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丽钦

女性的发饰，作为细腻的文化符号，不仅是个人品位的展现，也是身份认同的微妙标识。

光绪年间，著名藏书家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第五卷中，记载了福州的“田婆”与“卖渔嫂”之间在发饰上的“鄙视链”：“福州所称卖渔嫂即曲蹄婆……作半爿髻以别田婆，有梳髻中簪者，田婆辄殴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晏昌贵在《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中引述了这一历史细节并阐释道：“田婆就是福州四郊的农妇，她们戴着如碗大的耳环，头挽螺髻，分插三条簪，簪为银制，中间垂直一条螺簪，左右两条平行斜插，如剑状，俗称三把刀。”尽管身为普通劳动妇女，但田婆对自己“三把刀”的专属装扮仍保持着强烈的界限感，将曲蹄婆的越界之举视为冒犯。

然而，田婆的发饰在都市居民的审视下，同样也属于被鄙视的范畴。清代重臣梁章钜之子梁恭辰，在其著作《劝戒录》中，对城中女子于婚嫁之际竞相效仿的“奢华之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以讥讽的笔触指出，此等行径“其实不过夸耀于连江婆、三条簪辈”。此处所提的“三条簪”，便是“三把刀”的另一称谓。在梁恭辰的描绘中，“连江婆、三条簪辈”被明确区分为与城中女性截然不同的城郊妇女群体。

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到，在福州地区，街上农妇的装束能让人一眼看出与小脚女人的区别，“她们与小脚女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天然的大脚和裸露的小腿，而且还在于她们特殊的‘三条簪’头饰以及完全不同的服装颜色及款式”。在这位美国人眼中，“三条簪”是区分女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一张拍摄于1865年的照片似乎揭示了“三条簪”佩戴者身份的转变。照片被一个叫仝冰雪的作家收藏并收录在《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一书当中。照片拍摄于当年福州旗昌洋行对面的同兴照相楼。我们从照片背面的英文说明中得知，女子技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也戴起“三条簪”走进了照相馆。

但一直到民国时期，“三把刀”头饰的主体依旧为城郊的劳动妇女。《郑丽生文史丛稿》中提到文史专家王铁藩曾存有民国时期张遵旭所著《福州及厦门》的藏本，并转录：“福州妇女头饰簪三枝长各八寸，形似刀，福州人名曰‘三条簪’。吾辈睹此，或以为怪，因其簪似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天清晨由城门远望‘三把刀’灿灿之首饰，恰如罗马时代之军队行列，盖城内所需米菜及城外污秽品之输送皆赖‘三把刀’为之也。”民国时期，“三把刀”仍是城郊劳动妇女最显著的标志。

虽然佩戴“三把刀”的女性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关于为什么要佩戴“三把刀”的传说却赋予她们很高的尊严与价值感。

郑丽生在《福州民俗志》的《三条簪》条目中提到：“‘三条簪’始于何时？文献无征。近人刘训瑺《洪塘》诗中曾咏及之：‘娘子撑船东接郎，前朝回首事凄凉。须眉死尽裙钗活，蛮髻依然晃剑光。’自注：‘相传无诸国亡，男儿歼灭，汉兵强娶妇女，不从者髻上常插刀子防卫。’”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明代倭寇入侵沿海地区时，福州妇女将刀剑藏于发髻中，以备不时之需。

而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则记录了另一版本的“三把刀”传闻：“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这些传说，无不寄寓对女性贞洁刚烈品质的崇高颂扬与强烈期许。这种期许，从自我修养上升到家国情怀，关涉兴衰荣辱。

“三把刀”被演义与定义的历史，映射了女性身份与角色在历史洪流中的演变。但今天，选择佩戴锋芒毕露的“刀”，还是温柔绚烂的“花”；展现英气袭人的飒，还是温婉如水的柔，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

（《福建日报》（2024年10月27日 第08版：武夷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