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远野
黄乃裳纪念馆。
黄乃裳
黄乃裳(1849-1924),原名久美(也作玖美、九美),字绂丞,号慕华,晚号退庵居士,福州市闽清县坂东镇湖峰(今湖头村)人,基督徒。他出生时,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才九年;他离世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始终奔走沉浮在中国最多灾多难、波谲云诡的岁月,几乎与一部中国近代史相始终,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充满坎坷冲突,抉择突破。
中西兼备
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会来闽清传教,17岁的黄乃裳入教。1867年冬,黄乃裳被牧师许扬美收为助手。自此他开始研修英文,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
黄乃裳接受了不少西方的科学思想,积极提倡“格致”之学,后还与友人合作,在福州创办福音、培元、英华3个书院,这是福州历史上第一批新型学校。黄乃裳在深受中华优秀文化浸染的基础上,又大量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学贯中西,具备了当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一切学识,为他融入那个时代并始终站在前沿做好了准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乃裳的三弟,担任致远舰副管带的黄乃模与邓世昌一起殉国,这让黄乃裳痛切地认识到基督教并不能救中国,转而向维新变法的队伍靠拢。
救亡图强
黄乃裳参与维新变法,远因在于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主因则是他一心救亡图强。
自小家境贫寒的黄乃裳,初受启蒙于三叔黄庆涵,8岁后正式进入私塾,12岁起因家贫不得不改为半耕半读,科举之路本已中断。但在他加入教会之后,有感于教会中缺乏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学士和上流社会人才,因此他决定重新走上传统的科举道路。1877年,29岁的黄乃裳以第二名中了秀才;1894年,46岁的黄乃裳以第三十名中甲午科举人。自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迈入了士大夫的行列。当时,列强入侵频繁,国难当头,黄乃裳并不沉湎于科举功名,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国家、民族与人生的出路。
在甲午战争之前,黄乃裳即已开始考虑过“变”,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改变劳而无功的救国方式,但一直没有找到怎么办的答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家生死攸关,黄乃裳的政治参与意识进一步被点燃。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康有为的“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猛然照进他的内心,促成了他思想的更新与发展。遂与康有为、梁其超和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林旭等交流和实践变法维新思想。他深慨国家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社会堕落,毅然放弃科举功名幻想,改学新学,积极股身“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
“公车上书”后,黄乃裳会试落选,随后返回福建。1895年6月,他写了《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一文,首次表达了自己的变法维新思想,主张讲求西法,培养精于西学的人才,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一次的进退取舍,黄乃裳已然成为维新派的一员干将。
转身办报
在福建,黄乃裳提倡重视格致教育的同时,一直考虑如何宣传变法维新思想,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当时福建风气闭塞,尚无近代意义的报纸,内外消息沟通迟滞。为打破这种格局,1896年,黄乃裳自筹资金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
《福报》所刊载的文章均围绕着开放变革、挽回权利、富国强兵、发展民族工商业等主题,充分表达了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他在《福报》上披露、痛斥顽固派。黄乃裳还大力主张“广设报馆,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刍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听言之益”。他还在《福报》里强调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尖锐地指出“利之既尽,何以立国?”提出“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须捷随其后。”
《福报》是福建鼓吹变法、宣传维新的论坛,是福建思想界的一面旗帜。虽说因资金短缺等问题而只存在一年,但其在报业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对黄乃裳而言,进一步积累了办报的经验,也提高了个人声望。《福报》传到北京,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王锡蕃等人的注意。1897年末,王锡蕃向光绪皇帝推荐黄乃裳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投身变法
1897年,黄乃裳再次入京会试,被选为拔贡。在京期间,黄乃裳遍访谭嗣同、林旭等维新人士。黄乃裳积极参与上书陈政,他在《自叙》里说:“曾八次上书,其已批发仅请行简字一折”,“此外有三折已批行而未发”,其中除“公车上书”外,留下来的仅有他与林旭等366名福建举人联名上书的抗议驻青岛德国士兵闯入即墨县城文庙,捣毁孔子及子路像的奏疏和《请行切音新字折》。
1898年9月,变法失败,黄乃裳遭到清政府通缉,位列名单第11名,但他依然冒着性命危险,费尽周折打听康、梁行迹,并通知福建老乡林旭前往美国使馆躲避,林旭谢辞,随后被捕就义。为此他悲叹:“呜呼,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风。”黄乃裳乘船赴上海避难,旋即回闽。
回闽后,黄乃裳没有选择避世隐逸,而是受邀前往兴化办盐务。在实际的事务奔忙中,他更直接地接触社会现实,更真切地耳闻目睹民间疾苦,慨然喟叹:闽地苦瘠,丰年亦不足食,乡曲贫民,终岁啖红薯十室而九。1899年,51岁的黄乃裳决定下南洋,“觅一地旷人稀之处,可容数百万人以业农者,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稿饿而死,且以远女主之淫威与夫专制之虐毒。”(引自《自叙》)这一次进退,黄乃裳从一个变法维新人士化身卓越侨领。
海外垦殖
1899年9月,黄乃裳举家来到新加坡。其间,他到马来西亚、苏门答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勘察移民点。1900年5月下旬,黄乃裳以港主的身份与查尔斯·布鲁克订立了开垦诗巫的17条合约,选定今日诗巫郊区新珠山为垦区,砂拉越政府负责贷款给移民。主要条款有:“有待吾农人与英人一例(意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华人),所垦之地享有九十九年之权利……王家如需吾农已开垦之地,须按时价估买。吾农有往来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设立公司商业自由,购买枪械自由,航业自由等权利。无纳丁税,无服公役,无当兵义务。凡违犯民事在五元以下罚金之件,港主有自治之权。”孙中山先生知道后称:“誉此条约为我国上前所未有的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和平、友谊发展的条约。”(录自《黄正予赞港主》)
此后黄乃裳先后三次亲自组织了移民招募工作,先后共召集闽侯、闽清、永泰、古田、屏南、福清等县1118名荒者到诗巫发展。黄乃裳将诗巫命名为“新福州”,建6间亚答厝于新珠山,命名为新厝安,期望此地能顺利开垦安家的福地。此外,一向重视教育的他还倡建了五所教堂、一所小学校。
1904年6月,在开垦诗巫4年之后,因垦务已成,自己身体又欠佳,且收到孙中山的邀请欲回国参与革命,黄乃裳将垦场的管理工作托付给美国牧师富雅各后悄然回国。这一次进退,黄乃裳从一个侨领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辛亥革命光复福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激情革命
早在1900年7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会见了黄乃裳,两人相谈甚欢,临别赠其言:“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从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引自《自叙》)此一言,成为黄乃裳后半生的遵循和写照,他再度为国家与民生奔跑起来,直至穷困病休。
1904年7月,黄乃裳经新加坡抵上海回国,在上海会见了旅沪闽籍学生以及宋教仁、蔡元培、马相伯等人。随后,黄乃裳携眷去新加坡。当时该地《图南日报》创办人陈楚楠、张永福约请黄乃裳切磋文字,进而议论国事,倡言革命。不久,《图南日报》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黄乃裳自告奋勇,携带五千册回国宣传,并于10月到潮州,假托办学,遍游潮州及福建漳州所属十余县,联络革命志士,酝酿革命起义。
1906年6月,黄乃裳在新加坡再次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此后他在国内外各地宣传革命,抨击康梁的保皇说。1907年,他参与策划了潮州黄冈起义。黄花岗72烈士中,福建籍烈士19人,其中黄乃裳的学生占半数。
1909年,清政府开始推行立宪,福建成立了福建省谘议局,黄乃裳被推举为常驻议员,他也是当时谘议局议员中唯一一位同盟会会员。在谘议局,黄乃裳提交了大量详细的议案,比如设立水上警察部队、振兴和管理福建的农业与林业、将福建划为4个次级行政单位(原来的是9个)并分别创建农业学校、禁止种植鸦片等等。
1911年,黄乃裳担任英华、福音、培元三校教务长。同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黄乃裳组织学生30多人,组成学生炸弹队,配合福州的武装斗争。队伍需要选一名旗手在前面擎旗,黄乃裳说:旗手不用选了,我今年63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该给大家当一回旗手啊!于是,黄乃裳擎着十八星红方大旗,带领人马冲向敌营,当日福州光复。事后,他写信告诉南洋的同志说:“裳生平最得意之事,实此十九日以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
福建光复后,黄乃裳出任福建军政府交通司长兼筹饷局总办等职。因清廷积欠福建兵饷三个月,光复那个月又需发双饷,共积欠军饷五个月,财政极其困难。黄乃裳便以个人名义,通电南洋各埠,请求捐助,得华侨汇款七十多万元。由于“事务綦繁,擘画颇苦”,仅仅两个月,便鬓发皓白如雪,但黄乃裳愈年迈,愈精勤。
在任上,黄乃裳致力于振兴教育和实业,积极吸引侨商投资。因劳累过度,1912年以病辞职。同年,他也辞去了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之职,返回家乡闽清,致力于兴办教育和水利。
叶落归根
1914年正月,袁世凯为迫害同盟会会员,指使闽清县知事诬陷黄乃裳阻挠烟禁,并判其无期徒刑入狱。在海内外多方营救下,政府数月后释放黄乃裳。出狱后,黄乃裳愤而辞官。在家乡组织乡民开渠建坝,修成了总长6公里多的福斗圳,使1200多亩良田的灌溉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创建闽清教育会,在各乡兴办学校34所。
1920年12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黄乃裳应邀出任元帅府高等顾问,为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鞠躬尽瘁。1921年6月,因病回福建休养。在福建期间,黄乃裳先后被林森和萨镇冰聘为福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1924年7月,黄乃裳因肝病回闽清休养。这一次,黄乃裳走向了人生的最后旅途。
1924年9月22日,黄乃裳病逝于闽清城关梅城镇租住民房许厝里。
黄乃裳的一生可概括为:不懈追求拯救中华民族希望之路,爱国为民,是中国著名爱国侨领、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辛亥革命光复福建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出版的先驱者和教育家。
他的一生,起起伏伏,艰辛跋涉,不断选择,但不变的是救亡拯毙的责任和实践。这也正是他光辉人生中的核心。
《福州晚报》(2023年12月22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