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办的“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径”研习营在永泰县多个乡镇举办。

来自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师生来到永泰做文书研究。

厦大团队在永泰县盖洋乡三对厝开展工作。

郑振满教授与宋怡明教授查看新搜集到的永泰文书。 本报记者 蒋丰蔓 摄

“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径”研习营的师生团队听村民讲当地的民间故事。

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核心提示

作为一种大型防御式民居，庄寨是永泰当地独具特色的历史建筑遗产。庄寨承载着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功能和情感依托，其价值不仅体现于庄寨建筑的物质本体，还包含依附于物质和空间而存在的文化，比如，保存于庄寨中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世代相传，在过去，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被称为“永泰文书”。

近年来，永泰文书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部分得到整理、保护、研究及出版。挖掘民间历史文书有何意义？挖掘永泰文书对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又有怎样的启示？请看记者从永泰发来的报道。

文书“密码”藏着价值

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讲师董思思是最早发现永泰文书的学者之一。8年前，尚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他，走进永泰县同安镇三捷村仁和庄。

行走在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庄寨中，董思思觉得这里的每一处都值得追问：铺地用的青石块当年如何运进深山？庄寨里随处可见的石雕、木刻、彩绘、泥塑工艺精湛、造价不菲，主人的财富从何而来？

机缘巧合，他发现了房间里散落在地上的一堆文书纸张。“我们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文书实际上是一些废弃的档案。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些资料和我的研究有很大关系，就请求村里不要把资料丢掉，并告诉他们，厦门大学将组织一个专业团队来帮助整理。”随后，董思思先后两次组织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为主的团队，深入永泰村落走访，发现了大量文书，并开始研究工作。

随着发现的文书体量越来越大，董思思找到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

“收到文书之后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一定不要拆开，不要打乱顺序。”在得到文书线索消息后，郑振满经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于那些在当地搜索文书的同仁，郑振满十分珍视。“他们可以带我们找到文书的主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访谈，这些对于田野调查来说太重要了。”

2016年开始，郑振满教授带领团队进入永泰县开展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永泰县达成校地合作协议，常年有一支学术团队驻扎在永泰。

近日，记者跟随郑振满团队在永泰县嵩口镇玉湖村考察新近搜集到的契约文书。在一个由旧私塾改建而成的村庄文明实践基地里，郑振满从村民送来的箱子里拿出被水浸泡过又再次晾干的文书，许多早已破烂不堪，但他兴致勃勃，如获至宝。

在中国历史上，“官有政法，民有私契”。契约文书是民间日常生活的主要规范体系，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可靠的原始资料之一。“原生态”是学者们对永泰文书保存状态的一致描述，由此总结出永泰文书所具有的“归户性”“归物性”独特学术价值。归户性是指契约文书与收藏人的相关性；归物性是指契约文书与具体事物的相关性。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永泰村民的家中大多有专门收藏契约文书的容器，通常是樟木箱子或柜子。我们打开这些箱子或柜子时，通常可以看到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约文书，每一捆的外面都有‘包契纸’，其表层通常有收纳者留下的原始记录，内容包括年代、数量、契约名称、相关人物等。这些‘包契纸’反映了契约文书的原始分类系统，为我们整理和研究契约文书提供了基本依据。”2020年，郑振满团队出版《庄寨密码：永泰文书与山区开发史研究》一书，是全国第一本以“永泰文书”为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前言部分特别点出永泰文书的特点。

“因为其他地方的很多文书已经流入市场或博物馆了，原有的系统性已经被打乱。而永泰文书是从村民家中发现的，可追溯其根源。对于每一张永泰文书，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产生于什么地方，被哪些人接手过，进而及时地去做田野调查，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文书。”郑振满团队告诉记者。

重现活生生的民间生活

不久前，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办的“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资料与新路径”研习营在永泰县多个乡镇举办。这也是近5年来永泰与高校合作开展的第三期以永泰文书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训练营。

郑振满教授在开营仪式上向营员们介绍，此次研习营重点在于回到历史现场，通过理解为何本地会产生数量庞大的文书，以及文书对于当地老百姓有何意义，来引导学员在田野中思考文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形成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

研读永泰文书、实地调研、自主研讨，这是训练营日常的学习模式。在一周的时间内，师生们的活动范围涉及永泰3个乡镇6个行政村。从实地场景、村民的口述以及村庙碑文中，他们思考有关山区开发和林业经济、酱油工艺的历史进程、永泰山歌文字化等问题，揭秘历史上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郑振满告诉记者，团队最初搜集到的文书大多和庄寨有关。“走进庄寨，我们的问题就浮现了，盖一个庄寨需要的几十万两银子从哪里来？为什么山里那么有钱？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关于山区开发史的问题，通过解读契约文书，我们才能了解山里人发家致富的过程。”

注重田野调查是厦门大学历史学科的传统，被学术界称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从学术层面搜集整理民间常见的功德碑、捐资榜、芳名碑、重修记、签文、科仪本、族谱、契约、符箓本等各类民间文书，从而进行相关研究。可是，为什么把不起眼的老物件当作研究对象呢？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大多是‘舶来品’，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郑振满教授认为，利用民间历史文献，可以引导年轻学子从更深层次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行机制，“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走进田野，在实践过程中理解和解释中国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抱着对民间历史文献的兴趣，越来越多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生与厦门大学的师生们相聚在永泰，共同开展田野调查与文献研习。

师生团队中就包括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

“吴履人，永泰县嵩口镇漈头村人，租田欠租被收回，后变卖家产，包括粪厂。其子吴仙海，家族衰落亦卖产。道光年间，吴仙海离家久未归，其子死，无钱葬，亲属卖其地以葬。”通过二三十份时间从清朝康熙年间跨越到咸丰年间的永泰文书，宋怡明和他的学生一起为一位在永泰当地甚至没有留下后人的小人物复原了历史存在。

2019年，宋怡明带着学生参加了厦门大学在永泰县举办的“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暑期学校。在漈头村，他们发现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契约文书讲到姓吴的人，但如今的漈头村并没有吴姓家族。

“这些姓吴的人去哪里了？”带着这个疑问，他们通过契约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方史料，重建了吴氏的家族谱系。在还原吴履人一生的过程中，宋怡明捕捉到了永泰文书的一个特点——它可以串联起由远及近的历史，还原普通人的历史经历。

2022年12月，作为福建省《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首批11卷共50册正式发布。书中收录了涵盖契约、阄书、诉状、收据、唱本、账簿等3万余件永泰的民间文书，皆为首次整理出版，相关成果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师生们耗时6年出品。

在全国同类的大型文库项目中，《八闽文库》收录民间文献属于首次。新书发布会上，《八闽文库》编纂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表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面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符合学术界、文化界“眼光向下”的新趋势，即从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社会底层与日常生活。而契约文书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传统、经验和生活”，正是中国“活生生的历史”。

“这套书收录的民间契约文书都是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凭证，反映了民间社会利用文书处理日常事务的悠久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写本文献和民间历史档案，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郑振满介绍。

古为今用的力量

日前，有媒体发文称：永泰文书被“看见”的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一个永泰的过往史料，它的出版标志着“民间”第一次成系统、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它们让大家更了解农村，更懂得怎么发挥基层的力量。

在当地，永泰文书也曾面临被当成一堆废纸或旧时代的“遗物”丢掉、卖掉、烧掉的命运。得益于学者的关注，人们对其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

“山、林、田、房等财产和人际关系都写在文书上，契约文书就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郑振满说，“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民间生活世界，揭示传统乡村的复杂社会关系，感知生生不息的乡土文化。”

永泰文书跟永泰庄寨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在废纸堆里折腾？永泰县政协副主席张培奋的回答是：“历史文书丰富了永泰庄寨的内涵。”

张培奋还在永泰县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主任一职，牵头落实传统村落、庄寨的保护利用工作。

最初，张培奋四处跑村，用摄影镜头记录乡野里的庄寨，测绘，和专家开会讨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里，他慢慢理解了什么是庄寨。

张培奋逐渐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地面上的实体建筑，还要挖掘庄寨里的文化遗存和内涵，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契约文书的出现让他找到了可能性。

经过学者们对永泰文书的解读，当地得以认识到那些超越庄寨建筑本身的内涵。这些认识，也都能和当地人成长记忆里的永泰乡村生活对得上。

他举例介绍说，原来他认为，所谓“庄寨”，“庄”和“寨”是合在一起的，通过解读与三对厝有关的历史文书，他发现庄寨还有其他存在方式。“三对厝郑氏三个兄弟建了三座房子，这个就是庄，即家族式。然后，郑家老二、老三的后代又在三对厝附近合股建了寨，筹资方式是合股式。老大虽没有出钱，但是他们事先定了协议，如果土匪回来了，老大的后代可以在里面避难，这是依存式。所以我们就发现庄寨起建有3种方式：家族式、合股式、依存式，庄和寨可以是分离的。”

今年永泰文书研讨会的举办地盖洋乡是永泰21个乡镇已发现文书数量最多的乡镇，共发现永泰历史文书数量达1.4万份。

文书挖掘和保护工作之于村民、村庄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我们不回答清楚，不仅这项工作难以持续，挖掘出来的文书也依然只是摆在书架上的学术成果而已。”张培奋坦言。

在永泰庄寨保护模式中，“村保办+理事会”是很重要的机制。在张培奋看来，“村保办+理事会”模式能在永泰当地推行本身就体现了挖掘文书的意义。

2015年9月，永泰县成立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即“村保办”）。同时，永泰全域在它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了38个庄寨理事会，其成员由各自庄寨的家族成员组成。理事会负责庄寨日常管理，包括召集与协调各房族亲参与庄寨维护与修缮；与企业、同姓族人联络，筹集修缮资金；同时，对接政府，代表庄寨申请修缮项目资金，组织举办各类活动等。

自2016年开始，厦门大学团队多次前往三对厝开展田野调查，普查整理了来自当地郑氏家族9户人家保存的4000余份历史文献。解读这些历史文献，可以较为系统地考察清代以来闽中山区的家族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也从侧面还原了三对厝建造前的经济积累过程，得以看到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忆。

2017年，三对厝后人组建理事会，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筹集民间资金达160万余元，用于修缮三对厝主体建筑。

“三对厝修建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事情是一对离家几十年的姐妹，积极为三对厝捐款30万元，三对厝理事会为了表彰她们的突出贡献，特地竖碑纪念，该碑就位于三对厝的文物保护碑旁。”在永泰，像三对厝理事会这样捐款捐物为村里修路建桥的永泰庄寨理事会还有很多。

“乡村工作，首要的是发动民间力量。永泰一处宋代古道的1300多个台阶上，每一踏都镌刻着为修台阶捐款捐物者的姓名。这种民间自发的凝聚力都能在乡间常见的功德碑、红榜和村志、族谱里看到。”对张培奋来说，从文书里解读出的是乡土社会里固有的秩序感、凝聚力，这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永泰乡土文化内核，也是要在庄寨保护中得以延续的。

“例如，我们还看到契约里如何坚守承诺，看到过去山林怎么管理——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祖先们会考虑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发展。永泰文书里藏着乡村治理的智慧、凝聚人心的法宝，它是巨大的宝库，能增加我们的乡土自信，给我们精神力量。”张培奋认为，回到历史中、回到生长的土地，这个文化内核或许能让在外迷茫的青年看到另一种可能性。

目前，永泰县多个乡镇建设了历史文书展馆，并组建了整合保护永泰古厝、传统村落及历史文书等工作的相关指挥部，致力于探索校、地、企等多方合作，争取将更多永泰文书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形成永泰村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新亮点。

今年1月，张培奋还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为永泰文书的传播“扩圈”。永泰县文史研究员李剑常在视频中出镜，他在视频中讲述：“永泰文书，能够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永泰的民间社会是什么样的。在基层治理中，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根是怎么样的，我们底下的土壤是怎么样的，永泰文书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脚下土地的工具。”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书的故事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讲好，让年轻人看到乡土文化的多元和灿烂，让他们与村庄建立更深的联结。”张培奋告诉记者。

（记者 蒋丰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