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凯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大众印象中,文化与军事各有各的逻辑体系,战时更少有人关注知识与书籍的命运,仿佛战争就像一场严冬,文化如繁花凋零,只等待和平后的春回大地。或者,正如巴金在抗战期间曾经说的,文化事业不能解决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甚至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一花一世界”,正是因为兵火是书籍的修罗场,所以战时的图书、文化事业成为观察战争时期极佳的视角。随着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书籍、文人、文化的命运。《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讲述了纳粹上台初期逐步收紧的文化政策和对知识艺术界人士的打压与伤害;《当图书进入战争》讲述了美国在战时组织的“军供版图书项目”的历史和影响……但与作为侵略方的纳粹德国、本土以外作战的美国不同,中国的文化载体——图书和文化人所受的灾难特别深重。面对着敌人针对性的抢夺、破坏和毁灭,在国土沦丧、同胞受难的危急存亡关头,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正遭遇着一场“一旦倾覆”的危机。
于是,为了在偌大的中国摆下一张书桌,我们有了“李庄”“大田集美学村”等高等学府、研究所、职业院校内迁的故事。为了保护数千年的珍贵文物,我们有了“国宝大迁徙”的故事。那么,因为来不及迁、顾不上迁而被留在敌占区的文化遗产怎么办?谁来保护?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简称《暗斗》)就是这样一本令人屏息凝神的著作。它讲述了一场在敌占区悄然展开的文化保卫战,一位书生用智慧、胆识与信念去对抗枪炮与强权,他和他的同志战时抢救的善本古籍足以撑起一座国家级图书馆。故事的主角,正是福建长乐人郑振铎。
郑振铎在抗战时期保护古籍的工作,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卫史上的重要一章。他在租界沦陷、敌伪环伺的上海,依托旧书市场和文化人脉,以个人身份组织购藏、协调运输、建立联络网络,在国家力量尚未能介入的夹缝中,抢救下大量即将散佚的珍稀文献。他不但熟悉版本书目之学,更具备应对复杂局势的判断力和行动力。文化抢救不仅是他当时的职责,更是他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与人脉资源得以发挥的结果。
从已披露的资料看,郑振铎在那几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搭建起一套秘密而高效的文献收集机制——书从哪里来、谁来鉴定、资金从哪里出、如何寄出上海、如何归入公藏,他都逐一安排,在各方势力交错的环境中谨慎穿行。《暗斗》让我们从具体的“书事”出发,看见郑振铎作为一位文化学者在乱世中的行动与担当。
《暗斗》除了是一部精彩的“个人英雄传”外,它还精心地为郑振铎的行动添置了规模恰当而细节丰富的背景,从中我们得以窥见日本军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我国珍贵古籍进行大规模的搜求与掠夺,实际上就是为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书中提到,1937年12月,日军在上海设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由特务机关、图书馆员、文化研究机构人员协同组成,对沦陷区的高校、图书馆、研究所展开系统“接收”,实则掠夺。苏浙一带大量藏书被列为重点对象。该书引用徐迟《南浔浩劫实写》中的记录,展现了1937年11月19日日军进犯江南最富庶的古镇南浔,有目的地抢掠藏书的经过:“(日军)到嘉业堂藏书楼以后,先把悬挂在正厅上的刘氏的一幅祖先像除下,于是宋、元、明版的珍藏书集,一箱一箱地扛出来,嘉业堂藏书除宋元明版珍本以外,以地方志的部数,占全国地方志藏书第三位。足见‘人家’垂涎嘉业堂已久。”
《暗斗》中还提到上海“废纸劫”一事,尤为令人心惊。占领上海之后,日军以清缴“敌性书籍”为名,施行文化统制。1942年年底,中国书店歇业,留下一批底货共5000余册,被来青阁收购之后,正想以4000元卖给纸商。郑振铎及时拦截下来,发现里头有七八百种古籍佳本。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欣喜,全市那么多旧书店都在把古籍捆载出售“废纸”,他在日记中写道:“目击心伤,挽救无力。”
《暗斗》在叙事上亦有值得称道之处。它围绕着一个个具体个案展开。这种写法仿佛将历史拆解成一幕幕情景剧,不但增强了叙事的张力,也让本来极易被处理成列表、“百科”化的“收书”成果变得清晰可感。比如对《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案的梳理,就展现了作者在材料搜集、研究与叙述安排上的功力。1938年,这部孤本戏曲集的出现,引起了中日两国学界的高度关注。早在日本刊物《书志学》上,陈乃乾便捷足先登,对该书做了首次介绍,这反映出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古籍觊觎已久。服部宇之吉、长泽规矩也、和田清等日本学者长期以“研究”“保存”为名参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流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与日军文化掠夺活动紧密配合。作者通过中日两国大量档案、日记、书信、题跋、书话、口述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还原了这部重要古籍的争夺、流转过程,不仅讲述了郑振铎如何保住一部珍贵戏曲总集,更揭示出看似中立的学术研究与野蛮侵略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于是,我理解书名所用的“暗斗”之“暗”,一方面指的是郑振铎与他的同志们在敌占区“暗处”进行的文化抗战,另一方面也点出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面对的敌人是不明确的,必须处处提防、事事小心。事实上,《暗斗》也指出,七七事变后,郑振铎与长泽不再有交往。因为郑振铎已预料到,日本人对我国文献的搜求,长远来看,就是千方百计地永久占有中国的史料及文献。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阅读《暗斗》这部作品,它给予我们的,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滋养。作者尽力还原了乱世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与选择。许多朋友劝郑振铎走,跟着“自己人”发挥文化人的作用,对抗敌人。但郑振铎选择“坚守”,在看似漫漫无尽的极端环境中,以一介书生之力进行“文化抗战”,哪怕身处孤岛、手无寸铁,也要在无声处留存文字、保存版本。他的坚守出于一种朴素的信念:在“天亮”之前,必须有人等待,必须有人守着灯火不灭。
《福建日报》(2025年8月9日 第07版:理论周刊·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