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日战争历程

1.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福州各界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9月25日，福州各中小学联合召开抗日救国运动大会，号召全省学界投入抗日运动，并且要求各校师生一致抵制日货，加强军事操练，时刻准备抗日杀敌。9月28日，福州学生深入农村，前往长乐、连江等地演讲宣传，有力地推动了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福州民众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引起日本政府的仇视。1931年11月16日，日本以保护日侨、日商为名，派遣“北上号”和“圆岛号”水雷舰驶入闽江，停泊在福州万寿桥下。日本炫耀武力的行径激起福州民众的愤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发出《为驱逐日舰告全市群众书》，号召群众起来驱逐日舰。

1932年1月2日，福州各大中学校在西湖公园举行大会，宣传抗日。日本驻福州领事和“北上”号正、副舰长竞擅闯西湖会场，撕毁抗日标语，以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愤怒反抗。

1月3日，《闽报》台籍记者李炉巳受日本情报部门指使，暗杀在福州日本小学任教的日本侨民水户参雄夫妇，日驻福州领事将此事嫁祸中国人，诬称“被中国暴徒刺杀”，向省政府提出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1月4日下午3时，日本还派出水兵登陆，以武力恫吓福州民众。福州各界公推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早定对日方针，惩办福建省政府对日事务办理之失当。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福州各界声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3月29日，福州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召开追悼上海抗日救国死难烈士大会，宣布成立民众救国联合会，接着组织福州反帝大同盟。其后，福州各校举行总罢课，成立福州学生救国会。

群众性查毁日货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民国21年9月，藤山乡民在藤山救火会发起成立“肃清劣货会”（简称肃劣会），随后一个多月内，全城成立20多个“肃劣会”。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组织发动下，福州市肃清劣货联合会筹备会成立。10月，反日救国会改组，成立省会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11月10日上午，全市肃劣会代表50余人，在南公园集合后向公安局进发，沿途民众自动参加达300人以上。他们要求立刻释放被捕肃劣会职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队伍甫抵公安局门口，局长邱兆琛即亲率驳壳队将肃劣联合会执委郑维新等人逮捕，并当场枪杀郑维新。次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共青团福州市委发出《告福州民众宣言书》，各界爱国人士掀起罢课、罢市、罢工运动，要求惩办凶手。“郑维新事件”震惊全国，全国各地抗日团体纷纷通电声援，当局只得释放被捕的肃劣会会员。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反帝大同盟中建立党、团组织，创办公开刊物，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民国22年2月，热河沦陷。消息传来，福州民众的抗日怒火又燃烧起来。3月，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发动福州反帝大同盟、互济会、“民众剧社”等团体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热河。6月1日，福州各界民众举行反对《塘沽停战协定》的示威游行。

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更将福州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改名为“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简称“非战会”），公开活动。城乡又涌现众多抗日团体。在“闽变”失败，尤其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后，福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落。

2.国共合作抗日

民国26年（1937）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揭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民国27年2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张云逸到福州，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就筹建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事项进行谈判。3月24日，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设址福州南后街安民巷27号（今53号）。王助以新四军参议的公开身份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对外的任务是：①密切与新四军军部联系，接待军部与地方上的往来干部。②办理新四军北上后留守地方事宜，如传递战士家信，颁发抗日军人证明和烈士证明，向地方政府交涉，保障新四军军人家属的正当权益等。③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与发动城乡抗日救亡运动。④继续整编游击队北上，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对内任务是，在东南分局领导下，及时传达中共中央新精神，沟通福建各地党组织的上下联系，完成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中共闽浙赣边区史》）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福州唯一被福建地方当局允许存在的共产党公开机构。民国28年6月，由于福州战事趋于紧张，迁往南平办公，并改称为南平留守处，同年秋撤销。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运用合法地位，积极发展共产党员、恢复党组织，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等。民国27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成立，成为福州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是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和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为这一时期福州抗日救亡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团体。

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是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奉令于民国26年（1937）7月19日在福州组织成立的。随后，闽侯、长乐、连江、罗源、福清、平潭、永泰、闽清等陆续成立分会。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组织发动一批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参加省抗敌后援会下属的救亡团体工作，促进福州地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省抗敌后援会直属各个工作团都以福州城乡为工作重心，因而省城救亡工作搞得颇有声色，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起到组织发动群众的作用。闽侯等分会普遍成立各种工作团队，深入各乡镇，办理侦察、宣传、征募、救济、防护、交通、慰劳等工作。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于27年5月内迁连城，在福州设办事处，翌年春撤销。省抗敌后援会战地宣传工作团第十四、三十一分队和妇女队，组成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战地工作团，继续留在福州开展救亡活动。民国29年10月，福建抗敌后援会结束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文化界进步人士痛感民族危机深重，积极投身救亡运动。抗战初期，左翼作家杨骚、董秋芳、许钦文等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从上海等地来到福州，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6年7月，由魏然发起组织《前进》半月刊等5个团体，联合成立“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推选著名作家郁达夫为理事长，董秋芳、杨骚等5人任常务理事。“文抗会”出版《第一次募捐游艺特刊》《九一八特刊》等刊物，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出、募捐等活动。为了扩大组织，“文抗会”于10月更名“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任“文救会”理事长，董秋芳任秘书，杨骚任编委会主任，许钦文为宣传部长，吸收进步文化团体、大中学校、国民党文化机关负责人等各方面文化人士参加。

“文救会”通过创办救亡刊物，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郁达夫与杨骚等在福州《小民报》上设《文救周刊》作为会刊，后又创办《救亡文艺》日刊，郁达夫、杨骚为主编，著名左翼作家楼适夷应邀任责任编辑。《救亡文艺》共出20期，发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唤起民众抗日热情。

“文救会”下设演讲、戏剧、绘画、播音、新闻、歌咏、发行等股，下属记者分会、美术家分会及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还创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民众夜校等，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民国26年12月，因受国民党当局威胁恫吓，郁达夫和5名常务理事愤然辞去“文救会”职务，《救亡文艺》被迫停刊，“文救会”停止活动。27年5月，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原“文救会”中的进步文化人士杨骚、董秋芳、卢懋榘等汇集永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活动。

3.闽海抗战部署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觊觎福建，19世纪末，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福建的侵略活动日益严重，其海军在闽海一带频繁活动；在福州、厦门等地，日台浪人的走私与扰乱活动十分猖獗；在福州策动组织闽省伪自治委员会及伪自治军；日本情报机关也加强在福州地区的渗透与情报搜集活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福州成立警备部，闽江口海军要塞奉命拆除灯塔、灯标等设施。同时，海军与福州地方军政当局征集60多艘船只，满载沙石，将200万立方米石块倾入江中，构筑闽江口阻塞线，以阻遏敌舰侵入。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督饬施工，历经两年多才结束。驻守马尾的第二舰队旗舰“楚泰”号炮舰布防福州南港，“正宁”“肃宁”“抚宁”3艘炮舰在闽江口外阻塞线附近巡防。27年5月后，海军在闽江口江面布施水雷数百枚，设置4座临时炮台，共装备舰炮6尊。

民国27年4月，南京政府核准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福州境内文化机关及大、中学校陆续内迁永安、南平、沙县、闽清等地。同年，省政府下令破坏沿海的福厦、福马等公路。28年，福州形势趋紧，下令对城区居民实行大疏散，开展防空演习，构筑防空壕，应对日军对福州的侵犯。

4.日军第一次侵占福州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飞机、军舰不断袭扰福州及沿海岛屿。日军侵占金门、厦门后，对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海地区实施空中轰炸，还伺机出动兵舰进犯沿海岛屿，利用汉奸、土匪，抢占沿海岛屿；还网罗闽海土匪，组建伪“和平救国军”，为日军进攻福州沿海岛屿效命。

民国26年9月，日军侵占马祖列岛。27年2月，日机开始轰炸福州。5月31日、6月1日，日机相继炸沉扼守闽江口的中国海军“抚宁”“正宁”“肃宁”号炮艇，在南港停泊之“楚泰”舰亦被炸伤。海军马尾造船所的广储所、发电所、锅炉厂、枪炮厂、轮机厂、帆缆坞、理化室、家具房、电话交换所被炸毁。28年5月，日机连续狂轰滥炸福州，马尾一片火海，王庄机场和鼓楼、台江的中亭街、中平路、达道、新港等30多处商业和居民集中区惨遭劫难。6月27日，日军突袭川石岛，驻岛海军监视哨和巡防小队奋力抵抗，炮长高翰阵亡，战士死伤过半，川石沦陷。此后，日军不时派飞机轰炸闽江口要塞阵地，还以川石岛为据点，多次派汽艇进犯福斗、壶江、琅岐各岛，均被中国海军陆战队和闽口要塞炮台击退，日艇先后被击沉1艘、击伤2艘。

日军及其扶植的伪军对平潭的侵犯更为频繁，县城反复易手。28年初，日本海、空军不断对平潭进行轰炸、扫射、炮击，并派兵上岸烧杀抢掠。7月5日，伪军“福建自治军第一集团军”在日本海、空军掩护下，先后三次进犯平潭，并曾占据县城。不久被省保安团围剿，伪军司令余宏清重伤毙命。7月，盘踞马祖的林义和伪军和盘踞南日岛的张逸舟伪军进犯平潭，遭遇政府军后即仓皇逃窜。民国30年1月，盘踞南日岛的日伪“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部，在日军掩护下，进犯平潭县城。县城守军保安队和国民兵常备队在县长罗仲若带领下狙击伪军，多次击退其进攻。

民国30年2月，日军实施东南沿海封锁作战。3月，制定“福州作战”计划。4月18日，日军30余艘舰艇驶抵闽江口海域集结，同时出动30多架飞机轰炸福州和闽江口两岸。4月19日拂晓，日军1000多人在长乐梅花、漳港登陆。中国守军在抵御作战中伤亡惨重，被迫后撤。下午4时，日军占领长乐县城；另一部日军1000余人在福清松下至海口一线登陆，中午占领福清县城；日军2000余人，在连江一带登陆，当日攻陷连江县城，同时占领闽江口要地琅岐岛、长门、琯头。21日，日军攻占马尾，占领宦溪，福州守军撤进西北山区。下午3时，福州军警完全撤退；晚上，日军进占福州市区。至此，福州及沿海各县全部沦陷。

日军实施登陆作战后，遭到驻防各要地中国守军的抵抗。长乐方面，守军伤亡惨重，二二四团第一营机枪连在金峰观音洞阵地驻防，一个连官兵全部阵亡。松下乡国民兵后备队分队长陈俊盛和水警队分队长程文龙带领国民兵和水警100余人在鹿山据险抵抗，陈俊盛壮烈牺牲，队警9人、壮丁20人也为国捐躯。连江方面，驻福斗岛海军陆战队1个连顽强抗战，相持3小时，全连覆没。驻下岐一带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为保护长门炮台与日军展开激战，击伤日驱逐舰1艘，击沉汽艇2艘。炮台官兵自毁大炮和弹药库，以机、步枪分守台外各要点，继续抵抗，伤亡甚重。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奉命率陆战队撤出战斗，经鼓岭向西转移。

日军第一次入侵福州作战，伤亡800余人。福州军民在抗击日军登陆战役中，伤亡、失踪计9000余人，其中阵亡2505人。此役，福州军民表现出强烈的抗敌御侮决心和爱国献身精神。

福州失守后，为了阻止日军从福州侵犯闽北，进而与浙赣的日军连成一片，国民政府驻闽军队进行积极抵抗。5月初，二十五集团军组织八十师和七十五师主力反攻福州，同时以保安纵队、七十五师各一部分别进攻福清、连江县城，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反攻福州。反攻之役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未能夺回福州。

日军占领福州后，为巩固福州外围阵地，进而窥伺古田、南平，派遣一个加强联队，对福州西北大湖（今闽侯县大湖乡）进行“扫荡”。日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大小北岭推进；另一路乘汽艇溯闽江而上。国民政府军政部第13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率领所属装备团，从南平开赴大湖抗敌。5月23日凌晨，李良荣部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激战至黄昏，日军撤离漈头顶，向大湖集结。两路日军在大湖汇合。李良荣率领装备团，按照引诱日军扑向大湖将其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迅速向大湖运动。5月25日凌晨2时，装备团占领寨上关。天刚亮，副团长郭志雄率领20余名突击队，向日军哨所发起攻击。随后，装备团向侵入大湖各村的日军展开猛攻，歼灭后塘村、大湖厝的日军。当天下午2时，日军开始逐步收缩，至5月29日退踞福州。大湖一战，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福建内地继续侵入，使其无法贯通从福建沿海到浙赣战场的通道。

大湖战斗共击毙日军300余人，装备团官兵牺牲200余人，副团长郭志雄被日军重机枪击中，壮烈殉国。民国32年（1943），福建省政府在大湖店山巅修建“大湖抗日阵亡将士墓”，并将寨上关命名为“志雄关”。（薛岳等编《正面战场：闽浙赣抗战——国民党高级将领亲历记》）

福州沦陷后，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在沿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福建沿海抗日武装队伍，以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和连江下洋抗日游击队最为活跃。长乐游击总队先后在福清东北的七社和长乐南部的三溪、江田、古槐等地抗击日军的“扫荡”。民国30年8月4日，日军百余人分乘两艘汽艇前往玉田，48名游击队员埋伏在琅尾港小冬埔的橘树林里，待机杀敌。当天傍晚，日军乘艇返回，当一艘汽艇驶近橘林时，游击队向艇上日军开枪射击，投掷手榴弹，敌艇搁浅，日军纷纷跳水，陷于泥中，全被击毙。游击队击毁日军汽艇1艘，击毙日军官兵42人，取得闽海抗战中的重要战果。

民国30年8月的一天夜晚，驻连江的日伪军200多人在原田大佐率领下，进犯下洋。下洋游击队侦悉日军行动路线，与东湖抗日游击队协同，于山岗村设伏待敌。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游击队突然开火，原田大佐立即落马毙命，同时击毙5名日军士兵，其余日伪军慌忙逃往丹阳。8月底，日军再次侵犯下洋乡。下洋游击队与国民政府军配合，伏击歼灭日伪军16名，日伪军溃退撤回浦口。

7月以后，侵占福州的日军陆续调往其他战场。8月27日，国民政府军下达反攻作战令，对准备从福州地区撤退的日军实施反攻作战。9月2日，国民政府军从北岭向城区挺进，日军退往闽江口，从而收复福州城。同时，盘踞福清县城的日军向海口和长乐方向溃退。平潭县游击队配合福建省保安第一团，分别从福清、长乐渡海进攻平潭，部队强行登陆后，摧毁沿线的伪军防御阵地，南北合围县城，伪军弃城下海逃窜，平潭收复。9月3日，政府军攻克连江县城，日军溃退琯头，政府军进而收复琯头。同日，收复长乐县。

5.闽中武装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组织在福州城市的工作重又活跃。民国27年8月，重新成立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即中共福州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福州工委）。中共福州工委和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加强对福州城郊和周围县区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当年8月，中共党员何思贤被派到福州城郊南屿乡秘密建立中共南屿区委，取得当地国民兵团团长和区长的支持，掌握区国民兵团武装，进行筹集枪支、训练武装人员活动。同时，中共福州工委派党员林涧青等人到连江县活动，建立中共连江特别支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同年底，又派党员江国荣到闽侯县兰圃乡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发动农村抗日救亡运动；派中共党员林白、黄扆禹等到闽侯县浦口等13个乡村进行活动，创办农民夜校，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组织自卫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翌年初，派中共党员舒诚到闽清县，组织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用文艺形式宣传、教育群众。

民国28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所谓“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国共关系趋于紧张。福建省政府、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积极奉行国民党五中全会方针，实行限制“异党活动”，强行解散大部分抗日救亡团体。

中共福州工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革命力量从城市撤往农村、山区。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福州工委暂时停止在城市的活动，转向闽侯、永泰、长乐、连江、福清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苏区、老游击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和武装力量，开展抗日反顽斗争。

民国31年4月，长乐县军事科长率领县保安队包围江田区中共闽中特委机关警卫队并行缴械，闽中特委随即动员附近群众千余人将县保安队围困。中共党员刘润世以县长身份到江田查办。江田事变引起福建省政府警觉，认为江田警卫队“召集著匪数百人，借口粮饷，图谋暴动”，决定派队镇压。刘润世立即将省保安纵队“清剿”南阳的部署向特委紧急报告，特委遂将机关和武装队伍转移。

民国3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从永泰县龙屿乡（今塘前乡）迁往长乐县江田镇南阳村。从此，闽中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基本区革命斗争出现新局面。10月，日军第二次侵占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在南阳领导沿海各支抗日游击队，发动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军。民国34年6月，省保安一团“围剿”长乐县南阳各革命基点村，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撤离。

中共福建省委、闽中地方共产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闽中地区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保持了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为福州地区积聚革命力量。

6.日军第二次侵占福州

民国33年（1944）9月下旬，日军为维护在中国大陆沿海的交通线、阻止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再度发动对福州的作战。福州守军为陆军第八十师、海军第二陆战旅第四团以及地方保安部队。

9月27日，日军在连江大澳、小澳、浦口、东岱等地登陆，次日占领县城及琯头，兵逼大北岭。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十师三个团及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与日军在大、小北岭展开激战，战斗持续至10月3日下午。4日，日军占领福州城区。嗣后长乐、福清相继陷落。福州及其沿海地区第二次沦陷。

福州军民、爱国志士纷纷起来，以袭击、游击战等战法抗击再次入侵福州的日军。国民政府第八十师也不断以小规模部队向侵占福州城区的日军发动袭击，使日军惶惶不安、疲于奔命，不敢大规模向福州外围地区肆行出击。

10月8日上午，福州救火联合会员和国术社社员等组成反攻抗敌队，由湾边上岸，奔袭仓山，与日军展开遭遇战。同时，城内救火会员100多人也集中在吉祥山牵制日军兵力。城内日军果然扑向吉祥山，救火会员用救火工具作武器攻击敌人。这次突袭，歼灭日军20多人，救火会员和群众牺牲29人、受伤23人。

同日，长乐城关及玉田、鹤上、沙京、营前等乡民众武装，袭击盘踞城关五里洋一带的日伪军，歼敌15人。

民国32年10月，日军运输船队从日本大阪运送军用物资开往南洋群岛，其中“多多良丸”号船窜入平潭县盘团澳（属流水镇）。平潭县长林荫组织兵力，分乘3艘小渔船，向日船发起攻击，击毙日船长，俘虏副船长及7名日兵，缴获船上物资。33年12月，日军运输艇“纪宝丸”号窜进苏澳港，驻守苏澳的县自卫队诱歼日军，智夺“纪宝丸”号运输艇。34年3月，日军运送军粮的6艘运输船，因遭盟国飞机追袭，窜入平潭县东尾澳（属流水镇）停泊。平潭县自卫团向驻妈祖宫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仓皇溃逃，双方展开混战。东尾村渔、船民纷纷提刀斧、执棍棒前往助战。东尾战斗共击毙日军官兵28名，俘虏10名，缴获日军运输船“荣丸”“大喜丸”“兴国丸”3艘以及一批枪支与军用物资。

民国33年11月，鼓山抗日游击队在闽江口拦截日军运粮船，毙敌2名，缴获一批粮食。同月，闽海抗日游击队与驻连江国民政府军联合攻打琯头镇日军，毙敌30多名，击沉敌汽艇1艘，缴获一批军需品。34年5月，闽侯县、长乐县的抗日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分别于兰圃、松下等地毙伤日军10多名。

民国34年5月，国民政府军第八十师师长李良荣获得日军准备放弃福州的情报，随即作好追击准备。5月6日，国民政府军第八十师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向福州外围的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迫使日军收缩据点。5月17日，又乘日军败逃之势向福州市区挺进，福州城内日军向闽东方向仓皇撤退。5月18日，国民政府军队收复福州、马尾、长门等地。之后，李良荣率部实施追击战，追击日军至霞浦。日军从福州向闽东方向撤退后，李良荣令第八十师一部尾追向连江撤退的日军。在闽东追击战中，政府军共击毙日军200多人，第八十师伤亡300多人，保安团伤亡90多人。6月，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中、闽东沿海地区日军终于全部肃清。

7.侵华日军暴行

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福州及邻近各县，犯下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扶植汉奸傀儡伪维持会，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残害平民百姓，奸淫妇女，掠夺财产，施行毒化政策，使沿海人民蒙受深重的苦难和耻辱。

日军扶植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政策。日军在第一次侵占福州期间，扶植以林赤民为首的“福州治安维持会”作为傀儡政权，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公安、水上警察、卫生及社会8个局。此外，还设以林葆忻为首的福州地方法院和由吴郎藩充当会长的伪“福州总商会”。汉奸为虎作伥，伪“福州总商会”替日寇洗劫物资，勒令全市工商户向伪商会登记所有货物，而后从中抽取百分之十，充当伪商会经费。连江、长乐、福清也先后成立伪政权。福州还出现名为“福建自治会”、“福建财政整理会”的伪组织。

福州第二次沦陷后，侵略者于民国33年11月，成立日伪长乐县政府；12月，汉奸王之纲等人组建伪福州市政委员会（内设一局六科）；日军又委黄善华（又名冠群）为伪连江县长。34年1月，伪闽侯县政委员会成立。日军在福州设陆军情报所（对外称“奥田机关”）和陆军联络所等特务机构，操纵伪政权组织。日军还强迫各乡镇成立伪乡镇公所。

滥杀无辜百姓。据统计，福州两次沦陷，日本侵略军实施疯狂轰炸，公私房屋被炸毁和破坏的共2745座，被炸面积达0.84平方公里。长乐县被敌人毁坏房屋共2100余间，闽侯县被毁房屋1000余间。日本侵略军进入福州，在东街口、大桥头、南街等主要交通路口设立岗哨，盘查行人。经常借口行人不行礼或行礼不标准而施以殴打罚跪，甚至捆缚抛入河中，或当场杀害。侵略军侮辱市民方式无奇不有，掴脸、弹鼻、扭耳朵、拔头发、槌击脑袋等。更有强迫市民趴在地上作蛤蟆式、鲎式、犬式、竖蜻蜓式等各种怪状，供其取乐。当时，南台中洲岛日军宪兵队驻地，水部的韩园、王庄、十四桥、马鞍山等地，都是日军杀人的场所。其杀人手段除枪毙、活埋、砍头、剖腹外，还有火烧、灌水、蛇咬、倒悬、投河等酷刑，手段令人发指。据统计，日军两次侵占福州期间，福州被杀的340人，有18万难民；连江被杀的723人，难民3万；闽侯县被杀的299人，难民6万2千人。长乐沦陷面积707.12平方公里，沦为难民者10500人，惨遭日本军杀害者394人，受伤者220人。民国30年6月，福州北门九彩园陈椿一家4口遭日军劫杀。民国30年7月21日，福州北门云步山蔡仁官一家6口惨遭日军残忍杀害。

劫掠物资。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就设立“钞券交换所”，发行日本政府的军用票。军用票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比值为1∶2，后升为1∶3。在福州地区，侵略军通过伪政权，设立“物资调查委员会”、“木材处理班”、“商会”、“物资交换所”等机构，疯狂掠夺粮食、钢铁、木材等战略物资。民国34年4月，日军拆卸福州公私建筑物，将木料、铁器悉数运走。并派人到内地搜索铜钱，以供国内军火生产。据统计，福州两次沦陷，被掠夺杉木估值347000元，粮食约31967担，棉花204000担，布匹24000匹。闽侯县被抢粮食30312石，棉花7266斤，布匹1233市丈。第二次沦陷时，福州市被抢衣服23000件，估值92000元；闽侯县被抢衣服11342件，估值56710元。闽侯县两次沦陷期间，被日军宰杀耕牛740头，运走50头。耕牛、种子及耕具被掠，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据民国35年福建省政府《沦陷损失调查》记载：“自抗战以来，福建船舶被劫被毁或停航损失者，福州沿海及闽江下游（包括林森、长乐、连江）等三县，计有轮船102艘，大小木帆船870艘，渔船102艘。”

强征夫役。日本侵略军还指使海盗在福清、连江、长乐沿海各地诱骗青年，船载至金门，稍加训练，即运赴前线，补充伪军。此外，日军在福州等地强征苦工，逼迫他们修建机场、港口等。民国34年，日军从福州撤退，所经各处，烧杀抢掠，强征挑夫。罗源县被抓走夫役1100多人。

奸杀妇女。日军入侵福州后，天天三五成群，以查户口为名，到处强奸妇女，从幼女到老妇皆难幸免。日军规定，每星期三、五为行乐日，日军醉酒之后，在街市上乱窜，寻找“花姑娘”。农妇进城卖菜，日兵迫令脱去衣服，当街猥亵，百般调戏，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强行奸淫。民国30年4月，日军第一次侵占福州，据《中央日报》（永安版，1941年5月20日）报道：“四星期来，惨遭蹂躏、劫掳之妇女不下二三千。”在福清，“有城隍巷某女生，年十八，因趋避不及”，被日军掳去，遭18人轮奸致死。（《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

贩毒聚赌。日本侵略者在军事占领福州及沿海各县时，还施行毒化政策，他们运来大批鸦片、吗啡、白面等毒品，唆使台湾浪人、当地流氓开烟馆、设赌场。民国33年11、12月间，仓山下渡港头流氓“大目康”（陈运，别号“华头”），勾结日本宪兵队“密特”，在下渡埔顶设立“花会”，招人聚赌，每天可搜刮当时法币达200万元之巨（约值黄金40两），其他日伪组织纷纷效仿。34年3月，“福州市政委员长”王之纲与日军情报所所长粤田武当、陆军联络处处长岁森谦信及宪兵队队长高谷卯之助等4人，联合组成赌博总机构——“联谊公司”，将福州全城各地分散的花会统一组织，实行联办“管理”。许多福州市民因参与“花会”聚赌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驻扎在闽江口川石岛上的日军两栖部队200余人因撤退不及，奉令就地投降。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福州警备司令部遴派参谋一员，率兵前往川石岛受降。福州警备司令部委任少校参谋傅应雄为受降官。同时，国民政府海军闽江江防司令部亦奉令委任少校参谋龚淇为副受降官。受降事宜由警备司令部主办、海军协办。8月中旬，中国军队在川石岛举行受降仪式。福州人民经历艰难岁月，终于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摘自：《福州通史简编》，卢美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第八章 民国时期，第二节 政治，三、国民政府时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