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元春

“雉梁”石刻。

“雉梁”边款拓片。

　　2020年7月中旬，冶山东南部登山路旁岩壁处一棵百年的老榕树，被一阵大风从根部吹断。断榕根部崖石处露出一段石刻：纵行隶书“雉梁”两字，雉的“矢”和梁的“氵”处，沿垂直方向挤压开裂并下移；边款刻字因石质表面风化，树根遮盖，依稀仅见“雉集于此其”几字。

　　“雉梁”镌刻于何年？是谁所题？有何意涵？这引起福州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以研究冶山、守护冶山、宣导冶山为主旨的冶山斈社，立即成立研究“雉梁”摩崖石刻小组。为了弄清石刻边款全貌，我们一边向冶山建设管理单位申请清理石刻周围遮盖的榕树根，一边派社员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施景琛所撰写的《榕城泉山沿革纪略》。该书记载：“雉梁刻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雉集于泉山之东因名。”这初步证实，该石刻是时任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常务理事施景琛所镌。笔者于2022年将初步考证成果收录到《冶山摩崖石刻新编》一书之中。当时，笔者初步认定镌刻于1931年农历五月五日的“雉梁”及边款，是时年58岁的施景琛所镌。施景琛等人以孔子“山梁雌雉”为譬，遁世远祸，秉承为乡人办好事的家国情怀，协助业师陈衍成立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修葺名胜，保护古迹。如今的冶山能较好地把摩崖石刻保留到今，和他们彼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今年以来，冶山斈社对“雉梁”及边款石刻的文化内涵又进行深入探考。在冶山春秋园管理中心支持下，于7月中旬将“雉梁”及边款石刻周围所遮盖的榕树根彻底清理，使石刻得以裸露，见有纵书4行款识。因石质风化严重，难以完整辨识，我们对“雉梁”边款石刻，现场拓了两张，一张作为辨识，一张进行拓片文字修复。笔者还带着边款拓片，请教了文史专家卢美松。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终于对“雉梁”边款难以辨识的文字，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修复后“雉梁”四行边款如下：

　　商鼎升雉，其祀不踰。越裳献雉，其国中兴。山梁雌雉，其鸣岐时。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雉集于此，其志必得，因名□□，以志不忘，泉山老人。

　　“雉梁”石刻纵书4行边款，共50多个字（其中两个缺字）。在冶山已发现的施景琛所镌刻的23段摩崖石刻中，落款“泉山老人”的仅此一段。

　　从“雉梁”及边款题刻，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施景琛洞鉴古今、引喻抒怀的雅士情怀。

　　“商鼎升雉”，古代典籍中有“雊雉升鼎”之句，其基本释义为殷高宗祭成汤，野雉飞祭鼎而鸣的故事。古人认为是变异之兆。

　　“其祀不踰”，“祀”指的是祭祀，“不踰”可以理解为不超过、不逾越。古代有其祀不踰、其祀不踵的意思，与祭祀的对象和范围有关，强调祭祀的合适性和正当性。

　　“越裳献雉”，“越裳”是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古代部落，具体位置已无从考证。《尚书大传·归禾》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许多学者认为“越裳”就是越南、老挝一带的古称。据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考证，“越裳”位于越南广平省、广治省一带。“献雉”的典故出自《尚书》，指西周建国初期，周公辅佐年幼的侄子周成王主持朝政，国家大治，人民祥和。遥远的南方有个越裳国，感动于周公的政绩，向周王朝贡献白色或黑色长尾（也称白雉、黑雉）吉祥鸟，表示臣服西周王朝。

　　“山梁雌雉”，《论语》中有“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之句。这是孔子对自然界中雌性野鸡的一种观察和感慨，用来比喻人在处理事务时也应懂得把握时机。这句话的背景是孔子和弟子子路在山中观察到一群雌性野鸡受到惊吓飞起来，在空中盘旋几圈后落下。孔子对此评论道:“这些山梁上的雌雉，懂得时宜啊，懂得时宜啊!”子路则对这些野鸡拱手表示敬意。这里的“时哉时哉”，表达了孔子对野鸡能够根据环境变化作出适时反应的赞赏，同时也暗示了人在处理事务时应具备的智慧和敏锐。

　　“鸣岐”源自《国语》中的记载：“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北。“鸣岐”这段记载象征着周古公亶父迁至此地后，带来繁荣和吉祥。因此“鸣岐”是用来比喻吉祥的预兆或好的开始。

　　施景琛（1873一1955），字涵宇，晚号“泉山老人”，福建长乐人，后迁居冶山之麓贡院里。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中举。1905年9月，清政府废除科举后，他秉承父志，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1916年奉召北上任北洋政府国务秘书和议员。1927年，施景琛从北京回闽。这期间，他牵头在冶山修复了欧冶亭、凌云台、喜雨堂、剑池院等古迹，为保护冶山摩崖石刻和古迹作出重大贡献，践行了他在冶山石刻中许下的“千秋事业属吾身”的诺言。1949年，他将20多年所编撰的《泉山全集》《泉山古物编》《榕城泉山沿革纪略》《泉山胜迹汇编》等10多本书籍，留赠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为后人了解冶山历史，研究冶山文化留下了宝贵财富。

　　“雉梁”榜书及题记石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镌刻者的情感寄托，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阐释。

　　《福州晚报》（2024年8月31日 A05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