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铃

“还乡”题材的写作在中国文学中早有渊源，而且总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知识分子的还乡之路往往伴随着想象中的故乡的破碎与失去。与现代文学中重回故乡的多数结局不同的是，冰心贯穿七十余年的“文学还乡记”始终在找回故乡、亲近故乡、塑造故乡。

在冰心笔下，题名为“还乡”的作品有两篇，一篇是发表于1920年的小说《还乡》，一篇是发表于1956年的散文《还乡杂记》。时隔三十余年的两次“还乡”均是以故乡福建为背景。晚年的冰心又创作了多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包括《我的故乡》《童年杂忆》《我的父母之乡》《故乡的风采》等，言语间皆是对故乡童年生活的怀念和深情。此类创作纵贯冰心的文学生命，既有重回故乡的目见耳闻，也有精神层面的故乡想象，不仅具有极为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呈现出丰富的个体生命和地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勾描出冰心文学地图中的一个重要场域。

何处为乡——

血脉联系与空间想象

梳理冰心的文学地图可见，幼年时她即随父母辗转上海、烟台、北京等地，旅居生活创造了广阔的视野和广大的天地，她像男孩子一样骑马打枪，在海边山上玩。这些生活场景均成为冰心日后写作的素材，《寄小读者·通讯十》是以上海昌寿里为背景，名为《海恋》的散文是写烟台的大海。1913年初秋到了北京后，冰心一住就是十六年，她的文学生命也从这里起笔。在接下来不断拓展人生地图的同时，她的文学地图也愈加丰满，在每个地理空间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当人生进入晚年，冰心的写作视角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故乡。她饱含深情地写下：“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冰心的祖籍地在福州横岭乡。她虽未到过横岭，但始终认为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那里。小说《还乡》即以横岭乡为背景，取材于1911年到1912年间返乡之时，几位乡亲邀请其父祭祖一事，主人公以超的原型就是冰心的父亲。小说写了横岭乡的世代农民，终年忙碌却始终困苦。他们纯朴善良，却也因循守旧，拒绝变革。当以超问询孩童念书之事，他们笑称庄稼人读书无用。以超建议他们到城里找点事做，他们说城里花费大，住不起。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独自走到曾祖墓前，回想这一切，心中百感交集，却是无能为力：“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木树底下，坐到天明，和大家一同归去。”

如果说《还乡》呈现的是20世纪初广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那么《还乡杂记》则如实记录了福建城乡现代化进程。1955年冬天，冰心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踏上了返乡之旅。在一个多月的行程中，她走过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沿途以日记的形式生动再现了新时代故乡新风貌，描绘了故乡在时代变迁中的新貌与旧痕。《还乡杂记》中，既有对故乡自然景观的重访，那些熟悉的山川河流、田野小道，在岁月洗礼后依然留存着儿时记忆的影子；也有对故乡人浓墨重彩的描写，重逢的亲人那饱经沧桑又温暖亲切的面容，邻里间的纯朴热情以及他们讲述的故乡这些年的故事，甚至还对福州郊外头插“三条簪”的纯朴健美的农妇大加夸赞。在“故乡”这个地理空间中，街道、房屋、田野、风俗等元素，构成了冰心笔下故乡的物质轮廓，成为空间想象的基础。同时，故乡人的乡音乡情和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又柔化了物质空间的坚硬外壳，展现出柔软的内在肌理，勾勒出冰心“文学还乡记”独特的空间氛围和情感体验。

何时为乡——

文化记忆与历史钩沉

晚年的冰心又创作了多篇回忆故乡的散文，钩沉出故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线条，也愈发明确了对自己“福州人”身份的体认。此时，距她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已逾二十年。

冰心在福州度过的童年时光短暂而深刻。与萧红笔下“祖父的园子”不同的是，冰心在祖父的院子度过的童年时光非常的幸福。在《童年杂忆》中，她这样回顾自己的童年：“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在祖父的院子里，她翻阅了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读到了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家中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书写的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长辈的家学渊源、先贤的道德情操，对幼年冰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家乡的民风民俗也常常出现在冰心的文章中。她在《漫谈过年》中描写的福州春节习俗，有祭灶、叠元宝、扫房、贴春联、穿新衣、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等。特别是元宵节南后街的灯市，最好玩的是和哥哥姐姐到大门口去看灯。福州元宵节有送灯的习俗。在当地方言中，“灯”与“丁”谐音，外婆送灯给外孙（女），象征着添丁的美好寓意。这种大家庭里过年的热闹氛围，是冰心在烟台、北京等地居住时再难体验到的。她在《童年杂忆》中提到，自己生下来多病，姑母出了许多许愿的主意。其中就包括让她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还在吕祖庙放生了一条牛，并且每年在她生日那天会请道士到家念经，这些活动都是在她的老家福州进行的。此类民间文化符号在冰心文中比比皆是。

冰心从不吝啬对于故乡风物的赞美，那些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建筑风格，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工艺，庭院中天井的设计，柱子上的对联，都成为冰心浓墨重彩的写作素材。她对故乡的美食、茶叶、榕树、山水，无一不津津乐道，以至于出访罗马时，看到多山之城，仍能想到福州。冰心直言：“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这些独特的地缘符号、民俗元素，不仅是幼时耳濡目染的童年生活场景，更是冰心晚年对故乡深刻的文化认同。

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具有身份认同索引功能，通过规范性和叙事性两个功能，构建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从冰心的“文学还乡记”中，可见童年时期接触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等，成为她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作家的身份认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写作，冰心对故乡的童年生活记忆进行重构，激活的文化记忆被赋予新的意义，形成了具有强烈历史纵深感的诗意空间。冰心笔下的“故乡”，已然超越了地理与空间维度上的意义，具有更丰富的情感联系和更深刻的文化表征。故乡的风物与人情影响了冰心的创作风格，而“文学还乡记”也见证了作家的精神成长和地域文化变迁。以文学的形式反哺故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乡。

《福建日报》（2025年1月5日 第08版：武夷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