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小龙

陈谨墓在长乐营前洞头，毗邻沈海高速公路。

　　陈谨，字德言，号环江，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状元。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而终，葬于闽县至德里洞山（今洞头山，属长乐区营前街道洞头村），此地也因此而闻名，俗呼状元岭。

　　陈谨墓现为长乐区级文保单位，墓亭等构件保存完好，墓亭后镶嵌着一块上圆下方的黑色石碑，尤为珍贵。《长乐六里志》载：“殿撰陈谨墓表□文阙。在至德里洞头山。明徐阶撰文,碑箝于墓,以年久剥落不可辨。”若依此说法，墓碑（表）铭应是徐阶所撰。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探花，历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是陈谨赴春闱时的主考官，赏识他的才华与言行，亦师亦友。

　　陈谨墓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墓碑长期裸露，多数碑文在民国后期李永选编纂《长乐六里志》时就已辨识不清。长乐文史专家张善贵所撰的《长乐金石志》按语曰：“墓碑已剥落，上首篆文‘陈编修环江陈公墓碑铭’十字，犹完好。末署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其余模糊不可识。”他也赞同李永选先生的观点，认为“墓碑铭为徐阶撰文”。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公认的史实是，陈谨墓志（铭）是徐阶所撰，有《福州府志》等众多史志（含《长乐六里志·陈谨传》）可佐证，徐阶的著作《世经堂集·卷十八》中也存有篇目《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陈君墓志铭》（亦收录于《国朝献征录》），可证实就是陈谨墓志（铭）。莫非徐阶既撰墓表又撰墓志？

　　“墓表”即墓碑，因其立于墓前或墓道，以表彰死者，故名，一般在墓外。“墓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作如此解释：“墓志铭，刻在石碑上埋在墓中的铭文。”一般在墓内。

　　蹊跷的是，《长乐金石志》记录了残缺的“徐阶撰文”的“陈谨墓碑铭”，也记录了完整的“孙铤撰文”的“陈谨墓表铭”，后者出处为《石门营田陈氏族谱》。黄宗羲《金石要例》曰：“碑、表施于墓上，以之示人，虽碑、表之名不同，其实一也。”也就是说，“墓碑铭”就是“墓表铭”，何以别述？而依明朝丧制，也不可能由二人各写一篇“墓表（碑）铭”。唯一的可能是，《长乐六里志》及《长乐金石志》皆混淆了“墓表（碑）铭”与“墓志铭”，以致2009年版《长乐乡土文化丛书·营前》及2021年版《长乐海丝拾古·营前篇》对陈谨墓的表述也相沿其误。另外，《长乐市志（1995-2005）》第二十九篇载“徐阶为他(陈谨)撰墓志铭，称其‘为闽士之光’”，而墓志中并无此句（“陈谨墓表铭”中亦无），出处成疑。

　　最有效的考证自然是对照文献、实地探碑。此碑高约99厘米，宽约55厘米，实际上部分字迹仍清晰可辨，其中“少师徐公为志，备矣”一句基本可否定墓碑铭作者是徐阶的说法。另外，2008年重修的长乐江田石门《营田陈氏谱牒》所载《环江公墓志铭》(实为墓表铭)及《长乐金石志·陈谨墓表铭》，与实地碑文基本相符。碑额存篆刻大字“院编修环江陈君墓碑铭”，余已漫漶，由马自强篆额。碑正文为楷书，字径约1.2厘米，实由孙铤撰文、陈联芳书丹，可辨识的共约367个字。马自强（陕西渭南人，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尝修《大明会典》）、孙铤（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尝校《永乐大典》），为陈谨同年进士，曾共事于翰林院；陈联芳（长乐江田人，历南京太常寺卿致仕）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是陈谨门生及同乡（陈谨祖上由长乐江田石门迁闽县光俗里营前）。

　　墓碑铭中有“同年友张子维为状”一句，按图索骥，笔者在张四维《条麓堂集》中寻得《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环江陈公行状》一篇。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芮城人，历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亦是陈谨同年进士。

　　至此，墓表（孙铤撰）、墓志（徐阶撰）、行状（张四维撰）得其全貌，足以勾勒出一个谨言笃行却又“性度汪洋”、“见者莫不敬爱之”（王应山《闽大记》）的真实的陈谨。

　　陈谨贵为状元，因持正不阿，为官十四载仅至六品，虽怀才抱器，却赍志以殁。他的意外离世让恩师徐阶痛彻心扉，感嗟“朝廷失一士矣……望之素深，每忘其死”。这些文字铭于“墓中之石”，与“墓上之石”共同诉说着陈谨的嘉言懿行。

新修《营田陈氏谱牒》所载陈谨“墓志铭”，实为“墓表（碑）铭”。

　陈谨墓碑，不少碑文仍清晰可辨，与族谱及《长乐金石志》所载有少许差异。

　　《福州晚报》（2024年1月9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