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庚奇在家中查阅书籍。本报记者 施 芳摄

1987年赵庚奇在授课。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赵庚奇，1932年生，河北抚宁人。曾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方志办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常务副主编，担任《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的编纂业务指导，主编《北京志·人物志》等，审读《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179部，审读《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11卷，主持编纂和审读各类年鉴78部，著有《赵庚奇志鉴论稿》《北京志苑三十五年》，获得“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293册志书层层叠叠摆放出“京”字图案、不同年份的《北京年鉴》组成一条蜿蜒向前的长河、蓝色穹顶上绘制的析木次星图与地面的析津府辖域图交相辉映……北京市方志馆前段时间推出的“方志北京”“年鉴北京”“志说‘一城三带’”展览，吸引诸多观众驻足观看。

　　人群中，一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削的老人看得格外仔细：“展览为大家了解北京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叫赵庚奇，他的后半生与志鉴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导编纂《北京志》，主持编纂《北京年鉴》，创办中国方志学系，从事志鉴理论研究……

　　“只有深入一线，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回顾过往，赵庚奇的人生轨迹一次次发生转折……

　　1951年4月，赵庚奇高中毕业，正准备考大学。这时候北京市委组织部调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进入北京市委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中共党史。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市区两级党务干部不足。”赵庚奇回忆，组织部一共调了近百人来党校学习，大多数分到了北京市委和各区委工作。

　　1952年10月，赵庚奇到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业组工作。不久，他就和同事一起到石钢（今首钢前身）调研。经过8个月的深入调查，赵庚奇独立撰写了3篇调研报告，还与同事合作完成4篇调研报告，深受好评。此后，他又围绕私营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主题开展调研，最终调研小组一共报送了10多份报告。“只有深入一线，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赵庚奇深有感触，在政研室的经历，对他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才匮乏，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赵庚奇萌生了上大学的愿望。不料，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处负责人找他谈话：“中央决定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组建一支专家队伍，你去党校学习吧！”

　　当年9月，24岁的赵庚奇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学习。在505名学员中，他年龄偏小。一年多时间里，他陆续听了张如心、刘大年等著名学者开设的专题课，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查阅各种资料……这段学习经历激发了他对近代史、党史的浓厚兴趣。

　　此后的20多年中，赵庚奇当过农民、记者和兽医。直到1979年，年近五旬的赵庚奇被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现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时期北京史和当代北京的研究。

　　“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赵庚奇怀着满腔热情，立即投入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10年间推出《民国时期的北京》《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事件》《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等多部著作。其间，有更好的单位要调赵庚奇去工作，他都不加思索地谢绝，“我只想多读一点书，安心搞历史研究。”

　　“我只有狠下功夫学习研究，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几千年来，各地的志书绵延不断，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省区市开始新一轮修志。

　　1983年7月，全国城市志工作座谈会在太原召开。围绕方志理论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夜晚，各个房间灯火通明，大家的讨论仍在继续，“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大课堂。”赵庚奇感慨，从此，他和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全国从事修志工作的专职、兼职人员达数十万人，大家迫切要求学习方志学理论和业务知识。1987年，赵庚奇在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创办中国方志学系并担任主任。他组织专家编写了6本教材，即“燕山史志丛书”，重印老方志学家朱士嘉和傅振伦的两本专著，加之购买的两本书籍，一共10部教材。

　　中国方志学系开设中国方志学概论、中国方志学史等7门课程，3200多名学员来自31个省区市。通过两年多学习，学员们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分析、研究能力，在各地修志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学员姚卓华来自安徽省旌德县，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第一项成果《旌德县志·地理编》初稿问世后，获得好评。1988年7月，他被破例评定为助理编辑，第二年被聘为该县县志副总纂。他在给中国方志学系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让我实现了20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新方志能为各行各业建设和发展提供所需资料，能参加修志是件很幸运的事。”在山东省志办原编审王复兴记忆中，这是赵庚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修志过程中，赵庚奇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问题，他对《方志百科全书》中介绍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段引文有疑，便查阅了傅振伦的6本著作，纠正了不准确的引述。“我只有狠下功夫学习研究，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赵庚奇说。

　　每次参加评稿会，赵庚奇总要带上一大袋书，阐述观点时总有出处，令同行信服。有一次开研讨会，王复兴看见赵庚奇的发言稿密密麻麻写满了17张纸，纸上有许多勾画改写，显然每个问题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他对修志工作细致入微，让人佩服。”王复兴说。

　　“真实准确是志书的生命，否则贻害当代和后人”

　　《北京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58年12月，计划修志40篇；但刚出版7部，就中断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经历了许多大事，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一部新志迫在眉睫……

　　北京地方志从1983年开始酝酿、准备，1988年正式编修。上百个单位、几万人参与收集资料和编撰，是对北京地区有史以来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情况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作为北京市方志办常务副主任，赵庚奇倾尽心血，既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也在体例、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

　　在赵庚奇看来，北京志书名为《北京志》，而不能称《北京市志》，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北京作为伟大祖国首都的独有特点。“真实准确是志书的生命，否则贻害当代和后人。”赵庚奇昼思夜想，有时半夜醒来，想到志稿中的问题，就再也睡不着了，在家中翻箱倒柜查找资料……

　　志稿写出后还要审阅，审稿更“熬”人。一部志稿几十万字到100多万字不等，逐字逐句地看一遍就要几个月时间。长期以来，赵庚奇习惯于在签字前把重大问题再捋一遍，唯恐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一回，他对一个人物的表述存疑。尽管印刷厂等着开机，编纂单位和出版社一直催促，赵庚奇仍然不松口，整整花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确切证据，纠正了志稿中的不实记载。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20年，第一轮《北京志》2008年面世，其中分志154部、区县志18部；同年开启第二轮修志，至2020年全部完成，北京志分志69部、区县志18部。两轮共完成北京志分志223部、区县志36部，在北京修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直到86岁，赵庚奇才离开岗位，但他心中依然放不下相伴30多年的工作。他分3次向北京市方志馆捐赠了5000多册图书和资料，其中不乏珍贵的志书，“供大家研究参考，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手记

　　干事创业的精神历久弥新

　　10多个大书架、几大箱剪报、一摞摞工作日志……赵庚奇家中，丰富的书籍资料令人印象深刻。更为难得的是，采访中，每谈到一个话题，他总是很快查找出相应的资料，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这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一生奋斗的写照：岗位虽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始终饱满的工作热情，通过持久的学习有所思有所悟，为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矻矻穷年、孜孜以求。

　　时光流逝，赵庚奇几十年前留下的笔迹已经模糊，但他身上干事创业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何时都闪耀着光芒，值得后人学习。

　　本报记者 施 芳

　　《人民日报》（2023年05月08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