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至杰　林思琪

1899年新春不久后，严复在写给好友张元济的信中表达了其不想受官场之累、“欲一志译书”的想法。之后，严复开启了翻译出版西方名著的“疯狂”模式，与张元济有着重要的关系。

据严复之子严璩记载，甲午战争失败后，“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之《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翻译的时间大概是从1896年夏季开始，至重阳节（10月15日）写完序言，完成初稿。在三四个月时间内，严复不仅翻译了4万多字的原著，还完成1.7万多字的按语。按照严复自述，他翻译《天演论》时每一字都费尽斟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由戥子称出”。

《天演论》虽已译成，却也苦于无处发表，最初仅在朋友圈流传，比如1896年10月严复致信梁启超，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1897年7月26日，严复致信五弟观衍：“《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吴汝纶）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即付梓。”由上可知，《天演论》写好之后的一年多，严复通过私人关系寄去书稿请当时的方家名士雅正，一边是为了修改润色文字，一边亦可扩大书稿的影响。但是，书稿却一直未得到正式邀约出版。

严复甚至已经计划自费出版。1897年10月，严复专门去信感谢吴汝纶对书稿的帮助，信中谈及《天演论》“改本已抄得两份，当托子翔寄一份去，恳先生再为斟酌。如可灾祸梨枣，公诸海内，则将备二三百金为之”。但现实是，此时严复任职于北洋，其收入在供养整个大家庭开支之后便已拮据。即便到了1900年，严复还曾专门写信向好友汪康年预支译书款项以贴补家用，“冬令将至，需款孔殷。而蒯礼翁译费尚未寄下，不知是否事在必行。吾兄必当悉其底里，望即见告。若事无反复，弟拟向尊处先手规元五百两，一俟前途汇款到时，即当划还不误”。可见，当时严复要拿出二三百金来出版《天演论》应是十分困难的，只能先在其创办的《国闻报》上连载。可惜的是《国闻报》很快停刊，书稿只刊行了自序和前九节。

这也导致了他译书热情渐弱。继《天演论》之后，严复本计划开始翻译《群学肄言》和《原富》。据严复自述，“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但《群学肄言》却迟迟没有完成，直到1903年才在文明编译局初版。

另受朝廷委托，严复亦打算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1899年9月24日，严复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说：“近复于北洋亦有请开译局之事，经上游属令选书包译。弟为选书十数种，分理财、武备、公法、制造四门。《原富》一书，估价三千两，限三年蒇事也。”11月11日，给张元济信中又提到“《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疲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

从两封信的内容可知，严复最晚应在1896年便开始翻译《原富》一书，但三年已过才完成一半的工程，已不复翻译当年天演之“勇”。11月30日，严复在又一封给张元济的信中道出了其译书缓慢的缘由，“《原富》一书译者大半，北洋译局一事，交主出纳者议，悠缓延宕，殆无成期”。清廷对于译书并不是真正的重视，严复虽然有志于译书，“局成亦译，不成亦译；有钱译，无钱亦译”，但迫于“日逼于公事”和生活的压力，实际上其翻译工作处于半停业状态。所以，这一年严复与张元济的四封信函中都谈到了“《原富》一书，译者大半”的情况。

这个阶段两人为何三番五次地交流《原富》的译书情况呢？原来，此时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的张元济已开始着手组织翻译西方典籍。两人通过书信基本商定了关于译书的报酬，严复在信中向张元济“承许以两千金购稿”表示“感谢至不可言”。正是得到了张元济的支持，严复的译书热情很快得以恢复。1900年3月2日，严复便去信说“全文尽译之后，尚有序文、目录、例言及作者本传（拟加年表，不知来得及否）”，可见当时书稿已经基本翻译完成。从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严复用了近半年时间便完成了《原富》剩下的一半书稿。

虽然翻译速度提高很多，但严复并没有放松自己翻译的标准。他说翻译《原富》之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便“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同时亦经常向师友请教，比如信中严复说“交挚甫（吴汝纶）斟酌，并乞其一序”，又交代张元济“校时如有疑义，昭扆（伍光建）如肯过目最好”。《原富》所受严格的翻译“待遇”丝毫不亚于《天演论》。

严复在这段时间与张元济的信中还罗列了自己的译书计划，“此书卒后，当取篇幅稍短而有大关系，如柏捷《格致治平相关论》、斯宾塞《劝学篇》等为之，然后再取大书，如《穆勒名学》、斯宾塞《天演第一义海》诸书为译”，其译书热情再次被点燃。

由于严复出色地完成翻译《原富》的书稿，张元济除同意支付之前的两千金稿酬外，还许以出版后“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的抽成。而严复也不负张元济的信任，所译的《原富》亦成为南洋译书院影响最大、最为畅销的书籍，仅一年销量便有8000余部。前者是出色的翻译人才，后者是优秀的翻译管理人才，二者结合可谓珠联璧合。

但是，张元济对于译书院弥漫的封建官僚气息渐生不满。这一期间，也因译书出版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业务往来的关系。当时“沪上印书，自以商务印书馆为最”，所以张元济基本上把南洋译书院的书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其中也包括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版的《原富》（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藏），该书末牌记旁就印刻有“由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

1901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同年9月，他代商务印书馆邀请严复、辜鸿铭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撰序，此时的张元济已经参与了商务的编译工作。而张元济与盛宣怀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1901年5月盛宣怀在一封函中书：“南洋公学新增特班，张菊生（旁注：近日颇散漫），声望不足，力请交卸，势不能缓。”1903年初，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一职，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译所的业务。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比如，先前答应给严复翻译出版《原富》20%的版税，在张离开南洋公学后，这一版税就变成7%。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实属无赖。1904年，清廷也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南洋公学。相较之下，张元济深受创始人夏瑞芳的信赖，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更是助力严复走上译书职业的巅峰，严译8种名著先后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或多次再版。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表明商务印书馆共支付严复多少稿酬和版税，但严复基本上把自己的稿酬入股了商务印书馆，我们可以根据严复收到的股息计算出大概的数据。1911年5月，严复日记中记载“寄张菊生保险信一封，内附股息收条5476元”；1914年6月6日，严复账本中记载“收到商务来股份利7222.26元”；两周后，其日记又记载“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到购股汇款叁仟弍百元”，严复增持了印书馆的股份。1916年6月5日，严复收到“商务馆来红利6000.15元”。

张元济日记中记载了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股息是“一分五厘”，由此可以计算出严复持股400股。1921年6月16日，严复在与长子严璩的家书中提及本年“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可算出严复此时在商务印书馆的股金应为5万元。这些收入加上严复每年从商务印书馆获得的股息，据学者黄令坦统计应有11万余元，远远超过他的其他收入，真正解决了严复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才得以心无旁骛地开展译书工作。

清末新政和民国后的严复虽然担任政府的职务越来越多，但他最游刃有余的还是跟书打交道。1905年，严复奉命第二次去往欧洲，与首次留学不同的是，此行主要去处理开平矿务局与外国人的债务纠纷诉讼案。他在巴黎给张元济的信中说：“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可见，这时的严复已经把译书当作其晚年职业生涯的重要归属之一。而好友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也是帮他找到归属的钥匙，让严复可以把译书这一爱好和特长变成一种职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日报》（2024年9月3日 第10版：理论周刊·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