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喜鹏

汉代铁锚

　　福州古城地处闽江下游，“派江吻海，山水相依”，历史上城市的发展变化与内河水系的演变息息相关。从汉冶城、晋子城、唐罗城、梁夹城、宋外城再到明清府城，历代的城市建设通过整治和利用水系，进行选址规划、港口营建、防洪防御及水利交通，并完美地实现了人工建筑和山水环境的结合。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在论述东方城市设计艺术传统时，便援引古代福州城为例，将这种建筑和山水自然结合的空间布局视为“绝妙的城市设计创造”。历代都有水系利用和整治的记录见诸文献，而近三十年来在福州城区的考古，亦发现了不少实物资料，见证了古代福州人在水治理上的经验和智慧。

　　《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城市内河定义为“全流域位于本市中心城区，兼顾排水、防涝、休闲、景观、旅游、文化等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规划城市河道、排水渠道及与之相连的湖体”。由于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雨量充沛，尤以夏季还深受台风天气影响，古代福州建筑内部排水的设计亦极富创造性。因此，本文除河道治理和沟渠建设外，亦将各朝建筑的排水系统纳入到论述之中。

　　一

　　“汉五年，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史记》这段关于福州城的最早记载，就此拉开了这座城市2200多年辉煌篇章的序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秦汉时期福州盆地还处于海湾阶段，境内陆地极少，除了一些小片的孤山、洲屿和浅滩低地外，只有中央的大片半岛及边缘的山前平原，冶城就深受这种地貌的影响，故有“闽在海中”“居大泽中”的说法。

　　根据考古发现，冶城的宫殿区位于今屏山以南，建在天马山、冶山及云步山诸岭之间，符合《三山志》关于闽越国故城在“府治北二百五步”、“此山（将军山，即冶山）西北”的记载。诸岭之间水网密布，分布着大量的沟泉井池，欧冶池便列其中。考古人员在北大路外九彩巷发现水沟，屏山地铁站发现水塘、水沟等，可以知道当时冶城宫殿区内河溪纵横。《管子》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冶城因山就势、靠近水源的选址方式是极为符合古人的这种建城思想的。

　　明初王恭所作的《粤城怀古》道：“无诸建国古蛮州，城下长江水漫流”。屏山地铁发现的冶城内河，南北开口宽约17米、深1.22~1.55米，底宽约13米，东西均未发现边界，推测呈东西走向，西端可能通到今西湖一带。该水沟还出土了汉代铁锚，重达65斤，通长51厘米、通宽52厘米，锚身由方形锚柱和4个锚齿及系绳圆孔组成。1975年连江县敖江出海口处亦出土有汉初独木舟，系用直径近2米的整棵楠木刳成，舟身残长7.1米，宽1.6米，首宽1.2米，舟深1.2米，首尾略呈方形。《史记》有“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的记载。《三山志》说，“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东街口）。”可见当时闽越族“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对天然河流和洼地进行改造，在城内建立以内河为网络的发达的水路交通，继而联通海上贸易。

　　闽越国的宫殿建筑明显效仿中原秦汉建筑形制，多采用夯土台形式。将宫殿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之上，不仅可以突出建筑的雄伟和庄严，还可以起到防潮、防洪和防御的作用。为了便于排水，通常需要规划开挖人工沟渠、建设排水设施。省财政厅工地考古发现在夯土台两侧各有一条水沟，宽度分别为6米及4.8米，深1~2米，夯土台基上有一长排极有规律的柱洞，原有建筑与两侧的平行沟渠形成水上亭台的景观。地铁屏山站考古发现在夯土台有两节近东西向的残陶水管，水管相套，残长0.8米、残宽0.3米。宫殿区另建设多处水井汲水，如屏山地铁水井，外径2.35米、内径为0.8~0.95米，底部直径0.5米、深4.3米。井的砌筑可分三层，上层深1.7米，用板瓦片错缝垒砌；中层深1.85米，用六节陶井圈垒砌，井圈内径0.8米、外径0.9米，每节高0.31米；下层为红花土，深0.75米，井壁向下渐收，井壁上有竹编的痕迹。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闽越国宫殿建设汲水和排水设施时既考虑实用，亦注重美观，并开始利用水面构造景观。

　　二

　　闽越国灭亡后，《史记东越列传》上有“汉武帝诏军吏皆将其民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的记载。根据《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献贡转运皆从东冶浮海而至”，《宋书州郡志》载“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自立为冶县”等史料，可以知道当时福州作为一个沿海小县，扮演着海上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匮乏的考古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处于低潮期。直到西晋设晋安郡建子城，福州城市史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子城亦以山为靠，“璞指其小山阜曰：‘是宜城’”。正德《福州府志》说：“太康三年，（严高）为晋安太守。时初置郡，诏治闽越故城。高顾视险隘不足容众，遂改筑子城。又凿迎仙馆前，连于澳桥，通舟楫之利。城西浚东西二湖，溉田数万亩，至今利之。”可见晋代子城的兴建伴随着对东西湖的疏浚并疏通河道以利通航。

　　大航桥河位于子城南门外（虎节门大桥，今虎节路及贤南路路口），“晋严高开，舟楫往来，因名大航”，往东为开元寺东直巷，为三国孙吴的典船都尉，《八闽通志》云“主谪徒作船于此”。最后“连于”澳桥（今东街及五四路路口），《三山志》载，“相传无诸时，四面皆江水，此如屋奥，舟楫所赴”。该河道在子城水陆交通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再次疏浚。

　　据《三山志》的记载和文史专家的考证，子城宽“仅二百二十三步”，历经六朝、隋唐，到了晚唐中和年间（881-885年）得到修拓，城内人口日繁，海外贸易发达。元和八年（813年），《球场山亭记》描绘说“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廛闬阗阗，货贸实繁”。是年，刺史裴次元在冶山南麓开辟球场并营造城市山林，“转石而峰峦出，浚坳而池塘见”，作《天泉池》诗题冶山亭台之上：“游鳞息枯池，广之使涵泳。疏凿得蒙泉，澄明睹秦镜。”这是古代福州人利用山水，营造公共园林建筑的开端，冶山古迹为以后历代重要的城市景观。

　　六朝隋唐时期的遗址中，对河道的治理可分两类，一类是人工河道的开挖，一类是对河岸的加固。屏山地铁站曾发现西晋河道，东西向，残长10米、宽3.7米、残深2.5米，河道由人工开挖山体形成，从其位置在冶山北坡与方志所载子城北界相符，被认为极可能是子城的北护城河。省二建工地六朝河道，河两岸是兴建于汉代并被六朝加以沿用的建筑台基。上部宽5~5.5米，底部宽4.5~5米，深1米，剖面呈梯形。从沟底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看，该河道由西北向东南流，沟的两壁斜直，各打入一排直径约6~10厘米的木桩用以加固河岸。河道当流入临近的屏东河，河东即为西晋严高所凿东湖，唐末筑罗城后屏东河一直作为城壕。

　　这一时期还发现一些汲水、排水设施。华林横巷发现木制水渠，宽0.72米，残长3.1米，开挖一条宽0.84米，深0.3米的土坑内，坑内平铺两层木板、两侧置夹板，从而形成一个中空的水槽，用以引水。鼓角楼遗址发现南朝砖砌水沟，沟宽0.2米，深0.18米，可看到的部分长2.6米，用单砖砌出沟壁，其上再盖上一层砖。

宋代河道考古发掘

晚唐五代砖砌水沟

　　三

　　晚唐至五代十国战乱割据中闽国的出现，是福建地区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也是福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自中唐起，中原文化传入、大批移民南迁，蛮舶云集，晚唐后作为闽国都城，福州“与外部世界广泛交融”，为两宋以后成为国内经济发达重要都市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福州城得到了数次大规模的扩张，城内水运系统逐渐形成。黄淘在《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描述王审知筑城浚河，“东画长川以为洫，西达于南，盘别浦以为沟，悉通海鰌，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宗艛。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以为隍。”福州从而“江海通津”，成为重要的水路贸易中转之地。

　　王审知环筑罗城时，就曾疏理“新河”（即今安泰河）以为城壕，《三山志》云，“盖伪闽筑罗城时所凿也”。2014年在安泰河北岸、金斗桥附近的罗城遗址考古就为我们展示出城市扩建中，对原有的港汊进行改造和治理并兴修城墙的整个过程。

　　先是建设河边堤岸，年代大致为晚唐时期或之前。可看到的范围为东西约10米，两侧应有延伸。主体部分由多根原木东西并排而成，错落有致，原木长短不一，长346~526厘米不等，短210~ 276厘米不等。多数原木偏北处有一较短的横木与其垂直并榫卯相接呈“十”字形，紧贴横木南侧于原木左右两侧各立一个尖头木桩加以固定以防止滑坡。南端比较平齐，深入河沿。

　　南边发现了两道木质挡板，南北相距约2.4米。从修造时期上可分早晚两期，北挡板为一期，与上述护岸极可能为同期建筑，二期挡板建于一期之后，方向基本与今天的安泰河岸平行。两期做法都是先直挖河道后贴立长条木板，再紧贴木板处斜插入木桩进行加固。一期可见长度为10米，但应有延伸，木桩多数是劈成一半的原木，直径12~20厘米不等，长度可达1.36米；二期保存较好，可探明东西长90多米，挡板厚6.5厘米、长2.25米、宽0.50~0.65米，木桩直径0.15~0.30米，最长达2.7米，木桩之间间距0.9~1.05米。护岸与挡板共同构成了防洪堤岸，这是我国南方地区较为少见的早期木质河岸遗址。

　　两道木质挡板之间曾发现有一平板，由三块宽约45厘米、长113~134厘米的木板东西向拼合而成。平板上立有一个大木桩，木桩直径约28厘米，木桩底部有一“十”字形榫卯结构，在其东侧发现同一结构的木板基础，两木桩的中心距为4.5米。因在倒塌堆积层发现一只木栱，故初步判断为沿河建筑的基柱。

　　罗城建于堤岸的北侧。基础部分先挖出基槽，宽11米、深可达3.6米，以松木铺底，其间再以毛石及黑土堆叠，其上的夯土基逐层夯筑，夯层厚度5~18厘米不等，每两层夹砂，并杂以毛石。上层两侧用毛石砌成护基，其上墙体由纯净的五花土筑成，北侧发现有钱文城砖，呈倒塌状分布。

　　五代闽国王室还建有“夹道”（或称“复道”）以达西湖游乐，《三山志》载，“西湖周回十数里，筑室其上，号‘水晶宫’，时携后庭游，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榕城考古略》考证其位置，称“当在今北水关迤北悦济桥地也”，“故有云夹道，即伪闽为复道处。盖当时罗城丰乐门沿土街一带，北至钱塘巷，为永安门。其后街一带，皆西湖也。”

　　复道遗址发现于今北后弄、钱塘巷以南，1993年和1999年经两次发掘，宽10米左右，可通行较大的舟船。已探明长度不少于120米，东西走向，为人工堆砌河道。下部为木壁，木壁斜靠淤泥，有木板上下三或四层相叠而成。木板两面抛光，厚4厘米、长66~ 102厘米、宽50~59厘米不等。左右两端砍切整齐，并留有5厘米的榫孔，用直径15~18厘米的方形木桩加以固定。木壁上部由不规则的石块叠砌，厚度0.5米，高度约0.7~1.2米不等。石块光面平滑向外，内侧嵌入泥中。与复道相类似的做法，1998年湖东路省社会主义学院工地也发现过一例，南北走向，可看见的长度为15米，宽7.8~8米。地铁屏山站亦发现有晚唐五代水沟，被认为是子城城壕，宽8.5米，可看见的长度达30多米。《三山志》载，“伪闽时，州北无渠，从州西北西湖庙南十五步，罗城开渠，外吸西湖水源东入，沿子城以通此池（欧冶池），长三百步。”由此看来，晚唐五代从西湖过罗城，沿着子城至欧冶池之间，存在着数条与复道相通的河道和城壕，构成了内河交通网络。

　　《三山志》载，“伪闽僭号，改作逾制。通文、永隆之间，宫有宝皇、大明、长春、紫薇、东华、跃龙；殿有文明、文德、九龙、大酺、明威；门有紫宸、启圣、应天、东清、安泰、全德。”闽国时期广建殿宇，占据了城区的大部分地区。地铁屏山站曾发现晚唐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其南北跨度超过100米，东西宽度超过10米，包含沟、井、房、路、廊等建筑遗迹，被推测是闽国的宫殿。其排水沟的建设亦规模较大，整体蔚为壮观。砖砌水沟由北向南几乎贯穿整个宫殿基址，平面呈“几”字形，南北超过105米，全由规整方砖垒砌而成，沟底“人”字形砌法，两壁由三层砖垒砌而成，多处为明沟，部分上面盖砖形成暗沟。

　　四

　　宋代被认为是福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人口、经济、文化都达到一个高峰。元代，城市经济文化继续保持一定的发展水准。历任刺史、知州扩建城池、大兴水利、遍植榕树，福州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蔡襄在《乞相度开修城池》里说“福建一路州军，建、剑、汀州、邵武军连接两浙、江南路，乘船下水，三两日可至福州城下”，“闽中诸州，皆福州属根本”；曾巩《道山亭记》也说，“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三山志》亦载“南北舰囷载，歘至城外。其诸货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以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福州成为福建商业贸易网络的三大中心之一，作为贸易航运体系的内河水系四通八达。

　　从考古发现来看，与前代相比，宋元时期的遗址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几乎遍布福州整个城区，且在历年考古中，河道遗迹几乎都有发现，是城市繁荣和社会变迁的反映。以屏山地铁站发现的三处遗迹为例，三者相互叠压打破，年代分别为北宋、南宋和元代三个时期。北宋河道，东西向，宽11~12米，残长约40米，深度约2~ 3米，仅为土河。到了南宋，河道宽度被缩减了约2/3，约3.7米，但在两侧砌起石条驳岸。北侧残存条石最多为11层约1.9米，南侧条石最多为10层约1.5米。到了元代，河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砖石砌筑而成的暗沟，东西残长约23.4米，沟内宽约70厘米，高约0.52米。沟的两壁由条石错缝平砌而成，底部铺有素面灰砖，部分用钱文砖铺垫，顶部盖以石盖板。

　　根据《三山志》记载，宋元时期福州城市人口迅速发展，户数由宋初的94510户，到南宋淳熙年间达321284户，由此需要更多的土地以容纳人口，城市得到大规模开发，甚至向河道要土地。因而考古发掘出的一些河道大多在南宋以后或久未疏浚，或遭毁弃，如五代“复道”北宋时河道便大幅变窄，再到南宋至元即遭填塞并在其上建起了房子。

　　此外，宋元河道的出土物通常都极为丰富，从多类型的茶具、灯具，到碟、碗、罐、枕、炉等日用器皿，再到动物模型、骰子等反映社会生活的器具一应俱全，所发现的陶瓷除大部分来自闽江流域的窑址外，还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及北方窑场等其他地方的商品。值得一提的是屏山地铁站曾出土一件具有店铺标识的酱釉罐，应为酒具。其外下腹有墨书“通字号”，底部书“嘉定三年庚午征月九日戊午大位□”。北宋诗人龙昌期有诗道，“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我们有理由推想这条从西湖流至欧冶池的内河上舟楫往来，沿岸商铺林立。

　　除石基驳岸外，南宋河道整治中亦采用木桩护岸，如钱塘巷复道遗址的河沟，宽度不少于3米，可看见的长9.60米，深1.60米。该河道形成于复道毁弃之后。沟边壁呈斜坡状，沟底较平。沿沟距南岸30厘米不到的距离打上一排带皮的细木桩，每根间隔30~80厘米排列，直径5厘米，长1米以上。该河沟在南宋晚期至元时又经过一次整治，其宽度减至1.2米，深度为1.2米。护岸采用木石结构，下部打下木桩作为支撑，木桩间隔0.70~1米排列一根或两根，不带树皮，直径0.1米，长1.30米。上部由条石错缝叠砌三层，高0.50米，局部用砖加以修补。河沟东段另有一条侧沟，由西北向东南流入，与主侧接头处用条石砌边，其余部分用砖块堆砌。以上宋元时期整治河道的这些做法都为以后所沿用。

　　宋元建筑的排水系统亦多种多样，除与前代一致的各种砖砌、石砌的明沟、暗沟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陶水管的大量使用。如屏山地铁站东入口发掘时发现的水沟，残长1.47~6.1米不等，都采用了陶水管。以其中一处为例，其做法是先挖沟槽再安放陶水管，逐节套接。水管长41厘米，宽20厘米，用陶制管套两两相套。南北两段陶水管中间连接有一砖砌水槽，槽壁为单层砖立砌，顶部有砖、石盖板。而南段陶水管南端还连接一段砖砌暗沟，由砖单层立砌，上铺砖盖板。使用陶水管建设排水系统无疑比砖砌、石砌的水沟更为节约便捷。

　　五

　　明清以后，福州城内基本保持原有格局，面积略有减少，但由于岸线南进，商港也随之南移至南台地区，并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开埠，进一步发展到仓山地区，从而形成了主城和南台的双城模式。而内河在航运、防洪及文化旅游方面依旧突出，但因明清时期的河道经过考古清理的较少，一些做法基本沿用前期，故暂不累述。

　　以上主要从考古发现来介绍从汉代到宋元各个时期福州古代内河治理的实例。因城区考古发掘面积往往较小，遗迹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清理，所揭示的通常也只是冰山一角，但从其内容看，已经包括了古代治理内河工程的多种类型，如河道疏浚、驳岸修砌、排水排污系统的建设甚至景观改造。

　　在新时期水利工作思路“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指引下，福州城市内河治理是为了加强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内河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目标。上述古代福州人治水的这些实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某种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福州晚报》（2023年9月5日、9月10日，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