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静

“雷移石”石刻

　　福建的名山秀水，留下了朱熹的足迹。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晚年多次来到连江丹阳、潘渡、小沧、透堡等地讲学游说，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遗墨。为此，有人认为朱熹寄情于山水之间，消极处世。实则不然，他流寓的地方不论连江丹阳宝林寺，还是小沧七里村等，都是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朱熹仍坚持其学说，在那里创办书院，讲学授徒，集注四书和礼书，“励志于圣贤之学”，弘扬孔孟之道。

　　幽石移时雷雹设

　　淳熙八年（1181）八月，时值浙东大饥。朱熹因在江西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开始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其间，朱熹与其徒刘砥、刘砺首次抵达闽东沿海古城连江，在丹阳的一个祠庙里讲学授徒。淳熙十五年（1188），因兵乱又退往丹阳东平村宝林禅寺避居。宝林寺又名宝林庵，始建于唐大和五年（831）。隐居宝林寺期间，他有感于周遭风景秀丽，曾赋诗一首：“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郁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翠空蒙昼不开。一壑衹今藏胜概，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连霄计，未许仙灵便却回。”在宝林寺后山一块突兀的山岩上，至今留有朱熹手书的“雷移石”“降虎峰”六字墨迹，均为楷书。

　　关于降虎峰、雷移石，淳熙梁克家所著的《三山志》分别载有一段迷人的传说。一是雷移石，传说“有独觉岩僧铨，唐宣宗时人，与黄湼槃、怡山大安老为法空友。寺绝峰有巨石如覆盆，诠雅好居之，欲移其室而未能，因指之曰：‘人实无力，神乃有功。’俄而风雷雨。诘旦，石移山下，俨成一室，乃坐禅其中，凡四十年。既死十数年，容貌如生，发长至项，削之复生”。二是降虎峰，话说“尝有猛虎为猎矢所伤，至独觉庵前，若有所诉。独觉为拔其箭，拊摩良久。去数日，疮愈复来。由此出入常相随，号降虎峰。政和元年，敕赐慧慈塔”。

　　随后宋代连江邑人林皋游览宝林寺，瞻仰朱熹题刻后，当场赋诗一首：“宝炉香穗绕松筠，瞻想遗踪二百春。幽石移时雷雹设，孤峰坐处虎狼驯。”

　　福寿湾里留“福寿”

　　朱熹游历丹阳讲学所留下的故事远不止宝林禅寺，与东平相隔数里的坂顶墘头自然村的福寿湾之中，竹丛环绕的半山腰，还有两幅巨大的“福”“寿”摩崖石刻，也是朱熹当年留下的。

　　南宋绍熙元年（1190），宋光宗赵惇刚刚继位，朝廷上下重新重视道学的呼声又起。在宰相刘正的举荐下，朱熹再次出山，担任漳州知州一职。其间，朱熹第二次来到丹阳，故地重游，年迈的朱熹游兴不减。他来到丹阳坂顶墘头自然村后山的福寿湾，再次留下墨宝“福寿”二字。关于此处摩崖石刻遗迹，清嘉庆《连江县志》曾载：“福寿在苒头山，字大经丈。”数百年间，一直无处寻觅的岩刻前些年被当地村民偶然发现，如今在现场可见到两个岩体同似弥勒腹形状，福字在右上岩，寿字在左下岩，还是朱熹诸多常见墨宝的传统楷书，字体工整，字划凹刻2.5厘米。这处岩刻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字迹依旧鲜明。目前，这处题刻已被重新描红，“福”字纵宽3.5米、竖宽3.6米，“寿”字纵宽2.8米、竖宽3.7米。两字笔画遒劲，整体呈现一定的弧度，“寿”字比“福”字稍长，貌似寓意“福寿绵长”，这是迄今为止连江最大的摩崖石刻。仔细揣摩岩刻字体，我们发现墘头山“福寿”岩刻与朱熹在福州鼓山喝水岩岩壁上的巨幅书法“福寿”题刻有相似之处，但比鼓山喝水岩的岩刻大了许多。

　　凄凉陟岵七里岭

　　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宋孝宗驾崩，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因为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这一年的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黜右丞相之职，翌年正月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被以“道学”罪名打成了“逆党”。翌年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等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中的第五位，甚至有人还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

　　1197年的秋天，年近古稀的朱熹与其徒刘砥、刘砺由长乐再度来到连江潘渡仁山、贵安、朱步等地讲学游说。

　　仁山位于连江西北山区，与晋安区宦溪镇接壤，为县西门户。这里山高林深、树木葱郁，虽是穷乡僻壤之地，人迹罕至，却是古代福温驿道的主要通道。从仁山返回福州途中，朱熹为潘溪两岸山清水秀的美景陶醉之余，又深感国势日非，不由心情沉重。翻过七里岭时，正是下山来，因山陡路滑，加之心事重重，旅途劳累，不小心摔了一跤，索性坐地停歇。喘息间，回想自己的遭遇，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遂在一块山岩上大书“陟岵”二字。“陟”者，即登上，“岵”指有草木的山。“陟岵”一词源自先秦《诗经·魏风·陟岵》篇名：“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诗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主要写行役在外者登高思念父母兄长。“陟岵”二字石刻，字为楷体，阴刻在一块高90厘米，宽60厘米的青石上，字体书法委婉圆转，结体修长，笔画刚劲有力。“陟岵”石刻以前只在县志等文献资料中提及，因深藏于七里岭深谷间，地陡路幽，故鲜为人知。

　　与朱熹同时代、比其年长的李纲《次退之蓝关韵》一诗中有“凄凉陟岵白云前”之句，而此时朱熹的境遇与之十分相似，慨叹国土受侵，兄弟离散，思念父母，可谓“凄凉陟岵七里岭”。

　　庆元五年（1199），朱熹被各种疾病困扰，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更加抓紧著述。相传朱熹完成《楚辞集注》后，从小沧七里村乘扁舟沿溪东下潘渡，在利安山“岩角泡”石崖旁挥笔题写了“溪山第一”四字，字如碗大，风骨嶙峋，雄健有力，可惜古迹今已废。此外，他还曾寓居敖江上山村，食在湾里刘厝同，宿在上山大王庙。

　　纵观朱熹晚年留在连江的所有摩崖题刻，可知都未落款，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受“庆元党禁”影响所致。庆元六年（1200）入春以后，朱熹病情恶化，生命垂危。此时的朱熹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但他却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日，71岁的朱熹病卒于建阳考亭，一代大儒留在连江的题刻也成为最后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