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芬

鳌峰书院。叶诚摄

　　鳌峰书院，坐落于福州市于山北麓，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巡抚张伯行主持创建，为清朝时期全国闻名的省城书院与“东南第一学府”。自创立之初，鳌峰书院兼具书院与学院两种基本功能，张伯行一上任便捐禄购买旧宅创办书院，搜集理学书籍刊刻《正谊堂全书》，据左宗棠统计，共刊刻先儒遗书55种；同时招收全省九府一州天资聪颖学子授课讲学，引导他们“以成其器，为国家储用者也”。在鳌峰书院，张伯行依朱熹《小学》纲目分类，纂集《小学衍义》，用于教导诸生；同时亲自纂辑刊刻正谊堂本《小学集解》，为鳌峰书院藏书。由此，朱熹《小学》与鳌峰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学”论题，朱熹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因朱熹学说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致广大尽精微，博大深奥难以晓通，元明清学者们皆以朱熹晚年亲自编订的《小学》为入门阶梯。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武夷山讲学期间初步编写《小学》，后与门人刘清之、蔡元定磋商修改，于淳熙十四年（1187），正式刊行武夷精舍定本《小学》。《小学》以“立教”为纲，以“明伦”“敬身”为目，以“稽古”“嘉言”“善行”为羽翼，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及心术、威仪、衣服、饮食9大方面为具体事项，共同构成童蒙阶段的为学章法。元明清三代，朱熹《小学》皆为官方认可且指定的蒙学教材，尤其是进入清代，其成为童蒙入学考试的覆试论题，成为“课试之资”。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朱熹《小学》的推广与普及。康熙帝下令以《小学》为科考功课并亲自监督翻译成清文，雍正帝下令刊刻印刷《小学》并亲自作序，乾隆帝以《小学》为论“覆试童生”，即使到了清末，清政府颁布新学制，朱熹《小学》仍为重要的童蒙教材和考试论题。甚至，清政府出台相关的法文律令，“凡童生入学，复试论题，务用《小学》，著在律令”，从律令层面推许朱熹《小学》为童蒙入学的考试用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文渊阁以明代陈选校注的《小学集注》为底本，采用雍正帝御制序文，刊刻完成《四库全书》本《小学集注》，成为清代的通行本。

　　其实，张伯行本人与朱熹《小学》渊源颇深。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谥号清恪，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任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因张伯行为官清廉亲自面见并提拔其为福建巡抚。张伯行抚闽3年大力推广朱子学，曾下令引导福建百姓由祭拜瘟神改为祭祀朱熹。张伯行亲自编辑整理鳌峰书院学约院规，其中的《丽泽堂学约》谈及为学之序，“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先读朱熹《小学》，再读“四书”“六经”及诸理学著作。其实，这也是张伯行的自身学习感悟，其在刚考取进士时，曾自建精舍并纵览数千卷书，便已体悟《小学》为“入圣门庭”之首。因此，在鳌峰书院创办当年，张伯行依朱熹《小学》纲目分类，纂集《小学衍义》。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虽已离闽，仍亲自编修整理朱熹《小学》，于康熙五十年（1711）刊刻正谊堂本《小学集解》，收入鳌峰书院馆藏书目。除此之外，另一版本朱熹《小学》，即觉罗满保辑《小学实义》（《鳌峰书院志·卷九》），也为鳌峰书院馆藏。张伯行纂辑《小学集解》，旨在注疏阐释并纂辑整理朱熹《小学》。彼时，距离宋朝已数百年，朱熹《小学》“家传户诵，非不甚盛”，但其注本不能“照着讲”而应“接着讲”。于是，张伯行注本重点调整两个方面，一是在文本内容上，增加“小学辑说”篇章，补充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大儒有关“小学”“幼学”言论，充实题材内容；二是在具体注疏上，彼时《小学》注本大都服务于童蒙考试，张本要求回归篇章辞句文义本身，并明确小学教育重在持“敬”，“章章节节，句句字字，看得敬字”。总之，张伯行注本始终贯彻朱熹《小学》为圣贤学问的入门阶梯而不仅仅只是“课试之资”。曾在鳌峰书院求学七年的林则徐曾手书“岂为功名始读书”，传承并发扬大儒精神。

　　同治五年（1866），因鳌峰书院《正谊堂全书》“所藏版片则虫蛀无存”，再加上刊印书籍残缺不全，闽浙总督左宗棠主持辑佚寻访《正谊堂全书》康熙版本，最终校订刊刻63种，包括张伯行纂辑的《小学集解》，自此，鳌峰书院、正谊书院皆大力推广《小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废除科举，随后《小学》逐渐退出官方指定的童蒙教材并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是，鳌峰书院推崇《小学》，明确童蒙阶段专务“做事”“看得敬字”，对于今天的童蒙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州晚报》（2024年11月16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