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荣春

新店古城东城墙遗址（战国晚期）

　　福州至闽江口水域，历史上有三个著名古港：东冶港、甘棠港、太平港。东冶港开辟于闽越国时期，四至范围：南自大庙山，北至新店古城；东自金鸡山，西至牛头山汉代宫殿，中有屏山汉代宫殿，港中有浮仓山闽越王粮仓和无诸及其孙繇王丑授册的大庙山。甘棠港始于唐末五代王审知执政期间，为扩大对外交通运输、发展海上贸易而拓宽江道，范围在琅岐岛一带水域，广义范畴自福州城外至闽江口水域。太平港在长乐浮岛周边水域，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舟师屡跓于斯，以伺风开洋。三港同在闽江的不同方位，东冶港最早，甘棠港次之，太平港稍晚，甘棠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东冶港

　　东冶，今福州。司马迁《史记·东越》记载：“闽越王无诸……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是闽越国都城所在地，但东冶在歧海中，即在海边或内海岛屿上。《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曰：“闽越……亦在歧海中。”乐史《太平寰宇记》：“侯官县，本汉县，属闽越。按郡国志云闽越之地：东闽在歧海中，西越今建安郡是也。”林汀水教授《城村古城不是闽越国都》指出：“按《山海经》即‘闽在海中’，是时之闽越早期活动中心，主要应在沿海一带，而谓闽中山是在海中，就从当时的地貌形态看，更是早期的闽越人，其主要的活动中心应在今之福州。因当时尚未筑其东、西湖，二湖的湖区还为海湾之地，福州仍属歧海的地形。”闽越国时，东冶为海湾之地，除新店至战坂一带为高台地外，屏山、牛头山几乎为岛，乌石山、于山、浮仓山、大庙山均为岛屿。

　　东冶位于歧海中或歧海边，其水域在闽越国时期亦为东冶港。东冶港周边及岛屿中今遗存有新店古城遗址、屏山宫殿遗址、牛头山宫殿遗址、浮仓山闽越王粮仓遗址。

　　新店古城遗址在福州北郊新店镇古城村，位于古城山南侧，距冶山西北宫殿遗址4公里；始建于战国晚期，扩建于汉初，系闽越王无诸在战国晚期为王时筑建、汉高祖五年（前202）复立为越王后扩建的城池；平面似梯形，南北长1030米、东西宽约315米，分内城和外城，占地总面积达31万平方米以上；内城略高于外城，落差1.3米左右。新店古城遗址于1985年5月14日由笔者发现，省市考古队自1996年至2019年进行8次考古发掘。新店古城始建于战国晚期、扩建于汉初。《考古》2001年第3期《福建福州市新古城发掘简报》结语：“战国晚期无诸自封为王时所筑的冶城和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的国都东冶（或称冶），应当在今福州市新店古城。”

　　自1991年至2015年，省、市考古队先后对屏山汉代遗址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大型西汉建筑遗址，遗址范围：南从冶山南坡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建筑工地，北至华林寺东南侧约80米处的农业发展交流中心建筑工地；东从福建省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综合大楼（福建二建大厦）工地，西至西湖东侧约30米的湖滨路大会堂工地，占地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核心宫殿区位于冶山西北，即省财政厅工地至屏山农贸市场及省政府南侧的地铁工地，其地有闽越国晚期的宫殿遗址。屏山汉代宫殿遗址是闽越国历经最繁荣昌盛至灭亡的见证物。屏山宫殿遗址规模浩大，且出土文物十分丰富。

　　牛头山汉代宫殿遗址在福州西郊洪山镇打铁桥村北侧，海拔25米。2001年5月在北坡施工时，发现一处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汉代建筑遗址。东部剖面发现一段外口径32厘米的汉代陶制水管，水管外表饰粗绳纹，水管延伸到山巅围墙内。2001年省市考古队对牛头山西北坡一处占地近500平方米的空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西汉泥陶质板瓦、筒瓦、瓦当，以及陶水管。其中出土数十件“万岁”瓦当残件。在发掘区发现31个柱洞，有的柱洞残存被火烧留下木炭。同时又发现一条通往山顶的汉代陶制排水管，还出土近400件陶器，种类有罐、钵、盅、釜、盆、盒等，并发现了铜箭镞、铜镜、铁器。

　　浮仓山遗址在新店古城南侧，是东冶港中的一座小岛，海拔42.8米。林枫《榕城考古略》曰“山在湖心，上平下方，若浮仓然”。山上有闽越王转漕东瓯的粮仓建筑遗址，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遗址于1955年福州第七中学基建时发现，1957年由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0平方米，堆积最厚达3.7米，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汉代古文化遗址。当时开了4个探方，在第五层出土新石器时代末期器物4435件。第四层为汉代地层，距地表1.5~2.6米，局部厚1米，出土汉代板瓦、筒瓦一万多件。板瓦表面都印有粗绳纹，并加弦纹，背面密布着乳状小圆点，少数板瓦上有文字。板瓦相当大，有一件较完整，长58厘米，宽40厘米，厚1.1厘米。

　　浮仓山遗址出土大批汉代板瓦、筒瓦，佐证《闽书》等地方志关于浮仓山为“闽越王转漕，以备东瓯之地。下有石头庙，转漕之民于此祈福”的记载。转漕，指转运粮饷。古时陆运称转，水运称漕，从而证实浮仓山在闽越国时位于东冶港之中。东瓯，指汉代东瓯国，今温州及浙南地区的别称。

　　闽越国都城有一个从北向南发展过程，即先在新店古城建城，后在屏山、牛头山建宫殿。闽越族傍水而居，城池宫殿临水而筑。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东汉袁康《越绝书》：“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闽越国统治者利用东冶港进行海上贸易，并对外用兵。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叛，杀南越太后及南越王，并杀汉使，余善上书请求带水兵八千人从楼船将军进攻南越。兵至揭阳（今广东揭阳县西），余善“以海风浪波为解”，止军不行，并暗通南越。

　　元封元年（前110）冬，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直指东冶港边的泉山（冶山），攻克闽越国的国都，烧毁屏山、牛头山宫殿、新店古城、浮仓山闽越王粮仓。

　　从新店古城、屏山宫殿遗址、牛头山宫殿遗址、浮仓山闽越王粮仓建筑遗址的存在，史书对大庙山（钓龙台山）的记载，以及冶山北侧西汉大水沟铁锚的出土，证实东冶港开港于闽越国时期。以东冶歧海的地势推断，东冶港四至范围：南自大庙山，北至新店古城；东自金鸡山，西至牛头山。从广义讲，新店古城至闽江口水域都是东冶港范畴。

　　东汉建初年间（76-84），闽都海上交通运输已有所发展。《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闽越国于元封元年（前110）灭亡至建初八年（83），历经194年的东冶港仍是我国重要海上交通枢纽之一。今有东冶港始辟于东汉之说，事实是战国晚期至汉初，东冶港已开辟为闽越国都城的港口。

　　三国时期，孙吴对闽中五次用兵，历经61年，其中3次直接浮海对东冶用兵。说明三国时，东冶港仍是我国的重要港口。《八闽通志》记载：“都尉营在开元寺东直巷，吴置典船校尉，主谪徒作船于此，其地今为民居。”典船校尉利用福建木材，大量修造船只。

　　汉代之后，随着港内泥沙淤积，原东冶港逐渐冲积成平原，三国以后的东冶地名也逐渐消失。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太守严高在汉代还是内海的冶山之南建造子城。东冶港已成历史。

　　甘棠港

　　东冶港虽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之一，但东冶的黄崎水道狭窄，漂石破舟。《汉书·严助传》记载，闽越国“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舩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王审知为了进行对外交通，遣使泛海，招徕蛮夷商贾，扩大海上贸易，改变“不可以大舩载食粮下也”困境，而拓宽水道、开辟甘棠港。甘棠港位置在何处问题，宋代以来众法纷芸，有说在福安甘棠镇边穆阳溪，有说在连江黄岐半岛海边，有说在长乐黄岐澳。笔者认为甘棠港在今琅岐港，简述于下：

　　一、碑刻关于甘棠港的记载。《恩赐瑯琊郡王德政碑》记载：“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檝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黍稷，荐祀神祇。有感必通，其应如响。祭罢，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达旦则移艰险，别注平流。虽画鹢争驰，而长鲸弭浪。远近闻而异之，优诏奖饰。仍以公之德化所及，赐名其水为甘棠港。”《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记载：“古有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王遥祝阴灵，立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两块碑刻记载说明三个问题：1.“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浸，大的泽。巨浸,即大河流。山号黄崎,亦黄崎山处于浸中,即在闽江之中。2.甘棠港在黄崎岛外,因“怪石惊涛，覆舟害物”需疏导河道。3.甘棠港位于“江海通津”，故“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王审知派人碎巨石后，使堵塞的江水流向大海。

　　二、琅岐原名黄崎。琅岐岛位于福州海口，1922年初版、1926年增修的屠思聪《中华新形势一览图》把琅岐岛称为“黄岐山(五虎岛)”。1934年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中国地图，把今琅岐岛标名为“黄岐”岛。其年，《中华民国海军部水道图》把琅岐岛山脉标名为“黄岐山”，2004年4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民国福建省”(一)、(二)图同样标着：“黄岐岛(琅岐岛)。”

被大火烧过的龙凤呈祥万岁瓦当

屏山地铁工地出土万岁常乐瓦当

琅岐北港金牌石

　　三、史书关于甘棠港在福州海口及闽县的记载。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瑯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载：“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书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舆地纪胜》是南宋地理总志，晚于《三山志》40年出版，记载史实可靠，书中明确记载甘棠港在闽县黄崎港，从而否定《三山志》关于甘棠港在福安之说。琅岐岛为闽县辖地，琅岐岛至福州台江一带属闽县，故甘棠港应在五虎门之内的闽江水域。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绍兴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载三男子、一妇人，沉檀数千斤……甘棠寨巡检以为透漏海舶，遣人护至闽县，县宰丘锋文昭招予往视之。”遣人护至闽县，应是护送到在福州城内的闽县衙署。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甘棠港在“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宋代李昉《太平广记》亦说“福州海口黄碕岸”，洪迈《夷坚志》记载“福州甘棠港”，王象之《舆地纪胜》亦云“甘棠港在闽县”。此四部书证实甘棠港在福州海口，甘棠港是福州甘棠港，非福安、连江之甘棠港。

　　四、甘棠港为今琅岐港。琅岐为闽江口内岛屿，与《恩赐瑯琊郡王德政碑》关于“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的记载相符合。笔者从1984年以来多次到琅岐岛及闽江口实地调查，发现琅岐港与《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铭文关于甘棠港记载的位置相同。闽江之水流至琅岐岛受阻，积成从闽安至琅岐岛宽数十里的江面即琅岐港。琅岐港分二水东去，二水又称为南北两港，南港虽宽，中有积沙，大船无法通行；北港被琅岐金牌山与连江桃源山夹峙，江面“夹立不及三百丈”，最狭仅387米，南有金牌炮台、北有长门炮台护卫，俗称琅岐门，此为进入闽江的主航道。凤窝村的金牌山一侧，江岸有100多米长的岩石呈褐红色，其中有一块高约10米，宽、厚各约8米的褐红色巨岩，名“金牌”。江水低潮时可窥见巨岩四周的岩石嵯峨，此处形势，符合“先有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的记载，应为闽王王审知为拓宽河道命人在此“碎巨石于洪波”的遗迹。褐红色岩石疑为王审知开辟甘棠港时，采用“火燃水激碎石法”，即先用火烧江边岩石，待岩石高温时用冷水激冲，岩石温度骤变，受热胀冷缩影响而裂开，遂于疏通和拓宽河道的遗存。为了证实此推测，2015年3月，马尾区社科联组织人员到金牌门采集标本，采集了褐红色岩石和附近正常的灰色岩石两种标本。经对岩石进行科学化验与鉴定，得出结论：两件岩粉标本岩性和化学成分无区别，正常的灰色岩粉加高温500摄氏度后变成褐红色，证实琅岐门褐红色岩石确经高温加热而成。

　　综上所述，琅岐岛为闽县辖地，位于福州海口。琅岐港所处位置符合《舆地纪胜》关于“甘棠港在闽县”和《北梦琐言》“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以及《太平广记》有关“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的记载，也符合王审知德政碑关于“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山号黄崎”、王审知墓志铭关于“岛外岩崖”的记载。为此，王审知命刘山甫碎巨石的黄碕岸，就是琅岐北港金牌之处。甘棠港即今琅岐港，也是《舆地纪胜》所称的闽县黄崎港。琅岐港指今闽安镇至琅岐岛一带水域。从狭义来讲，甘棠港为今琅岐港；从广义来看，福州罗城城壕之外至琅岐门或至闽江口之间的水域都是甘棠港的范畴。

　　太平港

　　王审知开辟甘棠港，拓宽琅岐门江面，使巨船可经琅岐出五虎门扬航海外，为明代郑和舟师驻于长乐太平港创造基本条件。太平港在长乐光禄里浮岛周边水域，东临长乐吴航头。其范围位于上洞口、下洞口、吴航头、河头埔、琅峰之间的航道水域，航道面积约16.8平方公里。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六年（1431）的二十七年间，七次奉使西洋，多次驻于长乐县太平港。

　　郑和(1371-1435)，原姓马，名文和，小字三保，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率兵进军云南，打败盘踞在云南的梁王，并掠走当地的儿童服役。年幼的郑和被掳到南京并被阉为内监，随即发配到北平燕王朱棣邸中为宦者。建文三年（1401）七月，因“暴昭逮燕府官属，燕王举兵反，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郑和在“靖难”中，紧跟燕王朱棣，作战勇敢，立了战功，在朱棣夺取帝位后，被选为内宫监太监，并于永乐二年（1404）受赐姓郑。

　　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因朱棣篡嫡夺位后不知惠帝朱允炆的踪迹，为防止朱允炆复辟，在国内找不到，就派郑和去国外寻找其行踪。另一方面，向西洋各国宣扬自己夺取帝位是继承先帝宏业，到处“宣德化”，“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并“遣使四出”“锐通四夷”，客观上改变明太祖的某些闭关自守锁国政策。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巩固和扩大宗主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促进了造船、丝织、陶瓷业的迅速发展。福建都指挥使在福州设立左、中、右三个卫的造所厂，长乐、福清等县也承担造船任务。长乐因郑和舟师“屡驻于斯”，并在此建造巨船，使长乐“十洋成市，状元来之”。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与诸番国进行贸易，对充实中国生产生活用品、丰富医学宝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都起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盛举，亚非许多国家“莫不盛称和”，马来西亚的三宝庙、三宝井，槟城的大伯公庙，泰国的三宝庙、三宝塔、三宝港，印尼的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保洞，柬埔寨的三保公庙等建筑，都体现了当地人民对郑和的怀念，也是中国与西洋各国人民的友好象征。

　　郑和七次下西洋具体时间分别为永乐三年（1405）、永乐五年（1407）、永乐七年（1409）、永乐十一年（1413）、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十九年（1421）、宣德六年（1431），但郑和舟师是否七次下西洋都驻于长乐太平港？这个问题应以探讨。《天妃灵应之记》记载永乐十年因“累驻于斯”而建南山天妃行宫，即永乐十年之前郑和舟师下西洋前每次均驻于太平港，永乐十一年在下西洋前肯定仍驻于太平港。宣德六年在太平港附近南山立《天妃灵应之记》肯定也驻于太平港，但永乐十五年、永乐十九年郑和舟师是否也驻于太平港值得研讨。《瀛涯胜览校注·后序》：“昔太宗皇帝勒命太监郑和，统率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译番语，遂膺斯选，三随軿鞕，跋涉万里，自闽之五虎门发迹，首入占城……凡二十余国。”《瀛涯胜览》作者马欢，三次随郑和下西洋皆驻于长乐。据冯承钧在校注中考证：十一年“盖马欢在此次初随行”；十九年“马欢此次疑从行，随使者似尚有内宫杨庆、洪保二人”；宣德六年“知巩珍、费信、马欢三人并随行”。马欢随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十一年、十九年、宣德六年。由此反证说明永乐十九年郑和有可能驻于长乐太平港，并从太平港启航下西洋。

　　《罪惟录·列传》卷二九：“永乐四年，仍遣太监郑和为使……发福州五虎洋，行赏西洋古里、满剌加（马来半岛南部）诸番。”《泉州府志》卷十六记载：“天后宫在府治南门……明永乐五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天妃灵应之记》碑载：“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仍于永乐十年奏建。”郑和在永乐十年因累驻于长乐而奏建南山行宫的“累驻”，含有从永乐三年至十年数次驻于长乐之意，因而也说明郑和于永乐五年到泉州之前应驻于长乐。

　　郑和行香碑，在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边，系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亲自到泉州东郊灵山伊斯兰教圣墓祭告行香,当时的泉州镇抚蒲和日为其竖立一块《郑和行香碑》。碑文：“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行香碑与郑和官兵在泉州港边百崎村修建郑和堤的存在，说明郑和在泉州停留时间较长，可能是从泉州扬帆下西洋的。目前尚无可靠资料证实郑和舟师在永乐十五年下西洋期间驻于长乐太平港。

　　综上所述，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及有关史书的记载可明确肯定：郑和舟师于永乐三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九年、宣德六年五次驻于长乐太平港，并从闽江口五虎门直接扬帆下西洋;郑和于永乐五年到过长乐又驻于泉州，即郑和六次驻于太平港，五次或六次从太平港下西洋。从《郑和行香碑》及有关史书的记载和民间传说证明：郑和于永乐五年、永乐十五年到过泉州，永乐五年其舟师可能部分驻于泉州，或先驻于长乐后移师泉州后渚港而启帆下西洋，永乐十五年全部舟师从泉州后渚港扬帆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在福州主要遗物是《天妃灵应之记》碑和郑和钟。《天妃灵应之记》碑于1930年在长乐南山出土，今存于长乐南山郑和下西洋纪念馆。碑高162厘米、宽71厘米、厚61厘米。碑为青石质，碑额篆书“天妃灵应之记”六字，碑文31行。1961年5月，天妃灵应之记碑被公布为福建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和钟，即三清宝殿铜钟，是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铸造，钟通高83厘米，其中钮高14厘米，钟口周长150厘米，厚2厘米，重77公斤。饰纹优美，铸工精良，钟体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双龙钮柄顶，肩浮印八卦、云雷等纹饰。主纹上部5组八卦纹，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八字；下部铭文5组共54字行楷，每字1.8厘米见方，全文为：“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担心沦落敌手，郑和铜钟与《天妃灵应之记》碑一起从长乐县运到福建内地南平山区保存；抗战胜利后，石碑被运回长乐，铜钟没有运回。现铜钟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乐郑和纪念馆内陈列的铜钟是复制品。

　　《福州晚报》（2024年4月1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