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晓青

　　大庙山旧称钓龙台山、南台山，最高点在福州四中校园内。因山上建有镇闽越王庙，明清以后俗称大庙山。公元前202年，无诸在此受封闽越王。后又有传说余善在此钓得白龙。自唐晚期，大庙山就进入诗人作品中。马戴《送李侍御福建从事》和韩偓《登南台僧寺》都描绘了大庙山的景象。进入宋朝，福建地区发展迅速，文教得以普及，更多中原士人来到福州，也出现更多描写大庙山的诗篇。诗词记录了大庙山及周边的风貌，宋代社会和地理的变迁也在诗词中留下了印记。

　　北宋蔡襄和程之邵都有专门描写大庙山风光的诗篇。蔡襄的《钓龙台》《达观亭》分别描写大庙山上钓龙台和达观亭两处景观，他的《和许寺丞泊钓龙台见寄》一诗也提及大庙山。程之邵留下了《碧光寺》一诗。根据梁克家的《三山志》，元绛、蒋之奇、王达也都创作过与大庙山有关的诗文，只是元绛、蒋之奇和王达的诗作今已无法考证。另外，《舆地纪胜》中还收录了王逵和程师孟的诗句。王逵留下“争如猎贤者，蒐狩渭川头”的诗句，另还有书写南台的诗句“星接斗牛吴分野，海通蛮蜒越人家”。程师孟《钓龙台戏别》有“行吟渐出蕉花岭，归梦应先荔子楼”的诗句。除此之外，黄裳的《送公济朝议守长乐五首》（其四）、《长乐闲赋》（其四）以及郑侠的《仲常龙图自广中移帅闽》中也都提及大庙山。

　　地枕大江，亭台相映

　　北宋诗歌中，大庙山立于滔滔江水之中，四面开阔。蔡襄的《钓龙台》写道“湍流卷白日，岩壑动清籁”。大庙山脚水流湍急，水流冲击岩石发出清脆的声响。《达观亭》中有“旷彻四无际”的句子，周围十分开阔，四面没有边际。程之邵在《碧光寺》中描述“天连远岫交相碧，地枕长江分外幽”。大庙山坐落于大江之中，分外幽静，和远山连成一片。黄裳《长乐诗集序》也有大庙山四面开阔的记录，与诗歌相互印证。这篇序文记录了他一路来福州的见闻。船只停泊大庙山脚时，“始见平野万顷，飞鸟屡堕，山转一环，天垂六幕，烟接云连，混成虚室”。“平野万顷”可见大庙山周围的开阔，一览无余。“烟接云连，混成虚室”当是描述江面宽广、水汽迷蒙的景象。

　　大庙山周边开阔的江面上，舟船点点。蔡襄《和许寺丞泊钓龙台见寄》中写道“钓龙台下舣行桡，猎猎船旗待晚潮”。许多艘船只停泊在大庙山下，等着涨潮后驶离。蔡襄的《达观亭》中写道“城郭烟火稠，水陆渔樵安”。天色渐暗的时候，大庙山上可见星星点点的烟火，渔夫樵夫都享受着安宁的生活。

　　蔡襄和程之邵的诗里还描绘了大庙山的高台和新落成的亭子。蔡襄的《钓龙台》诗云“空余古台石，肆矹尘沙外”，《达观亭》“峭峻钓龙石，飞亭压其端”。程之邵诗中言“寺压高台最上头”。“肆矹”写出了钓龙台高耸突出的样子。余善钓白龙筑台虽是传说，但由诗可见，北宋时确有格外显眼的高台。高台之上新建了达观亭和碧光寺，亭台相映。

　　交通枢纽，三山要道

　　黄裳的序文里，来福州的第一站是钓龙台，而许寺丞要离开，在福州的最后一程也是钓龙台。蔡襄《和许寺丞钓龙台见寄》开篇描绘船只停泊钓龙台，船客等待潮水离开的场景。远行的人惆怅地张望、等待，蔡襄勉励说“有志四方男子事，莫怀乡国便销魂”。离开了钓龙台，也就告别了家乡。程师孟《钓龙台戏别》，由题名可知，钓龙台也是送别的站点。郑侠的《仲常龙图自广中移帅闽》描绘百姓对仲常龙图的期盼，诗中有句“节钺依前向钓台，祥烟喜气两崔嵬”。仲常龙图手持节钺，像往常一样向着钓台的方向前行。“钓台”也是入闽的重要枢纽。

　　黄裳诗作《送公济朝议守长乐五首》（其四）有句“七楼遥直钓龙台”；《长乐闲赋》（其四）言“七门南直钓龙台”，说的都是从钓龙台到城内有七座门楼。《三山志》（卷四）载：“南台渡江十里合沙门，次宁越门，次利涉门，次还珠门，次虎节门，次威武军，次都督府门。丽谯凡七。”七座门楼“遥直钓龙台”，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诗人们来往福州都经过钓龙台，大庙山不仅面临大江，水运便利，也处在重要的入城通道上。其实，一直到明代，大庙山还是福州城迎来送往的重要站点，不少涉及大庙山的诗作是送别诗，比如，明代曹学佺就曾写下《钓龙台送陈季立之金陵访董九》，袁表有《越王台送从道兄转运赴河东》。

　　知州执笔，政通人和

　　留下大庙山诗作的蔡襄和程之邵都曾担任福州知州。蔡襄于庆历五年（1045）和嘉祐元年（1056）两任福州知州。程之邵于元符元年（1098）知福州。根据诗作内容，《达观亭》和《碧光寺》应都作于建筑落成之时。蔡襄和程之邵在诗作中都表达了公务之余登山览胜的轻松愉悦。蔡襄说：“偶暇按民俗，适游心意欢。鸣弦俯清流，对酒环苍山。重拂衣裾净，从带夕岚还。”难得的闲暇时间，他登高赏景，抚琴饮酒，一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而程之邵诗曰：“烟际晴光浑不断，望中诗思浩难收。公余幸有宾朋乐，聊把狂篇索唱酬。”看到美景，他诗兴大发，和朋友们吟诗作对。他们这两首诗都表达了公务之余游览美景的快乐，实际上也是“太守之乐其乐也”，为自己治下百姓安居乐业而快乐。程师孟的《南台观竞渡》也表达治下百姓和乐，自己与民同乐的欢愉，他写道“且醉樽前金潋滟，笙歌归道月华明”。程师孟于熙宁元年（1068）出为福州知州。

　　《三山志》中记录的其他几位曾留下大庙山诗作的诗人，如元绛、蒋之奇，也都曾任福州地方长官。元绛在嘉祐七年（1062）到任福州知州，蒋之奇于熙宁二年（1069）到任福建转运判官。《三山志》中的“王达”很有可能就是写下“争如猎贤者，蒐狩渭川头”的“王逵”。王达事迹目前不可考，且“达”字繁体字形与“逵”颇为相似，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将“逵”误当作“達”。王逵于庆历二年（1042），以祠部员外郎身份知福州。蔡襄有诗赠王逵，名为《道中寄福州王祠部》。王逵的继任者就是蔡襄。

　　现存北宋大庙山的诗作基本上都由福州地方高官，尤其是福州知州完成。几任知州都将目光投向了大庙山，或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他们笔下的大庙山诗词多呈现出风光秀美、政通人和的景象。

　　进入南宋，创作变化

　　与北宋有多位名家书写大庙山不同，南宋以后，大庙山在诗人中的关注度下降。靖康之乱后，大批北方士人南渡，政治中心南移。陆游、辛弃疾都曾来福州为官，李纲、李弥逊、张元幹寓居福州。南宋中晚期，福建地区还走出许多文化名人，如理学家朱熹、黄榦、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等。他们留下了不少描写福州风土人情的诗作，但南宋一朝，关于大庙山的诗作却寥寥无几，如：李纲《自水口泛舟如长乐》“落帆已到钓台侧，恰似南柯梦觉时”；张元幹《水调歌头·和芗林居士中秋》有“今夜钓龙台上”句；刘植《送西外赵知宗》言“独棹向南台”；陈宓的《到三山》“山色万家开户牖，水锦十里列旌旗。物情欣泰随方见，世态暄凉只自知。一别南台兹六载，重来尽记道间奇”。林光朝写下《闰月九日登越王台，次韵经略敷文所寄》，虽以“越王台”为题，但诗作中仅“千重岭海共横槊，一带风烟听采樵”两句似在描述大庙山周边景色。大庙山仍是一处重要的地标，但不再是诗人热情描述的重点。当然，或可能诗词散佚以及检索不够全面，但是不可否认，南宋时期没有留下知名的大庙山诗作。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随着浮桥的修建，城市的空间拓展了，大庙山的交通枢纽地位或许受到了挑战。陆游曾写《度浮桥至南台》，通过浮桥，他更便捷地走向大庙山的南边，所以他的目光也不再停留在大庙山。元祐年间，大庙山周边浮现出沙洲，江面不再如早年那边开阔，而作为山体来说，大庙山的高度有限，不能满足诗人们纵情山水的期待。诗人们选择了更高远、更幽静的鼓山、升山、东山等。大量北方士民的涌入，城内居住空间有限，也必须去拓展城外更广阔的空间。从陈宓的“山色万家万户牖”可以看出，福州城外的人口定是增加不少。城外更多的风景被看见，大庙山的受关注度就降低了。

　　经过南宋的相对沉寂，明代以后又涌现数量可观的大庙山怀古诗作。大庙山不仅扮演交通枢纽的角色，也成为诗人们凭吊历史的重要古迹。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如今大庙山周边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曾经江水滔滔、平野万顷的景象模糊在历史中，幸有诗词铭记。

　　《福州晚报》（2025年4月20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