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者说】

　　作者：颜越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浙江通志》副总纂）

　　《越文化专志》是113卷《浙江通志》中唯一以“文化”命名的卷，由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等单位主编、主撰。首发后，《越文化专志》在越文化研究界、方志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专家学者称之为“《浙江通志》学术立卷的代表”。笔者认为，这一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越文化专志》《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越文化专志》是古往今来越文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越文化专志》撰写团队以现代学术理念和开阔视野，以《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中的零散记载、清华简《系年》《越公其事》等新出土文献为基础，全面借鉴、甄别吸收了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越春秋》《越绝书》直至韩愈、杨慎、黄以周等汉代以后至晚清近两千年古代文献和学者的思考，郭沫若、容庚、罗香林、杨宽、陈桥驿、董楚平、彭适凡、曹锦炎、陈元甫、牟永抗、张敏、马承源、林华东、董珊等20世纪以来约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直至2020年10月以前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吴镇锋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等各种古文字、文物图录文献，全国各相关博物馆收藏越国文物，近年浙江省内外越国考古各种发现，多点考察、精心比勘、总体把握，完整、清晰地勾画出越国兴衰的历史过程，总结叙述了越国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主要成就，向世人展开越国历史文化的灿烂长卷，也全面解读了越国“胆剑精神”的丰富内涵。《越文化专志》还揭示了越文化与国内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凸显了於越民族对中华民族乃至东亚、东南亚、大洋洲文化的贡献，是当今越文化研究最全面、最权威的参考书和前沿成果，在越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越文化专志》创造性地重构了越文化知识、理论系统。有“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誉的《越绝书》，代表的是东汉时代越国故地本土学者对越文化的认知，反映的是古代的研究方法、撰写水平，《越文化专志》代表21世纪学者对越国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越绝书》所建构有关越国文化知识、理论系统的全面科学提升，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和学术色彩。《越文化专志》的学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面掌握各种材料、观点与文化史事项，而又善于援引相关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来驾驭材料、分析观点和透视文化史事项。如援引社会史学界的酋邦国家复杂化社会能量失衡崩溃理论，解释良渚文化衰落之后越国文化作为本土文化的再崛起；借用民族史领域的族群自我认同理论，描述越国与大禹崇拜的精神联系。其二，以学理逻辑审慎考量各种材料，推翻诸多流行看法。如汉人记载越国史事都十分热衷叙述所谓“计然七策”或“文种九术”，似乎越国成功主要靠的就是一些离奇的计谋甚至“阴谋”。本书则或忽略或明确否定这些计谋的可靠性，指出越国的灭吴崛起依靠的是“欲行一切之变，以复吴仇”的全面改革和国力持续壮大，而非其他。又如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时期大败越，是《史记》记载的千百年来的主流观点。本书用大量材料举证，指出楚国大败越的时间乃在公元前307年。其三，自行发掘前人很少涉及的主题，对越文化进行新的“发明”。如首次指出越国雕塑注重表现越国社会中最底层、最广泛的“苦力”亦即奴隶阶层，越国器物构形具有大器早成、领异标新的特点等。

　　《越文化专志》是新时代通志纂修的一个有益探索。通志是地方志的一种，比较正规的地方志自古以来都是官修，这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当修志对象的客观实在性隐没在大量材料中，难以简单指认，而材料本身又难以直接“横竖排列，以类聚之”时，就更是存在很大的困难。为进一步确保《浙江通志》“打造先进文化高地的标志性工程”的学术标杆属性，浙江省方志办在《浙江通志》113卷中选择了4卷面向学术界公开招标，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学界的作用，其中之一即《越文化专志》。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教授组织的精干科研团队，于2012年11月在多家竞标中胜出。经历章、节、目的仔细厘定和反复调整，从2013年7月起，开始了300多万字《越文化专志资料长编》辑录和正文的试写、撰写，以及省方志办组织专家审读、修改、再审读、再修改等等过程。潘承玉教授在这一领域已耕耘多年，以《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专著和多篇重要论文知名学界。以其为主编和主撰的团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为该志成功纂修花了大力气、下了苦功夫，也使该书展现出多方面的学术亮色。如无一处资料不注明出处，同于学术专著的“言必有据”要求，也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在修志风格上属鲜明的撰著体，述而有作，述而精作，继承了前辈方志大家章学诚所提倡的撰著体风格，使该志成为不可多得的当代撰著体方志成果。在几乎任何具体知识资料均可凭借智能网络唾手可得的当今时代，撰著体修志方式或许更能体现对知识资料的驾驭和创新，更能体现纂修者的学术水平，因而也更能代表未来的修志方向。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1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