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岫云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潜伏”英雄、中共“密使一号”吴石,辛亥革命元老何遂,两人铜像并肩立于英雄广场。笔者瞻仰闽海百年历史纪念馆,参观有关文物、文献和老照片,探访他们的故居,追寻他们的故事。
吴石(右)与何遂的铜像。
学霸奇才
在福州螺洲古镇,乌龙江边的吴厝江乾埕1号,门前绿树掩映的小广场,静静伫立着吴石的白色雕像,旁边的陈列板上是吴石的戎装照及电视剧《潜伏》剧照,与石壁上镌刻的吴石生平相互映衬,诉说着“孤岛虎穴藏忠魂”的往事。
走进挂着“吴石故居”牌匾的大门,在保留着百年前老旧原貌的正厅,未见吴石将军任何遗物,只有墙上贴着吴石相关历史照片和文字介绍。
吴石8岁时,父亲成为螺洲孔庙公学的一名老师,他跟随父亲,旁听国文。不久吴石考取福州开智小学,而后,转入教会创办的格致书院读书。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布就职临时大总统。清朝政权已名存实亡,苟延残喘,派袁世凯同南方革命党人和谈,搞南北议和。为彻底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尽快南北统一,孙中山任北伐军总指挥,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
福建革命政府积极组建北伐军,都督府教育部部长黄展云发出招募福建学生北伐军的通告。吴石毅然投笔从戎,瞒着家人报名,成为福建学生北伐军中年龄最小的一员。福建革命军司令许崇智率领热情高涨的学生北伐军,赶奔南京与浙江学生北伐军合编为南京陆军入伍生团第一团,并荣膺拱卫警戒孙中山大总统的任务。吴石第一次见到率军政要员谒明孝陵、举行南北统一大典的孙中山,非常激动。
清皇帝退位、清政府灭亡、北伐结束。学生兵是国家的未来,吴石与大部分入伍生一起,被保送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而后进入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他的同期同学中走出大量将军,后来都成了战场上的巨头,其中就有白崇禧、张治中等著名战将。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声大噪,被誉为“保定军校状元”。
1917年,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动“护法运动”。同盟会会员方声涛(黄花岗烈士方声洞六兄)任护法军政府靖国军征闽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吴石当即加入同乡领导的部队。1927年,方声涛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并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主持工作,吴石跟随他回福建任参谋所所长。
吴石抱负很高,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军事家。1929年,方声涛派吴石到日本炮兵学校、陆军大学学习。吴石在两校毕业时成绩都名列第一名,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加上吴石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精通外语,且在骑射方面成绩优异,在军校获得特殊的称号,被誉为中国“十二能人”。
回国后,吴石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于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并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对古今中外兵学造诣极深,钻研军事和兵学,撰写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等军事著作,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吴石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都非常强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浪潮,吴石在职权所及,对革命青年的进步行为极力保护、支持。一批由郭沫若从上海介绍来的战地服务队青年,受军统分子歧视和排挤,处境困难,吴石设法委以秘书重任,使他们有所作为。第四战区实验小学也有些进步青年担任教师工作,军统散布流言说是“危险分子”“思想左倾”,要军官不要送子弟入学,吴石却一直坚持让女儿在实验小学读书。演剧队在柳州演出抗战戏剧,讽刺不抵抗主义,军统要求改台词,否则不能演出。吴石闻讯,特意同副参谋长陈宝仓、吴仲禧等一起前往观看,并在谢幕时登台同演员握手致谢,表示对演出的赞赏和声援。
在军旅生涯中,吴石擅长搜集资料、筹划作战,长沙、湘桂、桂南、昆仑关、桂柳等重大会战他都参与策划指导。武汉会战期间,吴石与将领及军事专家,拟定“包围武汉作战计划”,实为参谋奇才。1938年11月下旬,吴石担任桂林行营的参谋处处长。桂南会战期间,他守在电话旁边,连续几个昼夜没有合眼。随着日军的兵力不断增多,桂南战役改为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担任参谋要职,收复南宁,取得桂南会战的全面胜利。吴石因在抗战中的杰出贡献获得表彰、提拔,43岁晋阶陆军少将,48岁升陆军中将。
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又见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感到非常失望苦恼,内心产生了脱离这个腐败阵营的念头。吴石对国民党感到绝望的时刻,有一个人彻底改变了吴石的人生,这就是他的同乡好友、革命引路人何遂。
引路好友
何遂比吴石大6岁,与吴石有相同的爱好,酷爱书画文物,又都是福州老乡,两人成为好友。但是论起革命资历,何遂可是老前辈了。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三月十日,何遂出生于侯官县(福州市)灵响路祖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福建武备学堂学习,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革命党人,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后在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后改陆军大学)学习,与方声涛及北方革命党人孙岳、刘建藩、吕公望、林知渊等聚集在一起,组成中国同盟会保定支部。
陆军大学毕业后,何遂在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期间,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同盟会员,创建同盟会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时,准备起义的革命党人、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何遂率领部分官兵起义,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
辛亥革命后,何遂赴日本考察军事,1915年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与李济深共事。云南“护国战争”期间,他前往山西大同,起草电文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孙中山组织护法军政府,何遂南下参加,任靖闽军司令。1924年,参与冯玉祥“北京政变”的筹划和行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北伐战争,他动员河南直系军阀和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
应李济深的邀请,1928年春,何遂赴广州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同年5月,代理黄埔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校长,称“代校务”,主持修建了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中山纪念碑、“济深公园”等,撰写《中山先生纪念碑文》《黄埔军校东征烈士墓碑文》《济深公园记》等碑文,第二年年底辞职,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拥护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遂与朱庆澜将军一起出钱出力,1932年春在北平组建“辽吉黑抗日后援会”,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到处奔走呼号,募集捐款,支援抗战,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北平察院胡同二十九号的何家大宅,成为后援会的总部,在热河抗战爆发前,何宅是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代表团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坚持抗日的何遂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安参加革命。何遂16岁的小儿子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何遂舍不得放走,便对周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待不下去了。”周恩来把何康带到八路军办事处,不久何康就入了党,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何遂的三个儿子和女儿何嘉、女婿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情报,为国共合作奔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并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父女两人一年里三次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劝他们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
何遂本人也是一个革命者。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即让儿子把家中的四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抗日战争开始,何遂曾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见朱德、彭德怀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欢谈数日。并疏通阎锡山与八路军的矛盾,增加了八路军军饷。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剑英亲自找何遂,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宗旨,制止摩擦。何遂即向山西国民党官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做工作。当时日军控制淮、沪盐,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谈妥,得到了圆满解决,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冲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何康转来的董必武的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有困难,他不顾当时局势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面交董必武一笔现款。董必武、叶剑英回赠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善于交际的何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里都有很多朋友,与吴石的来往交谈,毫不避讳明确自己倾心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有意识牵线吴石同中共高层接触交往。七七事变后,何遂得知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他们希望多认识些新朋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介绍吴石给他们。
吴石赞同共产党“团结抗日”,1938年8月,他在武汉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特意邀请周恩来、叶剑英等部分中共领导人授课。
吴石故居广场吴石雕像。
吴石故居内景。
虎穴谍战
1946年末,何遂的儿子何康到上海,担任瑞明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表面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一个核心机构。第二年,中共中央上海局通过何遂父子,开始联络与争取吴石。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最主要的三位领导——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及军事策反负责人张执一,在上海锦江饭店宴请了时任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吴石,并进行密谈,何遂在座陪同。这以后,吴石与何康单线联系,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当时的国防部史政局表面看与军事核心情报没瓜葛,实际上,国民党核心军事资料按《史政工作条例》规定,都必须报送史政局备案。重要军事行动研究部署不久,吴石的案头就会出现有关重要军事图表。
上海和南京是特务遍布的“虎穴”,吴石经常乘七八个小时的路程火车往返两地,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带到上海市愚园路的俭德坊2号何家独门宅院——这是何遂卖掉南京市普陀路房产,举家迁移上海购置的。吴石“大多乘晚上8时或9时的列车从南京出发,于次日凌晨三四点抵达上海”,偶尔他包好情报,派亲信副官递交。上海、福州、广州、香港,吴石一次次从国民党心脏送出《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京沪杭失陷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等大量秘密核心情报,及时送给中共地下组织,为南京、上海、福州等重要城市的解放作出特殊贡献。如今,愚园路梧桐摇曳,弄堂幽深,潮店云集,成为富有情调的“网红街”。谁也不曾想到,这里曾见证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谍战风云。
吴石将军在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老同学、同乡、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举足轻重的将军级别的“余则成”。在吴石的帮助下,吴仲禧依照上海地下党潘汉年指示,同年9月如愿进入国防部任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吴石以前在军校培养的学生,都已成为各军高官。吴石利用职务之便,与许多手握实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师生之谊,促使吴仲禧外出全国巡查,直接观察到各军部署,得到重要情报。
淮海战役前,吴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吴仲禧到了徐州之后找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生。有了吴石的介绍信,李树生对吴仲禧甚为关照,还带他到作战室观看地图。吴仲禧清楚地掌握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获得《徐州剿总情况》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的手中,为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立下汗马功劳。
三大战役胜利,紧接着是渡江战役,解放军能否打过长江天堑,成了决定全国胜局的关键。渡江战役前,吴石带着一份绝密情报,依约来到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康寓所。何康惊讶地发现,这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何康当即交给组织。上海解放时,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高兴地对何康说:“渡江战役前夕,我们收到了地下党同志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这对整个战役的胜利有很大的帮助。”解放后,张震遇见已担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再次提起这份情报的重要作用。
1948年冬,吴石根据地下民联领导何遂的指示,在南京黄埔路私邸,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闽系将领林遵进行了彻夜长谈,做策反工作。林遵当即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投向人民。
国民党南京败退前,国防部还有500多箱军事档案,白崇禧、陈诚等人建议直接运往台湾,但吴石建议运往福州,理由是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他知道自己将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到时候静待时机,一旦成熟,便选择起义,将这批机要档案交给党组织。在吴石的“横帮竖挡”下,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临行前吴石特别嘱咐信任的部下一定要保管好这些绝密档案。后来,298箱绝密档案交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蒋介石还想固守福州,作为台湾的屏障,但吴石已悄悄地在帮助福州解放。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何遂同机南下广州,短暂停留后,吴石赴福州莅位,临行前,他交给何遂一份情报——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精确到军队的编制、人数及武器配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这些情报对加快江南地区的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月下旬,吴石抵榕正式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后,中共中央社会部即派谢筱遒到福州与吴石联系。吴石向谢筱遒提供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在福建整编后的主官姓名、福州“绥署”的兵力统计等情报。这些重要情报,除通过电台报中情部告中央军委外,还及时提供给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参考,有力地配合了他们的作战。
“密使一号”
1949年8月,吴石收到台湾国民政府“总统侍从室”发的赴台来电。去和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吴仲禧建议吴石,以他立下的汗马功劳,完全可以留在大陆。他说:“去台湾太危险了,你可以留下来,转赴解放区。”吴石不为所动,他深知台湾之行是深入虎穴,风险很大,但打入敌人内部,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个人的危险算不了什么”。
中共驻港特派员刘栋平会见吴石,确定其赴台之后的联络代号为“密使一号”。
吴石临行前,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张执一、何康和夫人缪希霞,三人在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咖啡馆,举办了小型饯别宴。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螺洲与兄长告别后,为了避免嫌疑,携妻子和两个儿女清晨乘坐飞机,离开他永远不能忘怀的故乡,潜入当时最危险的台湾。
抵达台湾后,吴石升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的海峡两岸封锁严密,吴石与共产党渐渐失去联系。他完全可以抛开过往,在台湾做高官,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没有。他实在不愿意看到祖国被划分为两部分,心急如焚,万分焦虑。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两度只身赴香港,与中共在港情报机构建立起联系。何遂此时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受命与女儿何嘉一道以探望已赴台湾生活一年多的夫人及次子何世平为名,来台北执行任务,联系上了吴石。
刀光剑影、枪林弹雨背后的虎穴秘密斗争,如走在刀刃上惊心动魄,随时面临虎咬狼啃的风险。果不其然,西方国家媒体报道共产党接管上海,提到何康的名字,台湾方面获得何家弟兄是共产党的消息。组织让何遂一家人尽快撤离台湾。吴石担心战友们的安全,在他催促下,何家夫人陈坤立偕同次子何世平一家及女儿何嘉,乘船由基隆返回广州。吴石为何遂代买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送他登机离台。这一别,成为两位战友的永别,回大陆后何遂一提到吴石就声泪俱下。
此后,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枫)接替何遂与吴石联系。每周六下午4点,吴石在台北市青田街的吴公馆,秘密接见从香港赴台看望外孙的“陈太太”——朱谌之(枫),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这份详细之至的情报,十分吃惊,首次破例,追问情报的出处和情报人员身份。他知道,这种程度的情报绝对不是一两天能够拿到的,必须是潜伏了很久,而且这个人在国民党内的身份绝对不会低,才有可能有权限接触到这些机密。当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毛泽东大喜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因叛徒出卖,1950年6月,吴石在台湾英勇就义。噩耗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一定要调查案情。其后,吴石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狱中秘密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留有一首绝笔诗,其中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其句刻石于三山纪念园英雄广场他的铜像旁。
当时已任华东司法部部长的何遂,认为他与二儿子何世平一家已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替他留在台湾而牺牲的,感到很难过内疚,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鉴于当时台湾形势和国家安全工作要求,华东局有关负责人对吴石的态度冷漠,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患严重心脏病住院。
吴石的英雄事迹封尘了半个多世纪,到1973年,在毛泽东主席、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由国务院追认其为“革命烈士”。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落叶归根。201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兴建的无名英雄纪念公园落成,主体塑像为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位烈士。不久,北京福田公墓与吴石将军家乡螺洲、三山人文纪念园也竖立起吴石雕像。
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吴石雕像旁的何遂,穿长衫持竹竿,身边石刻:“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迎海峡之风而立,与吴石对望。二人之间的地面,刻着细致的波纹,象征波涛起伏的台湾海峡,他们的目光望着同一个方向:全国解放和统一。
《福州晚报》(2023年7月3日 A06版,7月4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