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蔺志茹

摘　要　大事记是地方综合年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便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发展概貌、把握地方综合年鉴的中心内容、丰富地方综合年鉴内容表现形式等作用。笔者通过对6部中国精品年鉴大事记的梳理、分析，认为地方综合年鉴要编纂好大事记，且使其达到上述作用，选录的大事要做到“四要”，即要“大”“新”、要“精”、要“准”、要“全”，同时还需处理好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的关系，严格按照广搜集、深挖掘、细加工、重审校4步流程进行编纂。

关键词　综合年鉴 大事记 编纂

大事记是地方综合年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事记选录的大事坚持什么标准、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编纂大事记遵循什么流程，均是编纂好大事记的关键。笔者通过对《连云港年鉴（2019）》《长沙年鉴（2020）》《北京朝阳年鉴（2020）》《孝义年鉴（2020）》《天津市北辰年鉴（2020）》《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6部中国精品年鉴梳理与分析，结合工作实践，谈谈认识和想法，以期为大事记的编纂提供借鉴。

一、大事记应选录的大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四条明确：“大事记选录大事要得当，做到重要事项不漏，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七条明确：“大事记选录大事应得当，涵盖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不得以记述领导活动、会议活动等内容为主。”由此，笔者认为地方综合年鉴大事记选录的大事要做到“四要”。

（一）选录的大事要“大”“新”

“大”，就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历史价值、可资借鉴；“新”就是代表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如《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大事记7月22日记述：“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李清一行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该事条记述的是领导的日常性活动，意义不重大，故不应选录大事记中。又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1月19日记述：“九元航空开通首条长沙直飞缅甸曼德勒国际航线。”该航线的开通，开辟了东南亚商务及旅游精品航线，助推了长沙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代表了发展趋势，符合大事记入选要求。

（二）选录的大事要“精”

“精”，即精炼。大事记中的事条就是把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主要信息提炼出来，用简洁明了的文字记述清楚。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9月9日记述：“长沙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首批华为手机在望城经开区的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园下线”，该事条对事件要素提炼精确恰当。

（三）选录的大事要“准”

“准”，即准确。大事记选录的每一件大事均要核实，保证记述内容与事实相符。从6部中国精品年鉴编纂的大事记来看，以下两个方面比较容易产生问题。

时间要素方面，如《连云港年鉴（2019）》卷首专题图片，其中一张图片为“2018年5月,国务院批复连云港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为连云港综合保税区”，与其大事记6月12日记述：“国务院正式批复连云港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为连云港综合保税区”，时间表述不一致。据查，发现另一条资料，“笔者2018年6月12日从连云港市港口管理局获悉,国务院近日已正式批复连云港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为连云港综合保税区。”可知该年鉴大事记所记时间为误。具体时间还是应以国务院批复文件的时间为准。虽然电视、广播、报纸、刊物（杂志）等及其衍生出新的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是大事记重要的搜集渠道，但其不是信息源，难免欠准确。大事记选录大事，稳妥的做法还是应到信息源去搜集，以确保该事条的准确性。

人物（单位）要素方面，如《连云港年鉴（2019）》大事记8月19日记述：“农业农村部发布疫情公告,连云港连成牧业有限公司发生非洲猪瘟疫情。”通过查询可知，2018年19日12时31分，农业农村部发布疫情公告，连云港市海州区发生非洲猪瘟。由此可见，与事实相符。但作为《连云港年鉴（2019）》选录的大事应是“连云港连成牧业有限公司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而不是“农业农村部发布疫情公告”。进一步溯源，2018年8月15日7时，连云港连成牧业有限公司3头猪发热倒地，于当日下午死亡。因此，该事条应记述为：“15日7时连云港连成牧业有限公司3头猪发热倒地，于当日下午死亡。此后，该公司的猪相继发热、死亡。1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疫情公告，连云港市海州区发生非洲猪瘟。”

（四）选录的大事要“全”

“全”，即是指编纂的大事记各类型事条该有的记述要素不可或缺，同时各类型事条该有的都有，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

一是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如《北京朝阳年鉴（2020）》大事记5月28日记述：“为期5天的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朝阳区重点展示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应用成果。”而此次京交会朝阳区签约额超800亿元，沙雪良：《京交会朝阳区签约额预计超800亿元》，应以“结果”补充在该事条中。

二是各类事条类型齐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将大事记事条类型归纳为法规政策类、发展举措类、活动类、会议类、机构人事类、成绩成果类、事故灾害类7种。6部中国精品年鉴大事记事条类型情况见下表。

由表1可见，事条类型选录为0条的皆集中在法规政策类、事故灾害类，涉及4部年鉴。然而，《北京朝阳年鉴（2020）》第217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签订”条目记述“这是自2018年《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施行以来，全市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该事件是“首例”，即“新生事物”。此条事件应作为事故灾害类事条，选录在大事记中。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因此，机构人事类事条应在2019年的大事记中予以记述。所列部分年鉴仅选录1条、2条相关事条，按常理讲，选录内容可能存在缺失。

三是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6部中国精品年鉴涵盖自然（含生态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个方面的情况。见下图。

以《长沙年鉴（2020）》为例，自然方面不含生态建设方面的话，选录的大事为0条。但该年鉴第27页“气候”条目记述“2月4—24日，宁乡连续21天、长沙连续21天、长沙县连续20天、浏阳连续20天持续出现降水，无日照，均达‘重度连阴雨’标准。长沙连续降雨日数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高值”。该内容属于特大自然灾害，漏掉不妥，应选录大事记中。

二、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的关系

“大事记是年鉴之‘纲’，各篇目（条目）是年鉴之目，以‘一纲’统‘众目’，取材上要互相呼应，彼此一致。”对于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的关系，笔者以《长沙年鉴（2020）》《连云港年鉴（2019）》《孝义年鉴（2020）》3部中国精品年鉴举例说明。

大事记与特色专栏。如《长沙年鉴（2020）》卷首设的“《长沙年鉴》2019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活动”特色专栏中，“年度事件”收录的10件事件，均在其大事记中有记载。

大事记与图片。卷首专题图片方面，如《连云港年鉴（2019）》卷首专题图片收录29张照片（含“山海港城”专题收录的15张风景照片），在大事记中记述的有10张。随文图片方面，如《长沙年鉴（2020）》收录93张随文照片，其中28张反映的是大事记选录的大事，占30.11%。

大事记与特载。如《连云港年鉴（2019）》特载收录文章共5篇，2篇取材于大事记选录的大事。

大事记与专文。如《孝义年鉴（2020）》专文收录文章7篇，其中《城市因文明而美丽——孝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纪实》取材于大事记。

大事记与单一性条目。如《长沙年鉴（2020）》设置的单一性条目中，其中102个取材于大事记选录的大事。

大事记与人物。如《连云港年鉴（2019）》大事记8月21日记述：“连云港市赣榆籍现役军人李明获得‘最美江苏兵’荣誉称号。”此条在“人物”类目“江苏最美人物”分目中予以记述。

大事记与附录。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12月24日记述：“长沙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其“附录”类目收录《在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要处理好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的关系，还需做到以下3点。

一是在其他资料形式中记述的大事，符合大事记“大”“新”选录标准的，大事记必须要选录记述，即“重要事项不漏”。如《长沙年鉴（2020）》第121页“长沙市在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获奖”条目，记述的事件未放入大事记中，不妥。

二是大事记选录的大事，若在其他资料形式中予以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应一致。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6月30日记述：“中南源品干细胞科技园开园，标志着湖南首个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科技园启用。”而其卷首专题图片中，有一张照片为“2019年7月10日，中南源品生物科技园启用”。两者时间、单位表述均不一致。

三是大事记选录的大事，需展开详实记述的，应以单一性条目为主，以其他资料形式记述为辅。大事记选录的大事，一般应该以单一性条目记述。如《长沙年鉴（2020）》全书102个单一性条目取材于大事记选录的大事，占到大事记事条总数的30.09%。如此低的占比，大事记是不足以“勾画出整部年鉴的大致轮廓和主体内容”的。虽然其他资料形式也有从大事记事条中取材，赋予大事记“纲”的作用，但仍然不能真正地体现出大事记的意义。笔者认为，应更多地从大事记选录的大事上取材，设为单一性条目。

三、大事记应采用的编纂流程

大事记选录的大事涵盖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因此，大事记是地方综合年鉴中较为特殊的类目，其编纂流程会复杂繁琐一些。笔者认为，可按广搜集、深挖掘、细加工、重审校4步流程进行编纂。

（一）广搜集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条明确：“年鉴编纂单位应拓宽资料搜集渠道，资料除依靠各供稿单位提供外，还要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和提炼网络信息，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搜集。”对于大事记的编纂更应如此，忽视掉任何一条渠道、一个途径和一种方式，很可能就将大事遗漏。除此之外，还要发挥年鉴编纂人员集体的力量，成立大事记搜集团队或年鉴编纂组。商讨、拟定大事记搜集提纲，一定要考虑到本地的年度特点。如记述2020年，大事记不可遗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制定的重要制度（政策）、采取的重大措施（实际行动）、取得的重大进展（成就）、涌现的典型人物和代表事例，等等。明确大事记选录标准，要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并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任务分解，责任到人，尽量做到选（组）编为同一人，目的是使编纂的大事记与年鉴主体内容一致。定期召开碰头会，集思广益解决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疑难问题。最后采用大事记体例将搜集的事条进行汇总，“众手成记”，形成大事记稿。

（二）深挖掘

大事记稿形成后，执行主编一人统揽全稿，主要根据选录的大事深入挖掘线索，补充遗漏的大事。同时，还要逐条核实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认为，主要从3个方面来挖掘线索，补充事条。

一是从同类型的事条中挖掘。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3月24日记述：“首列长沙产有轨电车在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下线，首批17列电车发往甘肃天水。”与其同类型的大事，如第288页“三一重起SAC1600OS全地面起重机下线”条目记述“2019年2月19日，三一重起SAC1600OS全地面起重机在宁乡产业园下线，标志着全球最大吊高、最大吊重的超大吨位起重机面世”，也应在大事记中选录。

二是依据各类型事条的选录情况挖掘。第一，选录较少的事条类型，需深入挖掘增加。如法规政策类事条为0条的年鉴，除了在记述内容年度本地区制定出台或下发(印发)的条例、规定中选录外，还可在本年度实施的其他年度制定出台或下发(印发)的条例、规定中选录。第二，防止活动类、会议类事条占比过大，应提高其他事条类型的占比。依据表1统计，活动类、会议类事条占比情况如下：《连云港年鉴（2019）》约占54.07%、《北京朝阳年鉴（2020）》约占67.11%、《长沙年鉴（2020）》约占33.04%、《孝义年鉴（2020）》约占57.26%、《天津市北辰年鉴（2020）》约占80.65%、《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约占64.35%。其中，5部年鉴的活动类、会议类事条占比均高于50%。活动类、会议类类型占比大，“表明大事记的记述范围和设条标准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条目的选取和设置不科学，没有筛选出主要信息”。因此，活动类、会议类事条能缩减的尽量缩减，并在其他类型事条选用上下功夫，提高其比例。

三是依据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事条选录的情况挖掘。通过图1统计，有3部年鉴的经济部类事条选录最多，尤其是《长沙年鉴（2020）》选录的约占全部事条的60.77%。“地方综合性年鉴的功能作用决定了各部分内容的设置不是平分秋色的，要将一个地区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项事业，特别是经济生活信息作为突出的重点加以反映。”因此，经济部类事条要比自然、政治、文化、社会部类事条选录得多。

（三）细加工

大事记稿经过一番深入挖掘、补充增加、核实后，每一事条还应按照其事条类型应记述的要素，删繁就简，精细加工。从6部中国精品年鉴编纂情况看，这步流程还要注意以下4点。

一是注意时间。大事发生的时间连续几日的，用“×日—×日”或“×月×日—×月×日”格式。如《长沙年鉴（2020）》大事记6月26日记述：“是日 为期7天的2019年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部长级研讨班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高级别论坛在长沙举办。”其中，“是日”“为期7天”，就不如使用“6月26日—7月2日”表述具体明确。“是月”或“本月”，应为具体日期。如《北京朝阳年鉴（2020）》大事记2月事条记述：“是月 朝阳区首个村级文化馆在金盏乡东窑村文体中心挂牌”，其中的“是月”，就不如其3月事条记述“1日 朝阳区应急管理局挂牌成立”中的“1日”明确。

二是注意人名。一般的人名前加职务。如《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大事记5月20日记述：“在伊斯兰教斋月‘盖德尔夜’之前,李清到红桥清真大寺,与寺管会成员及阿訇座谈,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穆斯林群众致以节日祝福。”李清人名前没有加职务，虽在大事记其他事条中该领导有职务，但职务一年内可能会存在调整情况，稳妥的做法还是在人名前加职务。人名前的职务写主要职务。如《连云港年鉴（2019）》大事记1月24日记述：“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名单，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连云港市委主委、市农科院院长徐大勇被推荐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农业界别委员，是全市首位全国政协委员。”因徐大勇当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并经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表述为“市政协副主席徐大勇”即可。

三是注意大事记体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四条“可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6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大事记基本采用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2种，但仍存在着本应是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却按编年体记述的事条。如《孝义年鉴（2020）》大事记9月27日记述：“孝义市山西一果、新希望六和、金颐食品、义谷元农业等7家企业的百余种名特优农产品在吕梁新区广场举办的第四届吕梁名特优功能食品展销会暨2019农民丰收节亮相。”10月2日记述：“为期6天的第四届吕梁名特优功能食品展销会暨农民丰收节闭幕，总投资1亿元的2000公顷优质核桃标准化种植基地项目落地孝义市山西一果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义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义谷系列保健酒获十大功能食品奖。”

四是注意事项来龙去脉的表述，前后贯通。如《天津市红桥年鉴（2021）》大事记2月9日记述：“红桥医院派出吴伟强、卢振、刘爱菊、李超、靳怀宗、任秋香、黄旭、孙凯、白敏、刘旭10名医护人员参加天津市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赴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3月31日记述：“红桥医院吴伟强、黄旭、白敏、孙凯、靳怀宗、刘旭、任秋香、刘爱菊、李超、李健10名医护人员参加第一批暨天津市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和红桥医院第三批暨天津市第十三批影像技师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休整期满返回红桥区。”参加天津市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10名医护人员在第一条中有“卢振”，在第二条返回中没有“卢振”，增加了“李健”；第二条中“红桥医院第三批暨天津市第十三批影像技师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是谁，什么时候驰援的，前文并未交待。

（四）重审校

经过广搜集、深挖掘、细加工3步流程后，地方综合年鉴的大事记达到“众手成记、宛如一人”的效果。此阶段，全书各部类稿件也基本完成。然后，在“重审校”这步流程中，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如图片、特载、专文、专记、条目、人物、附录等同步进行“审校”，相互比对，达到统一。

以《连云港年鉴（2019）》为例，其5月29日记述：“同日 《福布斯》杂志发布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百强榜单，中国共有7家公司上榜。连云港企业恒瑞医药排名第64位,比2018年上升18位,是全国唯一入选的制药类企业。”然而，中商情报网发布的2017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百强榜，恒瑞医药的排名是第82名。因此，“比2018年上升18位”应是“比2017年上升18位”。其8月15日记述“省政府评定王继才为烈士”，与其第1页“特载”收录《人民楷模——王继才守岛卫国32年》文章中记述“8月17日,省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评定王继才为烈士”，时间同样不一致。

四、结　语

地方综合年鉴的大事记能够凸显一个地区年度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亮点、关键点，笔者认为，好的大事记，选录的大事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历史价值、可资借鉴、代表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每一个事条的语言简洁精炼，时间、地点、人物等主要要素准确、完整，记述内容与事实相符，做到重要事项不漏，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要编纂好大事记，还需处理好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的关系，即其他资料形式中的记述，符合大事记选录标准的，在大事记中必须选录记述；大事记与其他资料形式选录记述的同件大事，时间、地点等要素必须一致；大事记选录的大事需展开记述的，或设为单一性条目，或采用特载、专文、专记、人物、附录等其他资料形式进行详实记述。大事记的编纂过程还需严格按照广泛搜集、深入挖掘、精细加工、重视审校4步流程进行，如此，编纂出的大事记才更完整、系统、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