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珍宝

　　今年是晚清名臣沈葆桢戍台150年。1874年5月，日本借“牡丹社事件”进犯台湾，沈葆桢受命担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各国事务大臣，挫败日本吞并台湾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其功不在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我们应对其历史贡献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

　　一

　　沈葆桢（1820—1879），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晚清时期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道光二十七年（1847），沈葆桢进士选庶吉士后升为监察御史。咸丰十年（1860），经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在马尾设立“总理船政”，原闽浙总督左宗棠力荐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船政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和几乎是中国近代海军将领的全部班底，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船政轮船水师,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船政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多个第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扩张野心。1871年12月，琉球海船遭遇飓风，漂流至台湾南部，船上50多人被附近的牡丹社居民杀害。1874年春，早就对台湾虎视眈眈、觊觎已久的日本，借口为琉球船民报仇，悍然派出军队3600多人在台湾登陆，设立台湾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分发日本国旗，吞并台湾的野心昭然若揭，史称“牡丹社事件”。5月，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各国事务大臣，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沈葆桢受命后，坚决反对妥协，准备对日作战，征调船政轮船水师的12艘舰船，迅速控制台湾各重要港口，把守台湾外海的咽喉澎湖；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增建炮台、运送兵员、物资等，士气民心为之大振，日军忌惮不已。因台湾气候恶劣瘴毒肆虐，疫病流行,日军死亡众多，士气低落，又见沈葆桢布防周密、无懈可击，在军事上难以取胜，被迫撤军。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严重挑战，是近代中国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就在“牡丹社事件”解决后的第二年，日本又如出一辙，旧戏重演出兵琉球。作为藩属国的琉球派使者到中国求助，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放任不管，导致了琉球被日本吞并成为今天的冲绳县。为什么同一时期，同一对手，类似的两件事，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牡丹社事件”的结果，事实上是逼迫日本把已经吞到咽喉的肥肉吐了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沈葆桢的运筹帷幄、调度得当。否则大概率的事件是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实现对台湾吞并，台湾成为日本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而非一年后的琉球。试想，如果1874年中国就失去了台湾，我们今天将如何应对？可以说，沈葆桢不是为一个朝代作出贡献，而是为整个中国、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沈葆桢在成功驱日之后，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发展才是最佳的防御，才能保证台湾永系中华国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沈葆桢从台湾实际出发，“以创始为善后”，着手对台湾的军政经文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实施开山、开禁、开府、开矿四大措施，将落后的台湾一举带入了近代化。沈葆桢实施的新政主要有：

　　巩固海防，防止外侵。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以致台湾竟是一个不设防的岛屿，全岛无一门大炮。沈葆桢成功驱日后，推动清政府对台湾地位产生新认识。把台湾的防务目标转变为重点防范外敌海上入侵，将台湾纳入福建水师的巡防范围，并迅速提升台海的防务力量，台湾从此纳入中国东南沿海的防务系统，形成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的架构模式，与大陆形成更紧密联系。

　　废除旧制，实行开放。台湾原政治中心在中南部，对北部广大地区管理缺位。沈葆桢为加强清政府对台湾的掌控，提出设立“台北府”，福建巡抚分驻闽台，增设县治等举措，调整行政体制“一府四县两厅”为“两府八县两厅”，从而使台北成为台湾新的政治中心。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等，开放了大陆和台湾的自由通商、通航。

　　开发建设，兴办实业。鼓励开垦，主持绘制台湾地图，首倡铺设台湾到大陆的海底电缆，筹划建设台湾铁路。派员进一步勘察基隆煤矿，并从英国购买采矿机器进行开发，使基隆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台湾近代工业由此奠基。

　　启迪民智，顺应人心。当时台湾除沿海外，大部地区还是未开化之地，台湾少数民族还停留在狩猎生活阶段。沈葆桢提出十一条“抚番”方略，改变习俗、剃发穿衣，创办义学，开展文化启蒙和普及，推崇以教化的力量来改变原始愚昧，接受近代文明。领头提出为郑成功和保卫台湾的忠烈之士建祠祭祀，并亲自筹划建祠、亲自撰写了三副对联赞扬这位民族英雄。

　　三

　　沈葆桢新政是清政府自康熙初年以来的150多年时间里，在治台政策上的历史性改变，为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和台湾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尽管沈葆桢在台湾主政时间仅388天，其新政内容有的还是点题之作，但沈葆桢的继任者丁日昌、刘铭传等，对治理台湾的策略，可谓沈规丁随、沈规刘随，是沈葆桢新政延续。沈葆桢新政极大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台湾由此走上近代化道路，历史面貌也从此改观。因此，有人称沈葆桢为“台湾近代化之父”，这一称号他当之无愧。

　　沈葆桢新政是台湾发展史上伟大的一页，对台湾的历史和今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如创设台北府、增设县治、巡抚分驻等，不仅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为台湾建省打下基础，还促成台湾政治经济中心的北迁；再如开放台湾和大陆自由通商、通航，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大陆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岛内人口大幅增加，带来了台湾经济的飞跃，没有大陆同胞，就不可能有台湾经济的繁荣。有资料表明，台湾人94%以上是汉人，80%台湾人祖上来自福建省。海峡两岸人民同祖同根同源，大陆和台湾人民从此血脉相连，有了永远割舍不断的亲情和文化传承。

　　沈葆桢新政重大现实意义在于，客观上增强了台湾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增强了台湾人民的统一意识，从此在台湾人民心中根植起对祖国的强烈归属感和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感。这种情感超越了时空，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基础任何势力都破坏不了。甲午战争失败，导致日本侵占台湾50年。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情感，激励着台湾同胞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50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

　　《福州晚报》（2024年8月19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