人于1514年开始频繁来到广东沿海，并千方百计试图在澳门取得居留权。此外还派出船只在福建、浙江沿海骚扰，一度在宁波双屿和漳州浯屿取得据点，开展了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那时，明政府正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在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的率领下，浙江、福建地方政府对葡萄牙人进行了武力驱逐。1549年，在福建诏安走马溪一役中，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杀死和俘获葡萄牙人及其随从（包括中国海盗）数百人，约30名葡萄牙人成为俘虏。

　　葡萄牙人被俘后，被押送至省城福州进行关押。原本等待葡萄牙人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到了福州，俘虏们的命运突然有了重大转变。朱纨的政敌认为，葡萄牙人并未犯下严重罪行，此前大量杀害葡萄牙人及其中国随从的行为属于滥杀无辜，并由此对朱纨进行了弹劾。朝廷随后派出钦差大臣到福州对葡萄牙人进行审讯，并到葡萄牙人曾经开展贸易活动的厦门湾地区进行调查。审讯和调查结果发现葡萄牙人虽有非法贸易的行为，但并未犯下足以致死的罪行。朝廷对朱纨等人进行了严厉惩处，最终朱纨选择了自杀。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虽然仍是俘虏之身，但已被洗去多数罪名，钦差大臣交代福建地方官员要保证葡萄牙俘虏的待遇，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于是，除了在监狱里面的日子，葡萄牙人有了多次外出的机会。福州当地官员对外国人的到来显得十分好奇，经常带他们到自己家中进行交流，交流的话题包括中西文化的方方面面。葡萄牙人还有机会对福州城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留下了当时关于福州城市面貌的珍贵记录。

　　葡萄牙人在福州关押时间达1年多之久，最后被流放至广西。他们在福州的经历虽然充满戏剧性，事实上却成为第一批在福州长住的葡萄牙人。其中一名亲历者盖略特·伯来拉将其在中国的经历记录下来，随后以《中国报道》为名在欧洲得到出版发行。《中国报道》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将福州这座城市向西方进行了介绍，在福州的对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来榕的西班牙外交使团

　　西班牙是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亚洲大部分地区被划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但西班牙并未放弃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于1565年全面占领了菲律宾。

　　菲律宾濒临南海，与福建距离较近，历史上与福建联系紧密。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了从菲律宾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尔普尔科的跨太平洋贸易航线，其中的关键在于获得足够丰富的中国商品。但明政府严格禁止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西班牙人始终无法来到中国。

　　恰在此时，中国与西班牙之间出现了一个合作的契机。海盗林凤集团日益壮大，其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南沿海一直延伸至菲律宾，对双方均构成巨大威胁。1575年，林凤集团在菲律宾沿海被西班牙军队所围困，福建巡抚得到消息立即派遣把总王望高率军前往菲律宾，希望与西班牙军队开展对林凤集团的联合作战。西班牙菲律宾总督拉维扎列斯热情款待了他们，答应双方一起合作生擒林凤。为此，中国方面同意西班牙派出外交使节前往福建商谈双方进一步合作事宜。

　　西班牙随即派出由马丁·德·拉达为团长的外交使团前往福州。外交使团的主要任务一是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并取得通商港口，二是传播天主教。拉达一行于1575年6月12日从马尼拉坐船出发，7月5日抵达厦门，随后经过泉州等地，于7月17日抵达福州。

　　福建巡抚刘尧诲对西班牙使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于19日举行隆重的宴会款待使团。但是，对于与对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刘尧诲并不感兴趣。他收下了由使团带来的西班牙菲律宾当局的函件，并要求使团呈上一份陈情书，对所需要解决的事项通过书面形式写清楚。在陈情书中，使团说明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传播天主教，同时表示要传播天主教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和习惯，所以使团请求在福州长住。

　　无论是对于使团的陈情书还是菲律宾当局的函件，刘尧诲均表示对此无权作出决定，必须将这些事项禀报皇帝才能进行处置。拉达一行随即在福州住下。不久之后，福建地方政府告诉他们不可能一直留在福州等待皇帝的批准，准备将使团打发走。刘尧诲还表示，如果皇帝批准他们来中国传播天主教，将会派船到马尼拉迎接。

　　拉达一行于8月22日离开福州，共在福州居住了30多天。在此期间，拉达是以西班牙外交使团团长的身份驻留福州，虽然使团的一系列请求未得到答复，但这次福州之行仍然是中西交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荷兰访华使团从福州出发的绘画。图片来源于荷兰汉学家包乐史著《中荷交往史》。

　　荷兰在福州

　　设置负责贸易的机构

　　与葡萄牙、西班牙相比，荷兰人在亚洲虽然晚来一步，但后来居上。1602年，由荷兰议会主导，将多家从事东方贸易的公司进行合并，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被荷兰议会授予在好望角与麦哲伦海峡之间广大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并拥有行政管理权、对外缔约权甚至宣战权。东印度公司势力迅速扩大，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对葡、西两国的优势地位，随即北上中国、日本，建立了东亚、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贸易网络。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22年强占澎湖，要求明政府同意将澎湖作为双方通商的基地，并派出代表雷理生一行到福州与福建巡抚商周祚谈判。商周祚强调，澎湖为中国固有之领土，坚决要求荷兰人退出澎湖。对此荷兰人对此曾一度答应，但之后又久久不愿离去。继任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则采取武力逼迫政策，调集大军前往澎湖，荷兰人心生畏惧选择离开，随后占据了台湾。

　　与西班牙不同之处在于，荷兰对于与中国通商一事锲而不舍反复叩关，即使遭遇明清易代也没有放弃。1662年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台湾，而仍然奉明朝为正朔的郑氏集团正是清政府继续征伐的对象。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荷兰与清政府选择了结盟。

　　1662年8月，荷兰派出一支大型的访华使团由福州登陆。使团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军司令巴沙萨拉·博尔特率领，包括9艘战舰、4艘装备轻型武器的商船，700多名水手、500多名士兵。巴沙萨拉·博尔特拜会了时驻福州的靖南王耿继茂等人。双方在福州就合作细节进行了谈判，中方允许荷兰人出售舰队所带货物并授予两年贸易一次的“特权”，但对自由贸易等请求置之不理。双方对于联合攻打郑氏集团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博尔特一行只得于1663年3月由福州返回巴达维亚。

　　1663年至1664年，荷兰继续两次派出由巴沙萨拉·博尔特为首的使团抵达福州寻求合作。双方的合作有所突破，展开了对郑氏集团的联合作战，并攻占了厦门和金门，荷方带来的货物也被获准出售。中荷两国的交往随之迎来一段高潮。1666年、1678年、1679年、1685年，荷兰连续派出访华使团前往福州，寻求与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其中1666年和1685年的使团均在福州登陆，并由福建地方政府按照贡使的身份进行接待，沿路护送其进京面见清帝。

　　在这段中荷交往的高潮中，访华使团中的部分荷兰人在福州住下，其通过福建官员指定的代理商将带来的商品进行售卖，同时购进生丝等中国产品。正因为荷兰人在福州的活动日益扩大，荷兰人一度在福州设置了负责贸易的常设机构和工作人员。

　　第一个西方国家驻福州代表

　　1662年8月，荷兰派出的访华使团是由海军司令巴沙萨拉·博尔特所率领，中方史料称其为“出海王”，无论是靖南王耿继茂还是福建总督李率泰均认为其为荷兰方面最高代表。问题在于博尔特在福州只居住了几个月即返回巴达维亚。更重要的是，荷兰方面安排了一位重要人物常驻福州，负责处理中荷两国之间的贸易事务。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满文密档中，福建总督李率泰于1663年9月呈清帝奏折提到：博尔特于日前再次来到闽安镇，请求闽安镇总兵“遣我户部官丹镇老磨回到夹板船，以便叙说离别之情”。无独有偶，据荷兰国家档案馆馆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在1663年春天舰队离开之后，留在福州的荷兰人在Constan?tin Nobel的带领之下，与在福州的神父们至少见了五次面。丹镇老磨即Constantin Nobel（又译康斯坦丁·诺贝尔），只是中文的译法不同。美国著名汉学家卫思韩则在《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中直接称诺贝尔为荷兰驻福州代表。

　　查阅诺贝尔个人资料，诺贝尔于1650年入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公司连续工作多年，1661年被任命为台湾书记，1663年被任命为商务员（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外负责贸易事务的专门职务）。到1665年，随着博尔特不再前往中国，诺贝尔开始全权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事务。

　　1665年夏，陆续有4艘荷兰商船来到福州，诺贝尔与耿继茂、李率泰等人多次接触，请求销售商船带来的货物，并强调荷兰此前派出舰队援助清军攻打郑氏集团有功在先，清廷也曾允许荷兰两年贸易一次。为此，李率泰多次向清帝上奏折，询问荷兰货物是否能在福州售卖，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拟派该总督、巡抚属下妥员前去验看货物以准贸易”。正因为对中国事务十分熟悉，诺贝尔于1666年被委任为荷兰访华团副使，于次年前往北京并觐见了清帝。

　　综合《巴达维亚城日记》《清实录》等中荷两国史料记载，从1662年8月首次抵达福州，至1667年1月从福州前往北京，商务员诺贝尔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华贸易事务的代表，以福州为常驻地达4年多之久。从福州对外交流史上看，荷兰是第一个在福州派驻官方代表的西方国家，诺贝尔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个常驻福州的官方代表。

　　《福州晚报》（2022年9月28日、10月3日 A15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