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远野

“起傅岩”石刻

　　《闽清县志》（民国本）之《金石志》载：“起傅岩石刻，在二都（云龙乡旧称）起傅岩之左……系张安国书，笔力雄壮。今虽榛莽荒秽，游客尚披览之。”当我再度造访它的时候，发现志书上的寥寥数语，至今仍极为贴切。

　　起傅岩，着实“榛莽荒秽”了，有所在环境的草生树长，有文化传承的跌宕起伏，有人物命运的多舛飘零，有村庄命运的转折变迁；也着实让许多人慕名拜访“披览”，心怀景仰。

　　起傅岩位于闽清县云龙乡际上村（旧作漈上村，由村口下泄的瀑布而得名）村口处，崖壁高二三丈，宽十丈许。起傅岩石刻，既单指张孝祥所书的“起傅岩”三个大字及其题写的《咏傅岩》诗，也指代它所在的整个摩崖石刻群，甚至还包含与之隔溪对望的“龙首岗”石刻。闽清县人民政府于1995年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如是介绍：“起傅岩石刻为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旸及其仲兄《礼书》编著者陈祥道，三兄陈安道辟圃种梅，晚年读书处。石刻为绍兴二十四年状元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所书。龙首岗为宋代理学家陈祥道题书。”2013年福建省政府将之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崖壁中央镌刻“起傅岩”三个大字，字径约1米，楷体直书阴刻。在其左右侧，各勒一道圆首碑状题刻，由于年代久远，右碑已漫漶不清，其下段不知何时被掏了一个凹口石窗台，放着一尊白瓷弥勒佛像，永远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左边即《咏傅岩》七言律诗，中间虽有一道自左向右斜行向下的裂隙，但诗句仍清晰可辨：“欲识东君信去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手，何必须教傅说来。”句句赞赏出于此地的《礼书》作者陈祥道、《乐书》作者陈旸两兄弟。

　　“起傅岩”石刻右边的石壁上，则是“高折仙桂”“早入中书”题刻及一首内容为“傅说岩前流水声，两山回抱洞中春。宏桥头直应然隧，衣锦返乡继古人”的七言绝句，落款为“张仙咏”。这些题刻和诗作，或没有落款，或语焉不详，其作者与身份皆无从考证，甚至许多记载此地风物的文字都有意忽略这些字刻，视而不见一般。只好从字面意思作些推测：前二者当是陈氏族人所题，或赞赏前辈功业，或祝祷他们前程，也有可能是为自身仕途祈福。“张仙”或“张仙咏”的身份亦不见录于官方及民间文籍，亦然成谜。这些题刻的分量与书法水平或许没有达到所谓的高度，但作为石刻的一部分，倒也烘托了这里的文化氛围。而为漈上二陈所书、没有刻到崖壁上的另有朱熹所写的一对联句。朱子在闽清游学期间，曾专程到访漈上，并在“二陈”故宅门前题下“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以表仰慕之情。

　　立足于起傅岩下，以后世人的视角，感觉这方石壁如磁石一样，有一个“场”，凝聚着一股沧桑辉煌的命运之气。人们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人以群分，能因各种原因趋赴的人们，其命运也多少有着相似之处。由起傅岩，乃至为漈上村所吸引并落下烙痕的人们，多少都印证着这一点。

　　“起傅岩”的作者张孝祥，虽为唐代诗人张籍的七世孙，但其家道早就中落，算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他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状元及第，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刚登上政治舞台，便站在了主战派一边，从而迅速把自己推上历史与命运的风口浪尖。他及第不久便上言为岳飞鸣冤，说：“我不为国家直言，中状元干什么！”其“刺头”劲和不识时务的“愣头青”样，让宋高宗龙颜震怒。在朝堂上，他竟“不答”秦桧党羽曹泳的提亲，深深得罪了秦桧一党。很快，秦桧指使党羽诬告其父张祁杀嫂谋反，将张祁投入监狱，百般折磨，张孝祥也因此受牵连。所幸，次年秦桧死了，他方得以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后任多地官长，皆颇有政绩。乾道五年（1169），终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次年在芜湖病逝，年仅三十八岁。一个不甘国运、命运摧折的状元高才，一个为国请命为民谋福的慷慨俊秀，如一颗流星划过南宋乌云密布的天空，沧桑着一段时光和一生历程，倒在闽清的起傅岩留下了一珠星火。

　　而被张孝祥以传说喻之的“二陈”，何尝不是历尽坎坷而后成就一番功业的士人？

　　陈祥道，于宋治平四年（1067）进士及第，“初仕时，父殴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废”。刚得以“春风得意马蹄疾”，旋落入长达20余年赋闲在家的境遇，其心若何？与起傅岩隔溪相望的“龙首岗”石刻，当是他在此情形中所写吧？他并没有因赋闲自弃，而是发奋钻研礼学，先后修撰了五部相关专著：32卷《仪礼注解》、24卷《礼记讲义》、10卷《论语全解》、10卷《礼例注解》、150卷《礼书》，终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受翰林学士许将荐举，诏为太常博士。后又得益于范祖禹的举荐，得以“迁秘书省正字，赐鲱衣太学博士”。后世学者认为，陈祥道《礼书》、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陈旸的仕途虽然较为顺利，但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是北宋最为糟糕的时候。陈旸科举取第后，被授初等职官堂除，在京西北路的顺昌军掌勘问刑狱七八年，时值朋党之争如火如荼之时，其间的元祐更化是北宋党人在政治斗争中全面趋向情绪化、意气化的8年，如此直至北宋灭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旸进入文官系统，注定了有志难申，但他自有定心，矢志于学问，潜心礼乐的研究，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完成《乐书》的著述。《乐书》共200卷，收录音乐条目1300余条，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音乐百科全书。这部音乐通史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朝的历代乐制、乐论、八音、歌曲、百戏、五礼之乐等，而且每一类条目皆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详加论证，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乐学知识。但他以毕生心血成就的《礼书》，却因国事多难，战事频仍，直到他61岁去世，都未曾刊刻。百年之后，陈旸的后人陈岐多年访求，才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拿回书稿，并得到宋宁宗赵扩支持，才刊刻问世。“二陈”的身世与宦途，可谓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但幸得不弃不馁，才写就煌煌巨著。他们的作品能留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

　　为“二陈”赋联的朱熹，在此地留下的同样是厚重沧桑的一笔。他晚年受朝廷排挤，终身研究的“道学”被斥为“伪学”，蒙受各种抨击诽谤。以67岁高龄（时庆元三年，即1197年）黯然避于建阳整理著作。受当时任闽清知县的学生郑君瑞邀请，来闽清游览讲学。在闽清期间，本地学子林学蒙、林学履兄弟以师事之，并悉心追随，纵览闽清山水，并在当地办学讲学，得以在闽清留下了诸多题字、题刻。他对“二陈”的肯定与赞赏，除了对他们学术功业的认同，应还有相同命运的共鸣之音吧？

　　一个偏僻村庄里的一处摩崖石刻群，却汇聚着中华文化高峰时期璀璨群星的轨迹，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和人物印记，承载着这些历史名人的人格品性、功业追求、文化成就、时代贡献、历史功绩等，折射着“命运吻我以痛，我报之以歌”的熠熠光辉。有如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与先贤们相联相通；亦如一面明镜，照见千年人物的光华。今虽“榛莽荒秽”，却依然值得我们“披览之”、瞻仰之。这，就是石刻的价值与魅力！也是漈上的财富与光辉。

　　《福州晚报》（2024年6月13日 A07版 兰花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