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海婷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通商口岸，林则徐也是自到达广东主持工作之后，才真正经由办理“夷务”而开始接触到第一手“夷情”。

当时，在清朝政府和知识分子中，天朝上国、夷夏之防观念根深蒂固，徐继畬便说魏源对西方知识的求索“已犯诸公之忌”。而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尊贵身份来推行翻译，甚至还自己尝试学习外语，据林庆元《林则徐评传》引亨德《番鬼录》载，在广州士人考试时，“他甚至采用了一些外语词汇，常常使考生为了偶尔出现一些英文和葡萄牙文词汇而大为惊讶”。接替林则徐广东职务的琦善就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经日刺探外洋情事。”可见，“刺探外洋情事”与“天朝大吏”的身份并不匹配，林则徐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非议。

那么，通过主持翻译、阅读和批注“夷情”资料，林则徐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对中国、对西方，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认识，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澳门新闻纸》内容主要来自当时在华西人所出的报纸，包括澳门发行的《广州新闻报》（Canton Press）、《广州记事报》（Canton Register），以及少量的《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试举两则——

1839年12月3日，《澳门新闻纸》第78则：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时，未必有一千合用，余皆系下等聚集之辈。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周围有窗，在海岸远望，亦是破坏，炮架亦不能转动，却似蜂巢。其师船之样，若得一只我等或米利坚之私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王谕国矣。

1840年4月4日，《澳门新闻纸》第104则：中国之火枪，系铸成之枪管，常有炸裂之险，是以兵丁多有厌恶施放。中国又铸有大炮……尚有许多大小不等炮火，惟中国只知道用铁铸成炮身，不知道做炮膛，且铸成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宽大，系全无算学分寸，所以施放不能有准头。又用石头铁片以及各物为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等类，然皆粗笨无力，大约不能危害于人物。

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军队武器落后、战备松弛，虽然人数众多，却如同纸上老虎，完全不堪一击。作出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西方人已经对中国火枪炮弹以及军队组织和动员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观察探访和记录。

有论者指出，在这里，“林则徐不仅看到了一个互相联系中的新世界，而且第一次从‘他者’的视角看到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换言之，这实际上是一个寻找“世界”，进而发现“中国”的过程。这些极具冲击性的信息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帮助林则徐走出天朝上国的幻梦。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一个座位对等的‘他者’，仿佛缺少一面镜子，无法真正认清自身，在19世纪，中国是在确立了‘世界’与‘亚洲’等‘他者’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认清自己。”

来自“他者”之眼的信息，使林则徐获得新的地理政治意识，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也增强了他的紧迫感，这些都促使这位传统的封建官员“慢慢地觉悟”了。林则徐不同时期的书信奏折记录下了这种认知转变——

最初他对外国的理解是极其有限的，天真地认为夷人只能倚仗武器优势，只擅长海战而不能陆战。1839年，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还认为“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

而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改变了战略思想，指出既要船炮也要练兵，武器是一方面，对武器的熟练使用是另一方面。1842年9月，他写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

清朝的陆军征调制明显缺乏机动性与主动性：“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通过对动态变化的战争形势的观察，林则徐把海军和陆军的配合，以及武器的制造和军队的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

在林则徐那里，近代历史的剧烈转型为科学思想、技术发明与救国图强意识的深度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契机与实践基础。以军事科技为突破口，林则徐把“悉夷情”的认识转化为“师夷长技”的实际行动。在1840—1842年这3年间，林则徐在文稿书信中一直强调筹船炮、练水军的重要性，作为一位实干派官员，他第一时间汇集官民力量，把筹船炮、练水军的想法付诸行动，成为近代中国制造轮船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当时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出现了一股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潮。

1840年1月，林则徐召集了一支由商人筹款支持的志愿船队。得知英国军队异动之后，他加紧改装早前从美国人手中购买的一艘英制商船“剑桥”号，往船上装备了34门英国大炮。他还从旗昌洋行购入参加过九龙之战的“甘米力治”号，并另外买了两只25吨的帆船和一只小桨船。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林则徐“计划组建一支新式海军来驱逐侵略者”。但是，彼时中国官兵对这些战船的使用还很不熟悉，目睹他们与英国船队交火的英国人伯纳德写道：“中国人对海军战术还不够熟悉，甚至无法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源。”

除了购买之外，林则徐也尝试自制。1840年春，他在广东仿照欧洲船舰式样制造战船。一位英国官员留下了这只西式船只下水的记录：“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从广东调到了浙江，他也把自己建设新式海军的热情带了过去：“无论如何，林则徐对海军改革很感兴趣，并没有被失败击退，他带着八种型号战舰的图片来到了浙江。大多数画的是传统的小船，但有一幅画的是一艘两层甲板、三桅、三十四门大炮的西方船只，还有一幅画的是一艘轮船。”然而，“作为对他最初失职的惩罚，林则徐在浙江待了大约一个月后就被调到了伊犁。不知是由于缺乏持续的支持，还是由于时间不够，轮船没有完成。1841年10月，当英国人占领宁波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未组装的齿轮、轴和水轮”。

1841年8月，林则徐前往新疆任职途中路过镇江，把在广州期间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收集整理的有关西方的文字资料以及自己的手稿，一并交托给挚友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实践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最终由魏源归纳整理而广为流传，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由封闭到开放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福建日报》（2024年11月26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