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共学书院建筑示意图。

岳和声《共学书院志》书影。

　　“万派汇区中，共教着眼观沧海；千峰罗户外，一任摳衣陟泰山。”——岳和声题福州共学书院。

　　《礼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发展教育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古代教育机构除府、州、县学外，还有书院。历史文化名城福州诚可谓文献大邦，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令人遥想、赞叹。这方土地曾经庠序遍布山野街巷，城内外大小书院星罗棋布。摊开一张纸，可书写出一份清单，如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勉斋、高峰……这些书院耳熟能详。

　　关于福州书院的教学成就，它的历史文化，在此不需多着笔墨。几位闽籍历史人物的为学、教育事迹，或能描摹出书院“脸面”——朱熹、黄榦、林则徐、梁章钜、陈宝琛、陈寿祺……在琅琅书声中，寄寓了古代士子的家国情怀。书院学子课读儒家经典，将经文章句烂熟于胸，为了做好“制艺”，以“学优登仕”；同时，也在名师宿儒的授业解惑中，衍生“经世致用”的学问。

　　（一）

　　明代，福州有共学书院，位于省垣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鼓楼。随着历史演进，这座城也不断拓展，经历翻天覆地变化。过往岁月多成云烟，古云“千年田换八百主”，共学书院建筑早已无踪，不见零星遗存，甚至也无人去追溯它的前世今生。研究福州书院文化，共学书院历史亟待探索，其重要性至少有三点:

　　首先，它是明代福州最重要的书院之一，建筑规模较大，规制也较为完整，曾集八闽诸生“横经较艺”，创省城书院制度之先。故需先挖掘这段教育事迹，才能更好地梳理福州书院文化乃至教育发展脉络。其次，深入理解共学书院的“讲会”传统，可促进福州书院品牌打造。最后，传世的《共学书院志》，是国内存数不多的明代书院志，也是福州地区现存最早的书院志，因为它的存在，使得讲述“共学”故事成为可能。

　　谨据王应山《闽都记》、乾隆《福州府志》、郑祖庚《闽县乡土志》、周学曾《晋江县志》、林枫《榕城考古略》、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岳和声《共学书院志》等书记载，以钩沉这段历史。

　　元代末年，大江南北战乱频仍，宋元以来多数书院难逃兵燹，教育事业也陷于低谷。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巡抚许孚远、提学副使徐即登“议创书院”，就怀安县学学宫建筑改为书院，时有号舍百余间，此即“共学书院”诞生之日。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提学副使岳和声拓充书院建筑，规制焕然一新；康熙年间科考兴盛，“每科应试，多至万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总督王安国、巡抚金鋐改旧制而新之。四十一年（1702年），巡抚李斯义组织拓建贡院，增号舍千余楹，同时修葺共学书院以课士。

　　自鳌峰书院建立，共学书院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闽中鳌峰书院，创自仪封张清恪公。清恪以理学名世，其抚闽也，以共学书院课文，而以鳌峰修书讲学，若上下庠然。既而清恪去，共学又废，于是学者皆入鳌峰，而昔之修书讲学者，亦变而课文矣。”这话是后来游光绎编《鳌峰书院志》时闽浙总督阿林保（字雨窗）所作的序言。共学书院的命运，正如这样，而“共学又废”四字似乎已经对其后的事件作了交待。

　　（二）

　　共学书院中有朱子祠、道南翼统祠、文昌阁、怀德祠、观生堂、时习堂、求我轩、崇德祠、报功祠等建筑，颇具规模。这里不能不提及福建的几位官员，他们都曾致力于书院建设，如福建巡抚许孚远，提学副使徐即登、池儆炌、饶景晖，提学佥事熊尚文等人。在多位学官中，不得不先说岳和声。

　　岳和声（1569-1630年），字之律，号石梁，系南宋著名军事家岳飞后裔。其人为官政声颇著，在汝阳县令任上筑堤防洪，人称“岳公堤”；在山东东昌时，重视教育，建立“摄城书院”；官事闲暇，著述不辍；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奉玺书，视闽学政”。此时的共学书院已走过二十余年路程，然而发展并没有那么顺利。这座书院虽然屡有修缮，但由于官府重视不够，地方上文化自觉不强，所以导致“劣生豪家，取相侵贩”。久而久之，书院堂舍“蛇鼠盘据”“鸡犬纵横”，一任风雨飘摇，渐至倾颓。正如翁正春《重建共学书院记》所载：“规稍湮，屋稍圮，基稍侵于豪右，号舍稍以私相贸易，几失旧贯。”

　　于是，复兴书院教育的使命，遂落到这位主管福建一省学政的官员身上。

　　明中叶后，“士风日陋”，王阳明等提出的“心学”是一场震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各地书院争相仿效，讲会风气盛行。

　　书院讲会制度正式确立于明朝。其由山长或博学者主讲一段经义后，学生自由讨论，互相切磋琢磨，后以茶点、宴饮歇会。历史上的书院各具特色，明代书院讲会盛行，既是书院的教学活动，也可视为学术交流。讲会，成为明代书院的一个特点，也是当时书院的主要教育方式。当时绝大多数的书院讲究“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岳和声为共学书院制定“会规”，以严明制度。或许他不会想到，这一纸文会竟成为一张“旧照”，使后来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讲会”情形。

　　共学书院每年春秋两次大会，春季在三月三，秋季在九月九，为期三天。每月有小会，分别在初二、十六。冬夏祁寒酷暑，相应辍会。大会聘请名师宿儒主教，发明学术宗旨，同时检查生徒对四书五经内容理解。会规中还对座次、仪节及“会讲”内容都做了规定。所谓“不知礼，无以立”，这样的制度是礼的内容之一。如今几百年过去，今天的“读书会”“讲座”“学术研讨会”中仍可觅见当年影子。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董应举曾经写过一篇《共学书院记》。“记文”锋芒锐利，笔端流露儒家本色。他以古喻今，将古今对举连言，直斥“时弊”，批评当时社会学风。他认为，“古人之学虽精微，而用功则甚切”“古之学未行之，耻言之；今之学，不耻不行，而耻不言”，分析出“古今”学风不同，是在于为学初心不同。他希望通过书院学习，从生活中体味圣贤之道，做到“知行合一”，功在日用之间。或许这篇文即其在讲会中所整理出来的文章，故列此待考。学术与人心是当时社会的重要“课题”。由儒家学问到道德仁心，再到社会风俗，这一连环的关键，也是历代有识者所终身致力或思考的问题。《论语》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了解共学书院的历史，对此不得不令人长思。

　　“言畏圣人，未许翻澜口角；儒为君子，应须撑住脚跟。”这是书院观生堂的一副对联，从中可以想见岳和声对书院学子的拳拳之心。此正如当年状元翁正春所言：“考亭以紫阳重，则共学之院不以先生重而谁重？又不以先生功而谁功？”翁正春与岳和声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式，后二人又“有共事之雅”，翁知其为人处世，所议论可谓肯切。他还给书院颁布了一系列规约，其中就有《广小学约》。文中提到了古人为学次序及学问与人生的关系：“每日讲解《孝经》、《小学》一二章，使人人知有怀罔极为天经地义之大，而下至洒扫应对，温定唯诺之节，无不日用饮食，乐而安焉。及长而和顺性成，干犯凌逆，不动于虑，一切非为自然衰息。由此入大学，复先力行后文艺，以教化之。进而取科第，不徒为应制之举子，退而守学宫，居然为循理之愿士，其下而为农工商贾，必不为扦罔之僇民，家孝子，人悌弟，所在敦本务实，毋轻试于法。”

　　（三）

　　共学书院系明代官办书院，面向全省招生，史载“召八郡名士，肄业其中”。这种招生情况与办学规模，可视为清初“省会书院”制度萌芽，也可见它的历史地位。翁正春《重建共学书院记》中称：“不腆闽服三山都会，而书院阙如，何以示观。”这并不是说当时福州没有书院，而是说没有一个大书院，有了共学可以广聚俊彦，风化社会，转变一地学风。

　　明代，城乡区各地都设社学，以教养蒙童。朝廷再将之纳入官学体系，各府州县五十家设一社学。《小学》《孝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即古代学生教材，从中可知，共学书院对福州当地的社学、私塾等基础教育机构也造成一定影响。

　　岳和声后来还主持修纂《共学书院志》，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坚持书院教育的决心。后来离开书院时，他写下《留别书院诸生》诗，临别不忘教诲：

　　尼山木铎振千春，试与观生意自亲。

　　点瑟游刀从此得，闻樨击竹未为真。

　　寻常一听江河沛，混沌重开日月新。

　　努力今朝同荐取，莫教立雪负先民。

　　清代的共学书院山长有郑定谋、刘兆基、吴道坤、周国祥、陈殷荐、罗天与等人。郑定谋，字公麟，康熙二十年（1681年）举人，授闽县教谕。张伯行抚闽时曾请他在鳌峰书院纂辑诸书，后被延请为共学书院山长。刘兆基 ，字开周，举人，曾任教谕；解组归田后主持共学书院，造就学者甚众。康熙年间的院长，还有吴道坤、周国祥、陈殷荐、罗天与等人。书院在春秋两会中延请境外名师讲学，平时则请学问广博、品行优良者以教导诸生。古代书院造就人才。这些人才的功业与行事追根溯源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

　　书院收藏有经史学文献典籍以供生徒借阅、浏览，经学方面有“十三经注疏”，史学部分有“二十一史”相关著作，另外还有数种儒家先贤文集。这些书不论对于当时书院诸生，还是今天的学子，或是每一位读书人都是“开卷有益”的，应当对之有所了解。因为这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读古书，研习“国学”，不单是一门学问、一个专业，也是国人的历史素养和情怀。

　　事物皆历经变革。当时福州城的许多书院久废，而清末，共学书院也大半芜削。据有关资料考证，其原址在西湖之滨余府巷。

　　《福州晚报》（2022年11月25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