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策　张继州

“方广岩”满文摩崖石刻。张继州摄

　　永泰县葛岭镇方广山中，坐落着一座始建于北宋时期、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取名的千年古刹——方广岩寺。由山脚到方广岩寺的路上，一路上会途经漫布于崖壁之上的摩崖石刻群。当人们穿过天门，离开玉泉洞，经过落轿台，来到侧身门，即可看到石壁上的一处巨大的满文石刻——“方广岩”满文石刻。

　　观其行文，其自右至左、由上至下镌刻汉文“大清嘉庆桼年腊月朔，福清郭龙光、闽县赵在田、邑人郑汝霖、江景阳、景云、景澜、景星，侯建封、建屏、建猷同游”四十二字，汉字左侧一行竖刻三个满文词“hūwang gon yan’”。据“新福建网”刊登文章《赵在田：持躬立品为先》所考，赵在田是上述同游人员中唯一以满文见长的人，这一满文题刻当为赵在田所书。

　　赵在田是福建闽县人，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教育家。1799年，赵在田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史称“选庶吉士，散馆，国书第一，授编修”，这是他学习满语的开端。三年之后，赵在田与上述诸友同游时，在方广岩题写了满文题记。同年，另一位闽籍进士林春溥“选翰林院庶吉士，派习国书”。此后，赵在田在与林宾日等人组织文学团体“真率会”时，与林宾日的儿子林则徐相识，林则徐二十八岁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派习清书”，起先一直未能入门，后来在林春溥的推荐之下，林则徐拜师赵在田。在其指导下，林则徐先后将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和韩愈的《师说》翻译成满文，并取得“以清汉书同试，名列第一”的成绩。当时学过满文的闽籍翰林有很多，除了林则徐之外，还有梁上国、龚文炳、郭尚先、陈文翥、陈玉铭、庄俊元等人，但成绩均不如林则徐。如此来看，作为林则徐恩师的赵在田，是当时福建全省首屈一指的满文大贤。

　　关于赵在田题写的“hūwang gon yan’”三字释义，永泰乡土学者、微信公众号“方广岩”创办人“方广山人”提出，此即为“方广岩”三字在赵在田母语福州话里的发音。本文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此三字记录的不完全是福州话，而是赵在田“自认为正确的官话”，这使得这一满文题刻在语言学上具有十分特殊的语料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方”字。在官话、徽语、吴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全国大多数方言中，“方”字声母多为唇齿摩擦音/f/，而闽语中的绝大多数方言将其声母读作/x/、/h/、/p/或/p’/。由此来看，将“方”字拼作“hūwang”，这确实反映出闽人的发音特征。不过，在赵在田的母语福州话中，“方”字文读作/pu?/，这些与满文拼写“hūwang”存在不小的距离；再看“广”字，该字被赵在田拼作“gon”，然而，福州所在的闽东片方言区里，大多没有这种遗失介音/u/的读法，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闽语方言的“广”字以“-n”作为韵尾，因此“gon”这一拼读便令人颇为费解。最后，“岩”字声母在所有闽语方言里均为/?/（唯有沙县方言除外），韵尾或为“-?”，或为“-m”，且均无“-n”韵尾。赵在田用“yan’”拼读“岩”字，这就更有值得玩味之处。

　　归纳起来，赵在田拼写的“hūwang gon yan’”，并不符合任何已知的闽语方言，倒是存有官话的特点。福建省内有两个著名的官话方言岛，其一是距离福州最近的长乐洋屿琴江满族村，其二是南平市延平区的南平古城。琴江居民主要是来自原福州驻防分拨出的汉军“老四旗”，南平居民多来自明正统十三年朝廷为镇压邓茂七农民起义军而调拨的“在京五军神机等营官军二万”。经考，洋屿官话里的“方广岩”三字读作/ fa?/、/kua?/、/?a?/，在南平民间精通土官话唱经的斗会帮道士口中读作/ xua?/、/kua?/、/i?n/。很显然，在南平土官话里，除了“广”字读音与赵氏拼读略有不同之外，其余二字均与赵氏拼读完全一致，尤其是其“岩”字的读音，与闽语大为不同，因为南平土官话的音系并不包含/?/声母，闽语中所有的/?/声母在南平土官话中皆为零声母。除此之外，“汉字古今中外读音查询”数据库所记录的南平官话“广”字音值为/ky??/，放眼全国各地方言，只有这一记音更贴合“gon”字的发音特征。由此可见，赵在田拼读的其实是一种带有闽语音系特征、与南平土官话较为类似的特殊官话。

　　一般来说，福建人在学习官话时，往往受到其母语音系特征的干扰。1728年，福州人许松佶在进京觐见雍正帝时，其远优于同乡的官话水平使雍正帝留下了“不似福建人，言语亦清楚”的评价，四天后，雍正帝便下令闽粤两省各地广设正音书院。不过，即使有朝廷的推广，闽省的官话教学仍因师资匮乏而举步维艰，即便在省城福州，正音书院里也仅有少数驻防旗人教授几句简单的御门问答。因此，福建的大多数正音书院，最终都在乾隆朝中期即已停办。直至晚清民国，多数福建官员亦对官话不甚了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曾感慨道：“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注：即陈宝琛）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尽管如此，由于闽语各方言差异甚大，人们还是热切希望能掌握官话这门通用语言，其中的南平土官话，也成为不少福建人学习官话的“就近选择”，晚至清末民初时，闽北的新学已经普遍采用南平土官话作为“国语正音”。

　　由此来看，“方广岩”满文题刻的一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赵在田所理解的“官话正音”的大体音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在田努力克服闽语音系特征的影响、坚持不懈学习官话的语言接触经历——即使福州正音书院在乾隆时期即已退出当地历史舞台，赵在田所掌握的官话音韵仍然在岩壁上得以流传至今。

　　同时，满文在这里恰好也成为了记录官话的工具，这也是满族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赵在田之所以在福州以满文记音，乃是基于福州当时早已存在学习满文的社会基础。据《福州驻防志》和《琴江志》记载，早在汉军“老四旗”出旗之前，福州即建立过为汉军传授满语的清书官学、清文书院，一些学习优异的汉军旗人可以用满语进行御前奏对、报告履历。可以说，赵在田以满文书写摩崖石刻，这在多元民族文化并存的福州并不显得突兀。

　　最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人已有“满文记音汉语”的成熟方案，但现存文献多以记录京师标准官话居多，而赵在田“方广岩”满文题刻，可能是唯一一处记录华南方言的满文记音文本，这可能缘于赵在田对使用满文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怀。清代的清书庶吉士不乏其人，但他们多将满语作为公务语言使用，只有赵在田在公务之外用满文去记录自己的方言口语，并以其作为抒发个人感怀的工具。再观其所刻满文的书法笔体，通过笔者鉴定，其师法的是《御制增订清文鉴》这一恭体正宗，在此基础上又夹杂了其对满文间架结构的个人理解，可见赵在田对满文的学习，绝非抱着敷衍应付的态度，他对这种文字的形态曾予以十分悉心的观察。

　　总之，“方广岩”满文石刻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真实记录清代福建文人官话口音的语料，同时也是汉族中的满语爱好者热爱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真实见证。这一古迹有力地证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同处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紧密关系之内。

　　《福州晚报》（2024年6月23日 A06版 兰花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