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荫森与福建船政教育
2024-06-2504-35-40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赵巍

裴荫森(1823—1895年),字樾岑,江苏阜宁县周门(今属芦蒲乡)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擢升福建按察使。光绪十年(1884年)冬,受命福建船政大臣。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亲赴金陵与南洋大臣曾国荃定议,协造双机钢甲兵轮两艘。疏稿已具,因经费见绌而止。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福建船政改隶海军衙门,停止军舰制造。同年,补授裴萌森为光禄寺卿。由于裴萌森痛感功败垂成,忧闷成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因患肝病吁请假期”,告病还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病逝,终年72岁。

裴荫森任船政大臣期间,制定船政章程,重建马尾船厂,设立鱼雷厂,建造各类船只,同时,整顿福州船政学堂,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培养技术人才。他的船政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福州船政的复兴,也反映了他独特的人文修养。

裴荫森认为“学堂为人才所从出,实船政根本”,这种人才观显然是与船政创始人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集团的代表人物一脉相承的。但裴荫森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环境较前更为艰难。一方面,他的个人威望和影响力远不及左、沈二人,而清政府的关注中心又逐渐向北洋转移,福州船政所能调集的资源极为有限,因此他对于船政教育的理解要比之前几任船政大臣更加具体和务实。

光绪十一年(1885年),裴荫森在调查了以往出洋学习的情况后发现,“习驾驶者,每年在船仅两个月”。为增加学员在船实践时间,“咨商北洋大臣、大学士臣李鸿章,请改为每年在船必扣足六个月,冀增功课”。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学员已出洋留学,只剩下7名学员,如果专门用于训练的话显得过于浪费,而此时的“平远”号又因台湾建设需要被紧急调往台湾从事运输工作,一时无法再专门设置一艘练船,因此权衡再三,只能将学员派往北洋“威远”号练习,等到“将来新班驾驶学生堂课毕时,应往海上练习。仍将该船作为练船,以培后进”。

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留洋学生陆续回国,为了解决船政学堂没有练船的尴尬处境,裴荫森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南洋以经费支绌,将‘靖远’轮船暂行收坞。该船本由闽厂派赴江南者,因函商两江督臣曾国荃,将‘靖远’调回工次,略加修理,改作练船。伏查练船兼用夹板者,原为帆缆,可以济轮机之穷也。惟驾驶学生习之夹板,管轮学生则必习之轮船。臣原期经费稍充,更当于夹板练船外添设一兵轮练船,俾驾驶、管轮两项学生得以衽席风涛,以备海军之器使。乃迟之又久,经费总无所筹,而驾驶、管轮各学生陆续期满,又不可无练船以竟其事。即使‘平远’不拨借台用,而仅练习驾驶一途,已有偏而不举之处。再四思维,惟有求目前两得之计,仍以轮船为练船,即以管驾为教习,俾得认真训练,以仰副朝廷培植人才之至意。”

鉴于经费问题始终成为制约船政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展教育就成为首要的问题。在资金条件略好的情况下,他首先考虑的是教习人员的教学环境。马江海战之后,船政学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后陆续前来的教习人员急需新的校舍。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曾纪泽垫给船价、俸薪银两均已汇还”的情况下,“并委绅士于学堂隙地添盖学舍、洋式楼房各四十间,楼上楼下,隔作八十间;并将马限山顶旧日洋房二十四间重新修整,为赖格罗、李家孜寓处”,从这个细节不难发现,裴荫森将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裴荫森一向注重对学生的嘉奖,这固然是出于为国育才的责任,也是他个人性格使然。他在笔记中写道:“终日臧否人物往往言人之过处多,称人之好处少,即使识见高论,当亦可不必。戒之戒之。”“余每以宽待人,虽有过亦必曲为原之,似近于恕,然亦偏于宽矣。”“待人设想即对境也,即行恕之法也。”

然而在宽厚待人的背后,是其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他请求给学生褒奖的依据是,“臣昕夕在厂,亲见该学生等索隐钩深、困心衡虑,或一图而屡易其稿,或一器而屡改其模,或于独悟而戛戛生新,或于会商而心心相印,寒暑无间,寝馈胥忘,历四五年如一日”。他要求给表现优秀的学生魏瀚等人加薪三十两,也是因为“此系微臣考核数年,确知该学生等积劳有素,技艺优长,故敢酌剂其中,仰冀鸿施于万一,以后断不敢援以为例”。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设使海疆有警,窃愿以六尺躯首效前驱,虽马革裹尸亦无所恨……上慰先皇帝在天之灵,下纾薄海臣民之痛。”表明了他立志投身海防事业的决心。而他在船政期间“历碌如恒,每念古人竹头木屑事必躬亲,半日在署,半日临厂,以冀督查监视,与员绅工匠相鼓励于无形……若船政则专司一事,舍此故别无致力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裴荫森的著作《御夷四议》中指出,“洋人制度远不及中国之详,而其臣民颇知奉法者,其要在于能简而已,简则易行,易行则不复趋避。在下者易于遵循,在上者亦便于稽核,遇有仓促又得随事变通无所拘阂,此所以国小而能强也”。

他认为中国是诗书礼仪之邦,但“往往奔走于文驰,趋于末节”反而妨碍了中国国力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将关注焦点转移到社会制度层面,已经超越了一般洋务官员一味追求“坚船利炮”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日报》(2024年6月25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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