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麒 文/图

闽山巷有梁宅。

郑成功祠楹联。

　　梁鸣谦（1826—1877），字礼堂，号庆璋。福建闽县永南梁厝乡（今福州仓山区梁厝村）人，后居衣锦坊闽山巷。其高祖讳宗参，曾祖名孔功，祖父名孟豪，父亲名事渊。梁鸣谦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长兄益谦，次兄宝谦，弟名济谦。

　　梁鸣谦是咸丰进士，后被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倚为左右手，于晚清船政、治台大业中，表现突出，甚有功绩。又以其博学高才，掌教鳌峰书院，“科第者累累”；以诗礼传家，让闽山巷梁宅代有才人出。

　　佐业功臣

　　梁鸣谦自幼家贫，仰赖孀母郑氏辛苦抚育，是以刻苦勤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于乡，咸丰九年（1859）成进士，后钦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四品衔原官充兼军机处稽勋司行走。

　　在京师的这段时间，梁鸣谦与沈葆桢相识。他比沈小六岁，两人初识之时，梁鸣谦“屡踬于礼部”，但他既“无颓唐气，亦无肮脏气”，沈葆桢对此心生敬意。此后，梁鸣谦以母老家贫不能迎养而弃官归乡，授徒于里。距离虽远，然沈葆桢依然能闻其诗名、文名、师名。因此，同治五年（1866），当周寿山抚闽，向沈葆桢求问“司章奏者”之时，沈葆桢力荐了梁鸣谦。

　　同治六年（1867），沈葆桢接任船政总理大臣，很快延聘梁鸣谦入幕，随任福建船政衙署，以为佐助。当时的福建船政刚开局不久，许多机器皆来自国外，“皆人所未见，不知其名”，技术力量尤需依靠洋人。

　　梁鸣谦有感此般状况若再延续将后患无穷，首倡奋发自力。为此，他不辞辛劳，亲自组织有识之士一道，朝夕深入船政各厂，拉近与洋匠的关系。待他们闲暇之时，便就各自所司机器“缕析条分”，再“一一斗合”，熟练掌握机器性能，并具之特性，择用合适之义的汉语为之命名，“成为中国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对船政的技术引进贡献了特殊的力量。

　　此外，为船政长远发展计，梁鸣谦还提出了广招科技人才，开办专业船政学堂，扩大船政基本建设等建议，为后来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的开办，实现技术自力更生，以至让马尾船政名扬天下，都奠定了良好基础。因其在船政之劳绩，梁鸣谦得加三品衔。

　　同治九年（1870），因妻李恭人卒，梁鸣谦甚为之伤，且因家事无所托，便离开船政，复还家授徒。但他对时事仍关切非常，与人谈及总是慷慨激昂，“时或默然血喷溢唇齿间”。或许正是因着“有情于世”，所以4年后，也即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告急，沈葆桢奉旨巡台，邀梁鸣谦同往时，他才“毅然许之”。

　　抵台后，沈葆桢全面筹台，而当时的一切计划、奏章、文告等皆出梁鸣谦之手。此外，梁鸣谦积极建言，以“民族为重、国土为要、民心为安、处事为稳”为宗旨，以“选将练兵，严防警备，扩张声势，威胁利诱，扼制日军”为策略，成功驱逐日寇；并参与提出“对台政制疏陈十二便”，巩固台湾防务；还提出了许多对台湾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的举措。

　　巡台期间，沈葆桢与梁鸣谦也深入民意，召集关于郑成功之功与过的讨论研究，终以其“忠义气概”，积极支持为郑成功建祠奉祀。后奏达天听，获旨准于祀郑成功祠于台南。沈葆桢邀梁鸣谦为拟祠楹联句，尔后挥笔亲书。其楹联句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光绪元年（1875）七月，沈葆桢请旨疏报平台，得准凯归。梁鸣谦随之返家暂作休整之时，还有段趣事，据称至今仍在族人中流传。

　　原来，梁鸣谦远去台湾，局势危急，其母郑夫人闻之日夜难安，遂于佛前祷告，望能保之安然，待其归来后定叫其念金刚经一千篇以还愿。梁鸣谦归来后听闻，暗自推算恐需耗费数月光阴，却也不得不为，好令母亲安心。

　　当时，梁鸣谦刚返家，每天有不少人来家拜访，于是，他开始留客。除来访的上官、老前辈外，其余来者，常叫他点名计好了人数，聚集于中堂之中。他手捧金刚经念一句，堂中人随声附念，每天念几篇，以总人数相计，只连续数天便念满了一千篇。其“足智多谋”，让众人称赞不已。

　　此后，梁鸣谦以抚台功，加二品衔，以候补道任用。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梁鸣谦再度应邀同行。那时，沈葆桢夫人已过世，自己又病重，所以内外之事，皆十分倚重梁鸣谦。梁鸣谦自然无不尽心，公务上是沈悉以咨商的“左右手”，操持内务，亦认真对待，对沈家子侄教育更是严加督促。沈葆桢对此深为感念，认为他“是可以托子孙者也”。

　　光绪二年（1876），梁鸣谦暂辞归里，约定回家主持好嫁女之事再返。后被荐掌教鳌峰书院，不久后却成永诀。回想相识相伴的十余年，沈葆桢在后来为梁鸣谦撰写墓志铭时，笔下满是真情，也甚是伤怀。

　　博学高才

　　梁鸣谦一生立志攻读，手不释卷，早早便以诗文名，其“诗似王渔洋，文似归有光”，也善为词。他是南社的创办人之一，喜参加诗会，也曾于咸丰年间加入聚红榭词社。

　　梁鸣谦以其博学高才，授徒无数，“门者皆腾达以去”；后来掌教鳌峰书院，更是激励学生们刻苦攻读，以至“求进学生倍增”“科第者累累”。

　　比如，光绪三年（1877）得中状元的王仁堪，就曾在梁鸣谦出卷的院试中拔得头筹，被梁认定其才“乃有朝考可入进士及第之望”，后悉心加以栽培，果然不负众望。王仁堪衣锦还乡后，曾郑重拜师谢恩。

　　与梁鸣谦相知甚深的谢章铤，也极为认可他的才华。梁鸣谦中道殂落后，谢章铤深感惋惜：“以礼堂之才之美，加之以精进，谁能测其所至，彼岂以此所已至者为至哉！”但斯人已远，只余其著作留世，有《静养堂诗文集》8卷、《笔记》2卷、《词存》1卷，以及《梁礼堂文集》。

　　代有贤达

　　除梁鸣谦外，永盛梁氏还有两位船政人才，梁鸣谦的长兄梁益谦、胞弟梁济谦。兄弟三人被誉为近代史上著名的“船政三杰”。

　　梁益谦曾任船政帆缆厂管理委员，刻苦研习后成为一名帆缆研究、生产、管理方面的行家。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后，梁益谦出任福建长泰县教谕，主政一方教育工作。

　　梁济谦于同治元年（1862）中举，旋入船政供职，堪称福州船政的第一批元老，一直到后来获授陕西候补县令才离开。此后，梁济谦长期在陕西担任知县，为官深受百姓赞扬，举家长居西北。

　　梁鸣谦的这一支后人多经世之才，从政、为学、报国，各有所长，共同彰显、传承了先人风范。

　　梁鸣谦之女嫁给了陈宝琛三弟陈宝璐。陈宝璐（1858—1913），字敬果，号韧庵，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被清廷委任为刑部主事，因对做官兴趣不大，不久后去职，回到故里专门致力于研究学问，是清末知名学者。其绘画水平也不低，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陈宝璐长子陈懋豫（1878—1947），字泽建，号用刚。他是光绪癸卯科（1903）举人，曾任职海军学校校长秘书。娶福州南营罗家罗丰禄的长女罗伯瑛为妻。其嗣陈岱孙（1900—1997）为我国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其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被誉为经济学界“一代宗师”。

　　梁鸣谦长子梁孝熊，自幼博览群书，人称“下笔如飞，万言立就”。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后，他两次考授江苏海门直隶厅同知，辛亥革命后方辞职返里。梁孝熊文笔卓越，乡里人请为代笔楹联寿幛、契约文书等，皆有所应，且分文不收。其为人正直，乐善好施，被举为乡里孝廉。

　　梁孝熊有三子七女。其中，其次女梁秀筠（1877—1929）适林志钧（1879—1960，字宰平、则平），七女梁苏琼适沈黻清五子沈觐安（1901—1976，字剑知，晚号茧翁）。

　　梁孝熊之子梁敬錞（1893—1984），幼即颖悟，1917年以优异之成绩“四年之间，凡经十试，皆名列第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面对各方邀请，他最终选择了时任司法总长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晚年号双栝庐主人），成为司法部首席秘书。这段共事时间虽不长，但两人间情谊深厚。1925年，林长民在奉系军阀内斗中，被流弹击中身亡。1926年元旦，梁敬錞不避艰险，与林长民的胞弟林天民一道辗转赴大连，收其骸骨归葬，并作《双栝行》长诗为之悼，还曾撰写《林长民先生传》为之记。

　　1921年，梁敬錞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司法部参事、修订法律馆总纂、最高法院推事、宁夏高等法院院长、宁夏财政厅厅长、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兼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兰州造币厂厂长、财政部秘书长、台湾国民政府“总统府”国策顾问等，历任财经要职，皆有不俗政绩。

　　1965年，梁敬錞应邀前往台湾讲学，1968年至1973年，出任台湾中华研究所所长。辞任后，专注于“马歇尔使华”研究。其重要著作有《九一八事变史述》《欧战全史》《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开罗会议》《中美关系论文集》《史迪威事件》《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等，在学术界颇得好评。1980年，为表彰梁敬錞在学术上的贡献，圣若望大学校长亲自为他颁发荣誉奖章，盛赞他为“卓越的学者、作家、法官与教授”。

　　梁敬錞娶林旭（戊戌六君子之一）胞妹蕴椒为妻。林氏出自忠烈之门，持家以俭，相夫以贤，白首齐眉七十春秋，育有守槃、守渠二子，守瀛、守滨二女。长子守槃，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机械硕士。次子守渠，毕业于中央大学，是普林斯顿大学化学博士，就职于美国柯明哥公司。长女守瀛，执教于哈佛大学，任中文系教授，适数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家翘博士。次女守滨，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适陈笑琛。

　　《福州晚报》（2025年5月9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