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朱熹所写的“福”字榜书字径约360厘米，位于在乌石山西北坡高崖上，北向。《闽中金石志》载:“在乌石山观音岩，字大盈丈，朱子书，今名福字坪。”原刻已毁，今所见系乌石山园林管理部门于2009年夏镌刻。

　　朱熹在福州的摩崖石刻有不少，那些题字或被后世儒者作为座右铭，或成为今人联想朱子行迹的“媒介”。而这个字确是乌山摩崖石刻中“代表作”之一，它是福州地区最大的单字摩崖石刻之一，这样的大字正如他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正如他大中大正的德性。

　　在《尚书》、《诗经》、“三礼”、《孟子》等古籍中已有“福”之记述，如关于福祉、祈福等方面内容。朱熹深研儒家经典，想必挥毫时对“福”之学说有过思考。

　　《尚书·洪范》中所言“五福”被视为福文化理论源头。文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朱熹弟子蔡沈《书经集传》将朱熹著述中相关观点作了集中表述，其对“五福”解读为：“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宁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为先后。”

　　朱熹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至今仍是难以逾越之高峰。展读朱子书法，笔画直指心源。在“不贵文而贵质”书风中，流露出中正德性，观其墨迹，多是妙理精义。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评价朱熹书法时说:“朱子继承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宝之。”

　　善写大字确是朱熹书法显著特点。除了乌山上的“福”字，还有河北民间的《太极图说》大字书法群、武夷山朱熹纪念馆《千字文》双钩大字书法、长沙岳麓书院“忠孝廉节”、武夷山响声岩“逝者如斯”、长乐三宝崖的“读书”、庐山白鹿洞书院“风光霁月”等书作可以说明。而朱熹小字行书亦得到许多人赞赏，他的书作代表《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是南宋书法史上经典作品，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1）“朱元晦城南二十咏墨迹”条载：“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咏》,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而诗之清远,亦非宋人所能及。”

　　论朱熹书法，书学观及创作论必须提及。

　　朱熹很早就开始学习书法，受家学陶染，其父朱松曾学王安石书法。朱熹回忆说：“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晦庵集》中《家藏石刻序》一则文字，记录了他的学书故事：“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最初的学书经历，也形成他的书法风格基调——他的字带有“金石”气韵，还有一点“古拙”之风。

　　在《朱子语类》（卷121）中记载着一句话，且视为他对书写状态的表达：“须是纵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

　　这让我联想到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教言。这种状态是一种修行境界，“皆由自家使得”，表现了书者内心的自信，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千锤百炼后的从容。朱熹的书法观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敬”。“敬”字贯穿他的整个书法创作过程，他强调作书心态要点在于“书字时甚敬”。

　　朱熹欣赏蔡襄书法，并高度给予肯定:“蔡公节概、论议、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者,不独其书之可传也。南来多见真迹，每深敬叹。”可能对朱熹来说，书之功夫，更在书外。

　　但即便是这样，朱熹在中国书坛仍占据重要地位，仍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流的名家，且笔者认为他的书法是“书以载道”之最高典范。因为评论书法不仅仅是艺术方面，书艺境界的高低还包含书家自身品格与学问。正如明人胡俨所说：“余尝游匡庐,至白鹿书院,周览古迹，见(朱)文公先生所书‘贯道’之桥、‘风泉云壑’之亭及‘白鹿洞’等题扁（匾）,镵诸石上,字径尺余,笔力苍古，气象方严，自然令人悚敬。及归,阅家中旧藏文公与芗林向氏书尺,清劲温润,如瑶台春晓，珠光玉华，又自不同。乃知先贤道德充积，精英之发,无施而不当也……”

　　当年，朱熹在乌山讲学，闽中学人多慕名而来，后来有人将那个讲学处名为“先贤石室”。谢震作《题石室清隐》诗，有句云：“当日若无伪学禁，一丘那得有遗文”。朱熹留字乌山，是这座名山之福，因为朱子过化处，文风兴盛；乌山留下了朱熹一段故事，使它的历史更为耐读。

　　乌山有“福”，前贤将书作铭刻于此，使后人可以在这“书法博物馆”中一饱眼福；乌山有“福”，历代名贤多流连此地，饮酒赋诗。或安砚山中，在此著书立说。此二者皆为清福；乌山有“福”，朱子学在福州传播也是福，且这段“书香”是最珍贵之“福”。

　　《福州晚报》（2023年10月27日 A13版 兰花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