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安榕

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严复铜身立像。林双伟　摄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县人，晚年定居福州郎官巷，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清同治十年（1871年），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随舰练习。清光绪三年（1877年）赴英国留学。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名著，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激发国人奋发图强，被推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严复著有《严几道文集》，以政论散文闻名于世。但他在美学、翻译等领域也有杰出的贡献，因为宣传不够，却少有人知。

　　本文就严复“反传统、倡新学”的主张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活动，阐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反传统、主变革的思想根源

　　严复于1877年由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当时的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英国的三年里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就读，所学的功课是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域公法及枪炮营垒等。但他不仅仅把时间和精力完全放在学习功课上，还留意观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阅读英法资产阶级学者亚丹斯密、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常入法庭、观其听狱”，把英国司法部门规定的有“辩护律师”“公听之助理”，在开庭审案时可当众展开辩论，然后才作出判决等法律程序，看成是英国及欧州国家“富强”的原因。这对身处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他，产生很大的思想震动。

　　1879年，严复自英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又调至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和总办（校长）。但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把持下，“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严复《与堂第观兰书》）。因此，严复虽在这个学堂任职二十年，却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觉得十分苦闷。他曾在《送陈彤卣归闽》一诗中感叹道：“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严复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一战即溃的现实，对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益强盛的事实，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这种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和前途命远的言论，自然不受李鸿章等人的欢迎。严复想在北洋水师学堂发展的希望破灭，于是就想通过科举来寻求出路，但自33岁至41岁，四次乡试均未考中。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严复又一次亲眼目睹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竟被一个“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危机的现实，既粉碎了洋务派妄图借助西方物质技术巩固封建统治的美梦，也激励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要“变法”，要“图强”，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当时，年已41岁的严复虽身在北洋水师学堂，心里却在思考着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与途径。他凭着一腔爱国热情，用所学到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执笔为文，在1895年的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沦》《辟韩》等轰动一时的文章。这些战斗檄文，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他笔带感情，中西对照，新旧比较，反复申述，夹以比喻，间以问答，骈散合一，以散为主，震撼人心。其中心思想是：只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能谈政治改革。

　　办报刊、译名著的目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严复于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其目的是“通上下之情”和“通中外之情”，以加速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相互沟通，同时也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开辟一个舆论阵地，倡导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和“科学”，保种图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国闻报》创办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但清政府腐败无能，驻守胶州湾的清朝官兵不做任何抵抗，便拱手让地。严复见此十分愤慨，奋笔疾书，写下了《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严厉谴责德国侵占胶州湾是“盗贼野蛮”的行为，抨击了清廷文武官员不战而退的无耻行径，表达了他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这一时期，严复还用讽刺手法写下《道学外传》，形象地刻画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只知道做八股文而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丑恶面貌。他还和夏曾佑合作《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倡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的观点，强调小说在启迪民智上的作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较早的专论小说的文章。

　　严复著文追求“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他直抒胸臆，“就吾见闻，敬告天下”，而不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文风那样“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其纪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他认为八面玲珑、各方讨好是不足取的，否则，报可以不办，文可以不写。这种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正因为严复著文力求达意，所以能在《国闻报》上写出那些尖锐泼辣而又具有感染力的散文，使当时天津的《国闻报》与梁启超在上海主编的《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一北一南宣传维新变法的两大舆论阵地。

　　写诗文、抒情怀的爱国热忱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遭到慈禧太后顽固派的惨酷镇压。严复因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没有直接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故未受迫害。但他对变法维新的失败感慨万千。他痛惜“六君子”的不幸牺牲，悲愤地写下了《戊戊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诗歌。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戊戊八月感事》这首诗，用叙事的真实手法，情真意切的语言，道出光绪皇帝为“求治”支持维新变法却“翻为罪”。诗中立场完全站在维新运动一边，为“求治”“爱才”的光绪皇帝鸣不平，更为当时北京处于“天如晦”的统治而愤慨。

　　“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是严复的福州同乡。林旭以特加四品衔，入军机处参预新政。当年6月，他与严复相会后交往甚密，8月即被害。9月，严复为林旭这样的天才被杀鸣不平，写下了《哭林晚翠》一诗。“忆昨皇临极，殷忧国命屯。侧身求辅弼，痛器为黎元”“大业方鸿造，奇才各骏奔”，肯定了维新运动是为了救国救民，林旭在国运维艰时挺身而出，为国尽力。周振甫先生曾评价严复这首诗：“诗中竭力推荐林旭，赞美他的文学才华，政治风度，有远大抱负，真是一代人才。那样，对于他的冤死，就加强了人们的悲愤；再写深闺妇的悲惨遭遇，更加强了我们的同情。……作者先对戊戊政变作总的评价，再来描写林旭，结合时代来突出人物，更显出人物的重要。”

　　另一首诗《古意》，则借晋朝富商石季伦在河阳建金谷别墅，有美丽歌女绿珠，在王伦专权时，孙秀要绿珠，石不允而被杀，绿珠坠楼身亡的故事来痛悼林旭之死。诗曰：“情重身难主，凄凉石季伦。明珠三百琲，空换坠楼人。”诗中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亡友的哀思。

　　这些诗，没有娇揉造作的痕迹，语言朴实，叙事真切，有进步意义，体现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强烈的爱国忧民意识，也是严复诗作中的精品。

　　寻真理、输新学的历史功绩

　　从戊戊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中，严复为了唤起国人的觉醒，达到他“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强国利民”（《原强》），他坚持“致力于译述以惊世”(王璩常《严几道年谱》)。

　　严复自1898年译成赫胥黎的《天演论》至1909年译出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先后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年）、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1903年）、甄克斯的《社会通诠》（1904年）、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年-1909年）、约翰·穆勒的《名学》（1905年），一共八种。这些译著，全面系统地把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原富》、民主主义政治学说《法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名学》，及《名学浅说》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上大量的按语。他用严谨的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为避免“生吞活剥”，常把原文的一节，扩充成一篇，“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内容全新，而行文古雅，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译著也为许许多多爱国志士打开了眼界，满足了人们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救国图强的迫切要求，促进了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发展。

　　在严复所译的八种名著中，翻译最早影响最大的当属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毛泽东、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曾经读过严复的译著，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进化论不仅是发动戊戊变法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精神力量。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铺天盖地的社会思潮，也是以往文化史上所罕见的。

　　严复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以笔代舌，撰写政论散文，鼓吹变法维新，又用“信、达、雅”的标准译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以此启迪中国人民的觉悟，从事救亡图存。他在文艺创作上敢于开拓散文领域，指导小说的创作方法，创建翻译理论，从事翻译活动，使之成为一代有影响的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坚持爱国兴邦的一代伟人，我们要永远纪念他。

　　《福州晚报》（2022年12月3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