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进绍 文/图

汉简中的“候官”字样

敦煌汉简

福州历史上的候官县（后写成侯官县）最初设立于东汉末年，至于“候官”这一名称的来历，汉朝的“候官”到底是什么性质，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福州古代史志文献对此都是语焉不详。直到20世纪初期，在地下出土文物的印证下，我们才开始对汉代“候官”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惊人的考古发现

1907年，在风沙漫天的中国甘肃敦煌地区，一个外国考古队对汉代长城烽火台（烽燧）遗址进行了挖掘。为首的英国人斯坦因拥有多年的考古探险经验，他以东方学的专业眼光，敏锐地判断出此地应该有所收获。果然不出所料，从一片土石废墟中，斯坦因团队挖出了大约700枚的汉代木简。

尽管历经了约2000年的风尘岁月，但木简上的隶体汉字很多依旧清晰可辨。这批汉代木简保存了当时大量的边关官方文书，可以补充历史文献中关于西北边境军政制度记录之不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敦煌汉简的发现，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更多的考古队伍奔向了广袤荒凉的中国西北戈壁滩。

之后，除了敦煌，在西北的居延（居延汉简）、罗布泊（楼兰汉简）等地又发现了数量更为惊人的汉代木简，其中最重要的居延汉简还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据统计，100多年来，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出土的汉代木简总数超过了4万枚。

如此庞大而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源，吸引了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内的中外学人相继投身于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埋首书斋，潜心研究，对巨量汉简进行了烦琐的辨认、分析、整理等工作。

汉简中的“候官”

在研究过程中，大家发现有一个在汉代史书中极少出现的词，却在木简中频繁出现，那就是——“候官”。如“甲渠候官”“肩水候官”“步广候官”等，各种“候官”（“候”）在具有2000年历史的汉简中屡屡露脸。这不禁令历史研究者产生浓厚的求知欲：这么多的“候官”，究竟是什么？

检阅记载汉朝历史的传统史学文献，《史记》没有提到“候官”，而《汉书》《后汉书》只提及了在西北边区设有两三处“候官”，除此之外再无更多记录。所以对于两汉的“候官”，历代学者限于苍白、简略的文献记载，无法作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说，汉代“候官”的具体性质和职能，是一个千年难解的历史谜团。

而现在西北边疆考古挖掘发现的大量汉代木简，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候官”。如《汉书》只记载了敦煌郡设有一个“步广候官”，而通过整理出土汉简，学者们考证出当时敦煌郡其实还有玉门、平望、广汉等十几个“候官”。综合汉简所示，在整个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汉朝设置的“候官”多达30余个。

如此普遍的“候官”建制存在，却在汉朝史书中基本缺位，这不得不说是传世文献的一大缺陷。然而万幸的是，地下出土的数万枚汉代木简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西北汉简等于给历史学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得以窥见传世文献所未能反映的历史真面目。

王国维、劳干、陈梦家、永田英正等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将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结合（“二重证据法”），基本揭开了汉朝“候官”的真实面貌。现在我们知道，“候官”是汉朝“都尉”下属的一种县级军事防务组织，其长官称为“候”。两汉时期，朝廷在西北和东南等地区设置了众多“候官”，以满足当地的军事管理与防务需要。汉简显示，“候官”的职能除了监察敌情、防御入侵等军务之外，还兼有地方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务。

“候官”这个军事属性，我们从“候”字的原义也可了解，《说文解字》曰：“候，司（伺）望也。”，即“候”本义是指侦察、守望，古代军队里的探子即称为“斥候”，可见“候官”不论作为职官还是机构，都源于其军事职能。

根据出土汉简的记录，我们获知了两汉在西北边区，除了“郡—县”行政架构之外，还相应地存在着“都尉—候官”军事架构（候官之下还有部、隧，本文从略）。汉朝西北有数十个边郡，各个边郡设有若干个都尉，每个都尉再下辖若干个候官。这样总体上形成了“郡—都尉—候官”边境军政管理体系。

汉代福州地区的“候官”

我们学习福州古代建置区划史，经常会看到说汉代在福州地区设立“候官”，隶属于会稽郡东部都尉（后为南部都尉）。这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名词，难免让非专业人士一头雾水，其实汉朝福建跟当时的中国西北边区一样，也是实行很规范的“郡—都尉—候官”体制。现在看来很独特的“候官”名称，在当时只是常见的军事建制。

这里的“东部都尉”“南部都尉”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军事防务分工，汉朝边郡常按方位设置东、西、南、北、中各部都尉，这种都尉又称“部都尉”。如西北边疆的酒泉郡设有北部都尉、东部都尉、西部都尉，地处东南边疆的会稽郡先后设有西部都尉、东部都尉、南部都尉。而福州的“候官”，则是会稽郡东部都尉（南部都尉）的下一级机构，这些都符合汉朝对边境地区的军管制度。

要知道，当时福建地处远离政治中心的东南偏远山区，又发生过闽越国叛乱事件。汉王朝在平乱之后，很自然地对福建及福州地区长期实施“都尉—候官”军事管制模式。

“都尉—候官”模式毕竟属于军管性质，待军事压力缓解，边区社会发展稳定，各种条件成熟后，朝廷还是要推行正式的“郡—县”行政模式。这个时候，有些“都尉”则会转化为正式的政区“郡”，如益州郡西部都尉后来改设为永昌郡，我们福州所在的会稽郡南部都尉后来改设为建安郡。至于都尉下属的“候官”，作为主要存在于两汉时期的地方县级军事防务组织，更是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后世基本不再出现。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不了解汉代福州“东部都尉—候官”的上下从属关系。后世文献对汉时福州“候官”的记载也比较混乱，出现了诸如“东候官”“东部候官”“候官都尉”等各种简称。其中“候官都尉”的提法从隶属关系来看，是不太合理的，王国维在相关考证文章中就认为这是属于文辞不通（“不辞甚矣”）。

侯官地名“活化石”

东汉之后，全国各地的“候官”相继撤销了，福建福州地区的“候官”也由军事机构（职官）名，意外地转化为正式的县名——候官县。在候官县建立之后，本已消亡的汉代“候官”制度以地名的形式残留下来，并存在了近2000年。虽然候官县（后写成侯官县）在民国时期的区划调整中合并消失了，但至今闽侯县上街镇仍有一个千年古村“侯官”村。这个曾经的候官县衙所在地，延续使用这一独特而珍贵的古老地名，堪称是汉代地方军政制度的“活化石”。

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仅在《汉书》《后汉书》中留下只言片语的两汉“候官”制度，原本应该是湮没无闻的历史谜团，谁能料到在2000年后，竟然从戈壁黄沙中挖出了数以万计的汉代木简，向世人昭示了当时中国西北“候官”的广泛存在，并与几千里之外、中国东南福州地区的“候官”建制和“候官”地名遥相呼应。

历史的曲折与神奇之处，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福建日报》（2023年4月18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