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自振
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又字芗溪,别号茶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五虎山人,家住城内南后街。其父林高汉,本系儒生,后往外洋经商。林昌彝少从母亲吴氏授读,吴氏督促甚严,使其学业日臻进步。年长后,林昌彝曾绘《一灯课读图》,请同邑林则徐等人题咏,以纪念母亲辛勤督课之劳。后来,他又拜经学家陈寿祺为师,走上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陈寿祺家极富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林昌彝有闲得以遍览群书,并作提要。这为他日后在经学、史地学、文字学、文学诸方面打下牢固的基础。
因为林昌彝饱通诗文,在福州名气颇大。他曾被近邻林则徐请往家中教读,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和女婿沈葆桢都是他的学生。林普晴还为恩师林昌彝代写了《三礼通释》前30卷,在此期间,林昌彝曾应陈寿祺之约修改《福建通志》,还精心撰写了《拟海防十二策》,多方面论述了对付帝国主义的防海之策,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道光二十九年(1839年),林昌彝得中举人,之后他曾八次上京会试,但都未中进士。这一时期,他遍游祖国山河,留下了大量赞颂山川之美的佳作。如长篇古风《武夷山大隐屏歌寄家子莱》,雄健淋漓地写出了东南名胜武夷山的千姿百态。
隐屏峰为武夷山三十六主峰之一,作者从群峰、溪流、古迹等方面写出了武夷山的秀丽,以致最后按捺不住地要吹笛飞舟,仰天长啸,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登泰山观日亭》《游翠微山》《夜泊鹅洋》《渡扬子江遇大风》《游嵩山十首》等,也写得很有特色。
在南北游历中,林昌彝还广交朋友,认识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学者,如魏源、姚燮、朱琦、汤鹏等,他们也都是活跃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著名诗人。林昌彝与林则徐意气相投,来往甚密,谈诗论事,互相题赠。林昌彝抨击侵略者的诗句:“但望苍生天有眼,终教白卑死无皮。”林则徐读后,“为之赞赏累日”。二人甚至在家乡欲立“湖上诗社”,可见两人在爱国情绪和民族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林昌彝此时留心世务,“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几欲拔剑起舞”。
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遣戍伊犁,道光皇帝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南京条约》,福州等五地被辟为通商口岸,林昌彝悲痛欲绝。适家有书屋,屋上有楼,面对乌石山积翠寺(当时一度为英人所据)。他“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又在楼头悬一联云:“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则徐曾说:“《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也。”文学史家阿英(钱杏邨)指出:“说到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我们不能忘却《射鹰楼诗话》的作者林昌彝,所谓‘射鹰楼’,实际就是‘射英楼’,意思是抗击英国侵略者。”
林昌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即是《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家刻本。全书论及鸦片战争前后诗人约四百人,诗歌二千余首,特重评述福建诗人之作。
书名“射鹰”,即“射英”之谐音,可见作者论诗之要旨。故首两卷全为搜集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孙鼎臣等爱国诗人的作品,多反映鸦片战争的史实,保存了不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佳作;并在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表彰这些抗英爱国诗人的民族气节,抨击清政府的妥协投降、腐败无能,显示了诗歌评论的战斗作用。
林昌彝的诗论强调作品要有现实主义内容。首先要求“作诗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注重立意;又认为作诗“贵在抱负,方为大家”。把“命意”和“抱负”都视为作诗之要点,主张诗人应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都贯穿在诗歌创作中,要为社会有所为而作。其次要求诗歌能够发挥“裨益经济,关系运会”的作用,要有益于社会。同时,他也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诗歌足以感激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诗”,主张“凡有关风化者无不痛切之”,即“借诗以正风俗”。在艺术风格上,林昌彝主张“诸品”齐放,反对模拟古人、独尚一格的偏见。
林昌彝的这些提倡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内容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文艺思潮。受业于林昌彝的沈葆桢认为:“《诗话》译于射鹰,而有关风化者次及之,论诗又次及之,采师友诗又次及之。”林则徐对《诗话》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诗话》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无疑,《射鹰楼诗话》以它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到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咸丰三年(1853年),林昌彝向咸丰皇帝进呈所著《三礼通释》280卷,受赐教授之职,先后在福建的建宁、邵武两府司教。但官场的险恶倾轧使他寒心,他厌恶官场,重视友情,不堪与势利之辈为伍,不久即辞职回乡;曾应邀到广州游历,先在无量寺任教,后讲学海门书院,并应广东督学刘熙载之聘襄校文集;光绪二年卒于福州,享年74岁。
林昌彝是学者兼诗人,有十九部治经、考据之作。除学术著作及《射鹰楼诗话》外,尚有《海天琴思录》《衣隐山房诗集》《小石渠阁文集》及《赋钞》《诗外集》等,可谓著作等身。
《福州晚报》(2023年5月7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