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庆

《鳌峰学约》（《故宫珍本丛刊》第433册，海南出版社）

台湾儒学导源于江浙儒学和福建朱子学，两源并流融汇，在清代新的边疆社会孕育生成了地域儒学新形态。我们对台湾儒学地域特质的全面理解，需要上溯到源头才能更好把握。《鳌峰学约》由清初大儒蔡世远掌教鳌峰书院时拟定，其问世标志闽派朱子学的崛起，同时推动了台湾儒学的闽学化进程，是反映两岸儒学互动融合的珍稀史料。可惜后来佚失，清嘉庆十年（1805年）编修院志时已经不可获寻，后人对这段学术交融史也语焉不详。得益于现代古籍整理出版成果，清宫内府藏本重现世间。佚籍的复出，为深化两岸儒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课题，我们得以借此重返闽台关系史上一段曾被长期遗忘的学术旅程。

鳌峰宗旨

有清一代，学术三变。清学一登场并不直接是经史考证，而是先有一段朱子学复兴运动，“程朱理学之勃兴，实有其自身力量，中经若干演变，亦大有助于朴学之发展”（陈荣捷）。这场复兴运动又可分为三系：江浙、中州和闽中。闽学复兴最为晚出，然实大有功于程朱一派，复兴的策源地就在鳌峰书院。在近200年的光景里，鳌峰书院一直是东南学术的大关节和总枢纽。

鳌峰书院的诞生，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次“北学南下”。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巡抚福建，大力崇奖理学。在闽学故地起用理学官僚，康熙帝或许有其战略考量。明年（1708年），张伯行网罗八闽名士充入幕府，编撰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又明年（1709年），张氏以幕府为基础，在鳌峰之麓大开书院（蔡衍鎤《鳌峰书院题名记》），是为“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志》将书院起始系于张伯行来闽之年，显误。后人以讹传讹终成学术史疑案。

鳌峰由幕府而书院，其地距巡抚衙署（今福州市鼓楼区政府）仅一里之遥，兼具幕府功能，承担刊刻书籍、讲学义理的文化使命。鳌峰书院是北方理学官僚与闽地道学家族合作的产物。张伯行借助漳浦蔡氏家族网络，在其家学之外另立师承，接续闽地久已中断的师道传统。清初闽学重建实质是一场师道复兴运动，以鳌峰书院为策源地，师弟相授，传承有序，这与江浙和中州理学复兴明显不同。在明清之际的程朱理学复兴浪潮中，闽派朱子学崛起最晚，却重构了清代学术史的理学论述，实属殿军。

书院一上来规模气象初显，不过宗旨奠定要等到蔡世远时期。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蔡世远接掌山长，时年35岁，思想已经成熟。端阳佳节，蔡氏拟定了一份《鳌峰书院学约》，巡抚陈瑸大加赞赏，题跋刊印，传布各府州县，此即故宫藏本。对此《学约》，蔡氏甚为自得，屡屡以书信公诸同好，门人读后亦“惕然有警”，“慨然感兴于正学”。《鳌峰学约》确实引起了当时学术界不少关注，鳌峰书院最终屹立东南学术之林，当以《学约》问世为标志。

《学约》主体部分五条，“首立志，次读书，次切己体察，次重实行，而以立诚为归宿”（陈瑸跋语），另附有规章类《仪节》六条、解惑类《或问》四条。主体部分其实是一篇劝学文，与此前张伯行《学规类编》所收讲学条约精神一致。蔡氏何以另作《鳌峰学约》呢？学约是书院教育宣言和独特精神标识，《类编》属于“汇编”，显然无此特性。蔡氏想要创作一篇能揭橥鳌峰学术宗旨的文章。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鳌峰学约》是蔡氏夫子自道，是其思想自得之处。《学约》的范畴体系以“一诚”为核心，这是蔡氏学说的“第一义”，其他“敬义”“忠恕”诸对范畴皆从属之。蔡氏论诚，兼具本体、工夫与境界诸说，诠释路径与宋儒明显有别。《中庸》和《孟子》以“诚”为天之道，朱子以“真实无妄”四字解之，即真实不虚、自然而然的客观规律性，“未说到做工夫处”（陈淳语）。

但蔡氏点题说“君子之学，一诚而已”，其诚学明显出现工夫论转向。“一”者“一以贯之”，以“诚”贯彻落实于日用伦常之中。蔡氏“诚论”继承闽学《四书》学精神，与江浙儒学侧重《五经》学颇为不同，反映出学说思想上典据的差异。

乘桴于海

《鳌峰学约》甫一问世，便以衍生文本形式在台湾海峡开启了一段传奇之旅，这就是《诸罗县学记》的诞生。

蔡世远的时代，闽海——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最终生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作为福建下辖的一府，纳入清朝版图，闽台两地自此有了行政隶属关系。赴台官守大都有宦闽经历，在百废待兴的台湾，各官守坚持以教化为首务，文教上全然以福建为模板。闽台两地的区域整合不断深化，从以人员商贸往来为主的物质交流，进而扩充到宗教学术的文化播迁。闽台区域一体化朝着“闽海世界”的历史目标迈进，《鳌峰学约》的闽海旅行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一环。

在蔡世远拟定《鳌峰学约》的当年（1716年），好友陈梦林应台湾诸罗县知县周钟瑄延揽，渡海主持纂修《诸罗县志》。陈梦林同样肄业鳌峰，陈蔡二人同乡又同窗，乡谊学谊甚深。同年六月，周钟瑄捐俸重修的诸罗县学校舍落成，周氏委托陈梦林致函蔡世远，求作文以记之，并说“诸罗僻居海外，诸生观化聿新，愿有以教之也”。蔡世远“爰即鳌峰诸友相与砥砺者而告之”，以新作《鳌峰学约》为蓝本，创作记文相赠。一封跨越海峡的书信催生了一篇跨越海峡的文章。这是《诸罗县学记》出现世间的大事因缘。

该文现存版本，根据笔者调查所得约有5种之多，大体可分为两大系统，一种以《诸罗县志》收录本为代表，题名《诸罗县学记》；另一种以《台湾教育碑记》收录本为代表，题名《重修诸罗县学碑记》。前者是蔡世远的底稿，后者是日据时期根据原碑录文。两相对勘，内容大体一致，只是题名上后者多出“重修”二字，“记”也变成了“碑记”，推测系周钟瑄勒石树碑时做了增订。

细节的变化折射出历史另外隐情。诸罗县学早已有之，然屡建屡废，主事者周钟瑄可能顾虑到前人业绩，不敢掠人之美以自耀，因此加了“重修”二字。“记”与“碑记”，一字之差，是文体的不同，“记”属于杂记体，“碑记”则是碑志体。两者功能不同，碑志旨在“称颂功德”，杂记“所纪大小事殊”（姚鼐《古文辞类纂》）。蔡世远系清初古文名家，深受桐城派影响，两类文体当不至于混淆，原稿应该只有“记”而无“碑”字。可以想象，周钟瑄因勒石树碑需要平添了一“碑”字。文体的更张，无疑强化了《诸罗县学记》的纪念碑作用。

碑文作为文化景观，历史上接受了无数台湾士子的观览，增强了他们的学术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诸罗县学记》作为文本之外，另有其纪念碑的物质属性，这是台湾儒学史不能忽视的重要事象。

落地生根

从《鳌峰学约》到《重修诸罗县学碑记》，不只是文体的变更，还是义理再疏释与再确证的过程。

受文体及篇幅限制，《学记》无法像《学约》那样直接铺陈，故在其基础上做了提炼和深化，文字更为洗练，逻辑架构也更为清晰。主体部分截断众流，开宗明义指出“君子之学，主于诚而已矣”，单单拈举一“诚”字。紧接着从本体（本原、至善）和工夫（立志、主敬）两个维度，建立诚体、诚志、诚敬三个论域。再以两个“虽然”，层层递进，依次详说“读书”“尽伦”的重要意义。至此，以“立诚”为主体，以“读书”和“尽伦”为两翼的逻辑架构完整呈现，此即文末所谓“立诚之方、读书之要、伦理之修”。此“一体两翼”架构当然源自《学约》，不过在原有理论纲骨上进行了再提炼与再疏解。《学约》虽以“一诚”为最高范畴，其实整体逻辑结构并不清晰，因《学记》的“再创造”而灿然明备。

《鳌峰学约》以衍生文本《重修诸罗县学碑记》的形式，勒石落地台湾，标志“台湾儒学史上出现了一篇最能表现朱子学思想，也最能显示闽台儒学渊源的文章”（陈昭瑛）。明郑台湾儒学以江浙儒学为基底，宗奉《五经》，提倡经世致用，富于抗拒与复振精神。闽学则以《四书》为根本典据，强调“明体达用”，《学记》的“一体两翼”架构即渊源于此。两岸统一后，闽学传入台湾，消纳原有江浙儒学成分，逐渐占据台湾主流学术地位，台湾儒学成为福建朱子学的分支。《学记》重构了台湾儒学的经典版图，《四书》取代了《五经》，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明体达用”的学术转型。台湾儒学在典据与义理上彻底实现了闽学化。

《学记》同时批判了以科举为业的社会现象，当中另有闽台区域社会史意义。诸罗县学重修时，两岸统一已经30多年，渡海来台浪潮高涨，“人民趋若鹜矣”（蓝鼎元《东征集》）。其中就有很多“科举移民”，仅诸罗一县，“掇科多内地寄籍者”，“土著寥寥”（《诸罗县志》）。无论蔡世远刻意与否，此等鞭策无疑对导正台湾学风有积极意义。以《学记》勒石树碑为标志，闽派朱子学在台湾最终落地生根。

《鳌峰学约》及其衍生文本在海峡两岸的理论旅行，是闽台两地儒学互动融合的历史记忆。《学约》刊行后，鳌峰书院成为两岸理学圣地，台湾士子“仰止鳌峰”，“望洋而叹”（杨二酉《海东书院碑记》）。清代台湾书院一向取法鳌峰，乾隆年间的海东书院即以鳌峰为模板，“道东之传”的实质正是“鳌峰宗旨”。

《鳌峰学约》“明体达用”的实学精神与明郑经世之学相遇相融，形成了清代台湾儒学特有的精神品格，在后来的日据反殖民运动中大放异彩。闽学已经跃出福建一词所涵盖的地域空间，闽台儒学正式形成。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福建日报》（2025年8月16日 第07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