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隽彦 刘新静

三坊七巷衣锦坊水榭戏台

古戏台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和嬗变历程不仅见证了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脉络和地方文化的变迁。福州古戏台遗存数量众多且形式多样，从最初简陋的撂地为台，至明清时期精美的永久性戏台建造，经历了从功能单一到形制完备，服务对象从单纯的酬神到媚神娱人的转变。

早期戏台的钩沉

福州古戏台最早发端于民间祭祀活动。每逢秋收时节，老百姓都会在田间地头撂地为场，以歌舞酬神祀祖，祈佑来年风调雨顺、谷物丰收，而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间习俗的社戏表演。《中国戏曲志》描述：“最早闽东北及福州地区是在地上用一根草绳围成一圆圈为表演区。”后来把木板铺在稻草上，演员就在简陋的草台上演出，这即是古戏台最早的雏形。

唐五代时期，福州大规模的歌舞、门戏、优戏大多以庙会为据点，因地制宜，随处作场进行演出。据清黄任《鼓山志》描述，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于寺中“具百戏香花”，以迎接雪峰寺僧神晏到福州鼓山涌泉禅院当住持。而王审知死后，其子王延翰继位。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载，王延翰大兴土木，广修宫阙，筑水晶宫，征歌舞女。

唐侯官诗人陈去疾的《踏歌行》云：“鸳鸯楼下万花新，翡翠宫前百戏陈。夭矫翔龙衔火树，飞来瑞凤散芳春。”描写的便是元宵佳节时演戏狂欢的庆祝场面。另据清陈衍《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十九记载，唐天复年间（901—904年）“人烟绣错，舟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可见当时南门安泰桥两旁已有可供演出的歌楼。

结合上述史料可知，当时福州戏曲演出场所分布广泛，除了田间地头、市衢里巷，亦有酒市歌楼、宫庙禅寺，但尚未出现传统固定化形态的戏台。

宋元戏台的演进

北宋时期随着歌舞杂剧的发展，福建民间开始出现了“高台”演出形式，即表演台与观众区高低分离。

据建宁县竹篓村《王氏族谱》记载，该族在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始建家庙，并于庙前建“歌台”一座，落成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仲冬。在福州民间，类似的“棚台”又称“勾栏”，即在高出地面的演台上搭架棚顶，亦在这一时期流行。

“棚台”是一种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据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载，彩山“州向谯门设立，巍峨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倡伎，大合乐其上。渡江后，停寝。（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张丞相浚为帅，复作，自是不废”。可见北宋时期的福州早已有在元宵节架扎彩山、搭棚台演出的传统。此习俗在宋廷渡江迁都临安（今杭州）时曾一度停止，后在张浚任福建抚使兼福州知府时又恢复，一直相沿。显然，这种“高台”“棚台”的出现，使观演空间更趋合理化。

入元以后，戏曲成为主流艺术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载：“蒙古时代，废科目，以词曲取士。”元曲之盛，激发了福州古戏台从宋代的高台、棚台，逐渐转入较为完善的固定化形态的戏台建造。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详细描述了元代戏台多建于庙宇之中，面对正殿，以示演戏敬神。戏台面阔一间（后有增至三间者），平面为方形（或近似方形），建在高出地面1米至2米的砖石台基上，两侧为观众区，后有戏房。

由于历史久远，福州并无保存完整的元代戏台，但其建筑形制格局仍可从民间现存古戏台中窥见一斑。现存于福州市林浦村的南宋行宫“泰山宫”的古戏台（始建于清代），高处两侧建有仿元舞台形制的“腰棚”。根据麻国钧考证，“腰棚”是元代观众区的重要部分，与正面观众区“神楼”，在元代以后统称为“看楼”。也有学者认为，福清市新厝镇蒜岭村武当别院庙台依然承袭着宋元舞（戏）台建筑遗制。

宋元时期固定化形态戏台的出现与流行，是福州古戏台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改变了早期戏曲演出随处作场的状态，并由此揭开了戏台建造的崭新篇章。

明代戏台的成熟

明代后，民间戏曲演出与庙会活动联系愈加紧密，所谓“有村必有庙，有庙必有台，有台必有戏”。每逢传统节庆或诸神诞辰，游神演戏已经成为福州当地重要的习俗活动。明陈元珂《闽山庙记》明确记载了当时的社戏活动，“每岁二月三日，则聚富室奇玩，竞为杂剧，道神出游”。

明代福州戏台多构筑于庙内，与庙门、天井、大殿处于同一条中轴线上，并在戏台两边回廊上增建看楼，与戏台构成统一的整体。戏台台面通常铺设有活动台板，每逢庙会祭祀游神，只要拆去台板，即可形成与庙门相连的通道，以便抬神出游。待游神返回后，再铺上台板，戏班便可登台献演。

戏台顶部增设藻井，既有装饰美化和增强音效的作用，也有避火消灾之意。东汉《风俗通义》载：“井者，东井之象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厌火灾也。”从空间结构来看，戏台以宽阔的“凸”字形空间，取代了宋元戏台狭小的“曰”字形空间，突出部分为演区，后面为乐区和戏房。这一建筑空间的处理，适应了明代戏曲大踏步发展之需求。

民间除了宗教性的庙宇戏台外，还有堂会式的家台、随地作场的棚台。《福建通志》记载曹学佺极爱戏曲，组织兴办曹家班（后称“儒林班”），开创闽剧之先河。他曾于明万历年间在福州西郊洪塘乡兴土木，“构石仓园，有池馆林木之胜，娥眉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自以为乐。一时仕宦墨客游闽者无不倾倒”。

同时，由于地方经济繁荣，各地商人、官员、艺人往来日趋频繁，此时的道士腔、弋阳腔、徽州腔等众多民间戏曲声腔纷纷流入福州。根据《则朗诗集》描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徽州戏曲作家吴兆游闽，他不但在福州南门广场上目睹了“高台望若仙”和无数观众造成“南市重围压”的戏场盛事，而且还在曹学佺私家园亭中观赏家姬的精彩演唱。

可以说，明代是福州古戏台走向成熟的时期，不仅从数量上远胜于宋元，而且在戏台建造、空间结构、观演效果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发展，为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戏台的繁荣

清代福州古戏台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形式多样，有富丽堂皇的庙宇戏台，雄伟壮观的会馆戏台，封疆大吏的衙台，以及私宅的园台，酒楼、茶园戏台等，达到历史的鼎盛阶段。

其中，庙宇戏台依然是民间戏曲演出最为重要的场所。据《新修罗源县志》记载，农历六月三十日“相传为先锋诞辰，四民及在官人等皆有庆祝。他邑梨园子弟，惟是月有至罗者，演唱庙中匝月”。可见当时戏台演出的盛况。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庙多台的状况，如福州茶亭祖庙，一庙就拥有两座精致的固定戏台。此外，每遇重大节庆还时常加搭临时棚台，以应酬众多戏班赴庙演出。

清代福州庙宇戏台前台、后台、戏房配设齐全，厢楼、天井、殿台层次井然。以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的古田临水宫戏台为例（清代古田隶属福州府），戏台正对主殿，单檐歇山顶，屋面曲线优美，四周檐角起翘近3米，“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台顶上覆八角形藻井，井壁群拱层叠，精致华丽。前台有四根立柱，台面四周向外悬挑，形成三面通透的演剧空间。台后置木屏风，两侧出入廊道与厢楼相连。临水宫戏台因风格独特，被《中国戏曲志》收录，有专家认为其可与慈禧太后长春宫中的古戏台相媲美，充分反映了福州当时高超的戏台建造工艺。

会馆戏台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集中出现了一批客籍会馆，仅市区内就多达53所，主要是由客居在福州的官绅和商会（帮）集资购地兴建的。会馆因馆庙合一，格局大体符合规制，大殿前建有戏台，“以为祀神歇舞之地”。每逢“馆庆”、神诞或传统节庆，会馆都会酬神演戏，以尽“敦桑梓、聚乡人、联旧谊”之礼。“宴饮一堂，客地有缘逢旧雨；馨香万代，灵宫镇日捧慈云。”古田会馆的石柱楹联就描绘出当时馆内香火旺盛、祭祀酬神、宴饮演戏的盛况。

由于商会经济实力雄厚，会馆戏台通常繁复华丽、功能齐全。如清道光年、同治年重修的乌山乌塔会馆戏台，为单檐歇山顶，木石结构建筑。戏台屋脊饰以灰塑，翘角飞檐，尤显轻巧秀丽之态。四根粗大的方形石柱撑起顶部木结构梁架，正中构有八角藻井。额枋、垂花等木构件雕刻有精美的花果鸟兽图案。台基外围由大理石砌成，雕琢细致。台面铺设木板，台屏后为伴奏区，后台中部设门直通戏房，可供演员化妆、休息等用。

福州许多达官贵人热爱戏曲艺术，多在自己的衙署或私宅建起戏台，以供平时演戏娱乐。而在家台、衙台中演出的戏班，通常多为私蓄的家班。据《福建文史资料》记载，清道光年间，将军府与都统街中就各修建了一座木质固定戏台，此间红火的戏曲演出直至光绪末年还依然如故。

达官贵人聚居的三坊七巷，也是堂会式家台流行的地方。衣锦坊郑氏大院的水榭戏台，即是清代福州宅院戏台的佳作。戏台临水而建，单檐歇山顶，四周檐角飞翘。台顶设有方形藻井，雕刻着团鹤与蝙蝠，寓意“福寿双全”。方形的台面三面出挑，台后有戏房供化妆使用。

福州的广聚楼（后改为广裕楼）是酒楼营业性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楼中以六人席的方桌应客，边饮酒，边听戏。升楼、广福楼等同类场所，内里均配备戏台。同时，茶园式演出场所也开始出现，如民国三年（1914年）福州夏醴泉陶陶居茶园。

福州古戏台从最初简单的草台到后期华丽的戏台，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边缘到中心的嬗变过程。“霎时演出千秋事，尺地变成万里程”，看似一方小小的戏台，实则是千百年来福州历史人文和地方风俗的缩影，更是传播和见证中华民族文化演绎发展的舞台。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日报》（2024年10月8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