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铁勇

冲天台题刻

　　一年多前，从福州晚报微信号上读到《900多年前，苏东坡3位好友同登福州乌山，留下……》一文，颇受启发。此后不断查阅资料，寻找苏轼与福州的联系。2024年笔者撰写《鼓山灵源洞：九位苏轼友人题刻》一文。除了以上两文分别提及的苏轼好友柯述、曹子方、祖夷仲和程遵彦、吴亮5人在乌山有留迹，近来笔者又发现蒋之奇、谢卿材、曾巩、陈襄、江公著、陈觉民6位苏轼好友与乌山的关系，草成此文。

　　蒋之奇：

　　艺于从政，敏而有功

　　邻霄台题刻：

　　熙宁辛亥六月晦，蒋之奇颖叔、张徽伯常登乌石绝顶。

　　此题刻现已不存，只记载在志书中。

　　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宜兴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熙宁二年（1069）任福建转运判官，其间曾荐闽处士陈烈。蒋之奇长于理财，治漕运，以干练著称。

　　元祐初年，苏轼撰写制敕文《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曰：“虽持节出使，剖符分忧，一挂名于其间，遂增重于所莅。且使民见侍从之出守，知朝廷之念远也。具官蒋之奇，少以奇才，辅之博学，艺于从政，敏而有功。”制敕文虽属圣旨范畴，但其文意却蕴含着制敕人心思。此文既是朝廷对蒋之奇作出的客观公正评价，同时也精准反映了苏轼对蒋之奇极为中肯的个人看法。苏轼欣赏蒋之奇博学多才、善于从政且行事敏捷、卓有成效的品质，而蒋之奇想必也对苏轼的文学造诣与人格魅力极为钦佩。

　　在长乐三溪，可看到题刻“张伯常、蒋颖叔同登瑞峰山顶，观海罢，复小憩于当阳后峰，退而宿于灵峰院，熙宁辛亥季秋廿七日”，字里行间，仿若能看见张伯常与蒋颖叔二人登山观海、休憩留宿的身影。他们沉醉于水天壮阔之境，不禁指点江山，畅谈心中抱负与对世间万物的感慨。

　　谢卿材：

　　苏轼眼中的“贤主人”

　　长乐台题刻（在“第一山”旁边）：

　　尚书右司郎中张汝贤按察福建，元丰乙丑孟冬二十一日与朝议大夫转运副使陈纮、朝议大夫知福州谢卿材、承议郎转运判官蒋续、宣议郎按察司管勾文字王谹会议长乐台。

　　此题刻被树木包裹，多字被遮看不见。

　　谢卿材，字仲适，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元丰七年（1084），谢卿材知福州。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赴定州途中“过相州，晤运使谢卿材，送王古使辽”，有诗《谢仲适坐上送王敏仲北使》云：“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喜有贤主人，共此残烛光。”诗里的“玉节郎”指的便是奉命出使的王敏仲，而“贤主人”则是热情款待的谢卿材。定州，是苏轼宦游生涯的最北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恰在这一关节点，力挺旧党的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旋即重新启用新党人士，苏轼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他在定州仅仅就任半年，便遭贬谪至岭南。时过境迁，我们无从知晓他们彼时究竟交谈了些什么，但从诗中的一“笑”一“喜”，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人生境遇如何跌宕起伏，能有一众好友相交相伴，于苏轼而言，也算是人生快事。

　　曾巩：

　　苏轼称赞“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道山亭题刻：曾巩《道山亭记》

　　曾巩的《道山亭记》石刻，宋代就已存在。刘克庄《道山亭》诗云：“绝顶烟开霁色新，万家台观密如鳞。城中楚楚银袍子，来读曾碑有几人。”诗中提到的“曾碑”，即指曾巩《道山亭记》石刻。在乌山天秀岩下，又有题刻云：“至正二十四年岁在甲辰十一月，户部员外郎张阁以董盐至三山……登道山亭，读曾文定公记，饮霹雳岩畔”（曾文定公即曾巩），可知元末时曾巩《道山亭记》石刻尚存。但随着岁月和风雨的侵蚀，此刻后来已不见，现存《道山亭记》石刻是2008年重书重刻的。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后居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在《道山亭记》开篇，回溯闽中郡自周秦以来的历史变迁，细腻勾勒陆路的崎岖与水路的艰险，徐徐展开一幅宏大的地域风貌图，而后笔锋一转，描写道山亭。这般谋篇布局，恰似引领读者先登高俯瞰全景，再移步近赏特写，尽显精妙美学构思。曾巩这篇文章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已然成为乌山乃至福州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曾巩、苏轼二人为“千年第一榜”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熙宁四年四月，苏轼由开封府推官出判杭州，曾巩出判越州，两人分别到地方历练。苏轼《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云：“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两人虽各自为官，但常有书信往来。熙宁五年，苏轼以书寄曾巩，讥新法“盐法峻急，民不堪命”。好友之间不仅有诗歌唱和，亦有对时局的看法，亲密无间。

　　陈襄：

　　“海滨四先生”之首

　　先薯亭下方题刻：

　　程公辟、陈述古、沈公仪、湛仲谟、刘执中、杜伯通、马损之熙宁元年冬游。

　　陈襄（1017—1080），字述古，福州人，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海滨四先生”，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宋神宗熙宁五年，陈襄出任杭州知州，而苏轼此时正在杭州担任通判，他们一起赏花、出游、宴饮、吟诗。在杭州石屋洞，至今仍留存着这样的题刻：“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读此题刻，仿若能穿越时空，看到他们漫步石屋洞，或欣赏洞中的奇异景致，或谈诗论文，欢声笑语在洞间回荡。

　　苏轼行书《天际乌云帖》云：“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蔡君谟《梦中》诗也。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邀余饮堂前小合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蔡君谟即蔡襄。两位闽人蔡襄、陈襄名列苏轼此帖，真是一段千古佳话！

　　江公著：

　　苏轼眼中的“佳公子”

　　冲天台题刻：

　　桐庐江公著晦叔、池阳檀宗旦之美、三衢吴亮君采、鄱阳程遵彦之邵同游神光寺，登道山亭。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

　　江公著，字晦叔，桐庐人,英宗治平四年进士；初任洛阳尉，作《久旱微雨诗》，为司马光所称荐，遂知名，累官提点湖南刑狱、京西转运使。

　　苏轼两到杭州，先后任通判和知州。其间，多次游历桐庐，并与当地贤达结交，江公著就是其中之一。元祐六年（1091），江公著知吉州，苏轼写下了《送江公著知吉州》，诗曰：“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岂惟浊世隐狂奴，时平亦出佳公子。”诗的开篇，苏轼便直抒胸臆，他遍历三吴大地，饱览无数山川胜景，却唯独对桐庐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桐庐之美，清丽脱俗、别具一格，深深烙印在他心间，令他由衷赞叹。在他眼中，桐庐这方灵秀之地，不仅曾隐匿过严光这样超凡脱俗的“狂奴”，在太平之世，更培育出江公著这般才德兼备的“佳公子”。

　　陈觉民：

　　苏轼举之应制科

　　天香台题刻：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府帅温陵柯公率东阳陈恺、朱崧、胡章，莆阳郑令卿、陈觉民、许国，括苍叶之表，会稽高彖、关景山，建安熊浚明，桐川沈凭，温陵许毂、杨璞、王裕民同游神光寺，会于道山亭。

　　陈觉民，字达野，仙游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哲宗元祐间，苏轼知杭州，举陈觉民应制科。有了这位大咖激励，陈觉民举于贤良方正，并于崇宁四年正月以朝散郎知福州。

　　值得一提的是，陈觉民有诗《寄米元章》云：“汩汩尘埃阅岁华，青山相见认空花。清淮风月元无价，凭仗诗翁为我赊。”“凭仗”一词表达了诗人对米芾的信任与期待。米芾书法以“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著称，当收到陈觉民的诗作后，米芾欣然挥笔，作《送陈觉民诗》云“万宝精神在风月，好诗追取不须赊”。米芾强调，当诗人沉浸于自然风月，感悟到其中的精神后，好诗便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无需向他人借用灵感或技巧。二人在诗词与书法的天地中肆意驰骋，以艺术为纽带，抒发内心的情感，演绎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风流。

　　《福州晚报》（2025年3月2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