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锋

　　抗战时期，闽侯县淘江尚干林氏琅峰房的一个家族，两代五人先后投身抗日洪流中去。他们是民国海军中将林元铨和儿子林修灏，胞侄林修藩、林修琦，胞侄女婿刘荣霖。两代人在不同的战线上为抗日作出各自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家族抗战的壮歌。

　　海防砥柱：

　　林元铨的守江卫国

　　林元铨（1888—1950），今闽侯县祥谦镇凤港村人，是近代中国海军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早年受族兄、辛亥革命元老林森的思想影响，武昌首义爆发时，他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成为早期海军革新力量的重要一员。1927年3月，他率部进驻南京下关地区，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海防建设。同年8月龙潭战役打响，他亲率舰艇在江面激战，为战役胜利立下功劳，获国民政府颁发“干城”奖章；10月在讨伐唐生智期间，在灰河、土桥两役中连战连捷。他凭借战功，于1929年3月升任“应瑞”巡洋舰上校舰长，成为当时海军中的中坚力量。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奉命率“应瑞”舰驻守南通江面，面对日军舰艇的多次试探与进攻，以灵活战术展开阻击，成功遏制日舰溯江而上的企图，为长江沿线城市筑起水上屏障。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局势危急，他临危受命主持江阴航道阻塞的军械筹备工作，江阴作为长江下游最后一道防线，阻塞航道可有效阻止日军舰艇深入内陆。他日夜调度物资，精准部署阻塞器具，同时全面加强南码头、高昌庙、江南造船所及海军所属机关的防空措施，亲赴军火弹药库督察防务，确保战略物资安全。此外，他还牵头参与水雷制造技术改良，为江防前线提供了更具威慑力的防御武器。1937年秋，为避免军械资源落入敌手，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军械所内迁。林元铨主动请缨组建特务队并任总队长，率队护送大批轻重军械、弹药及设备西迁。西迁历时数月，途经湖口、马当等日军重点轰炸区域，又闯过武汉、宜昌、三峡等地形复杂的险地，他全程坐镇指挥，遇空袭时组织隐蔽，逢险情时亲自带队抢修，最终将所有物资安全运抵四川巴县木洞镇，为抗战保留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工业基础。西迁途中，他还不忘江防重任，派员逐一巡查沿江要塞炮台，根据实战需求进一步优化部署，织密长江防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邀请他参与海军建设筹备工作，拟任海军部顾问。就在他准备赴任前夕，突发昏迷不幸逝世，葬于上海虹口。

　　医药救援：

　　林修灏的战地医心

　　林修灏（1908—1991）是林元铨之子，他以药学为武器，在抗战期间的医疗救援与药学教育领域双线发力，用专业力量在后方筑起防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药学专业深造的林修灏听闻国内战事紧急，毅然中断学业回国，直奔上海抗战前线。他临危受命担任上海红十字伤兵医院药剂部主任，当时医院接收的伤兵数量激增，药品需求巨大且种类繁杂，他迅速建立起规范的药品采购、储存、调配流程，针对战时运输困难创新采用“分区储备、动态调配”机制，亲自审核每张处方，确保伤兵得到精准用药。从抗感染药物到止痛药剂，从外伤消毒用品到慢性病治疗药品，他带领团队高效运转，为前线伤兵的救治提供了坚实的药学保障，成为战地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投身一线救援的同时，林修灏始终坚守药学专业阵地，为战时及战后的药学发展积蓄力量。抗战期间，他在国立上海医学院等院校担任副教授，并主持药物学教研室工作，即便在战乱中仍坚持授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药学人才。为推动药学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他牵头创办了《中华药学杂志》等专业刊物，及时分享战时用药经验、药品制备技术及前沿研究成果，成为药学从业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他还先后在中法大学药科、中央大学化工系等院校任教授、系主任，在课程设置中融入战时需求，增设抗感染药物制备、战地简易药品检测等贴合战时需求的实用课程，为抗战时期医药教育注入实践导向。1939年，为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他再度赴德国完成学业，成为中国首位药学博士，将国际先进的药学理念与技术带回国内。从战地救死扶伤到药学人才培养，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支撑了抗战时期的医药保障，也为战后中国药学事业的系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用专业力量书写了另一种形式的抗战担当。

　　铁轨筑盾：

　　林修藩的路桥抗战

　　林修藩（1906—1975），闽侯县祥谦镇风港村人，他在抗战时期以铁路桥梁建设为武器，守护着关乎国家存亡的能源运输生命线，曾任咸铜线三原工程段段长，是西北铁路建设的关键人物。

　　1940年，日军为切断中国后方补给，疯狂轰炸晋煤入陕的陆路通道，导致西北战区及后方工厂、民众的用煤陷入极度短缺。为打破封锁，中央政府紧急下令修建咸阳经三原至铜川的咸铜铁路。这条铁路直接连接铜川煤矿与西北工业重镇，支撑着兵工厂、发电厂等关键设施运转，是抗战时期西北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大动脉，其战略意义关乎前线军需与后方稳定。林修藩临危受命，担任三原工程段段长，负责全长45公里的路段施工，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跨越石川河和清水河的两座桥梁建设。

　　当时正值抗战艰难时期，国内钢铁、水泥等战略物资极度匮乏，架桥所需的钢梁和高标号水泥更是千金难求。面对“无钢可用”的困境，林修藩力排“木材承重不足”的质疑，提出“以木代钢”的创新方案——用木材建造铁路桥。这一想法在当时备受争议，因木材承重能力有限，难以满足铁路运输的荷载要求。但他凭借扎实的工程力学功底，反复研究负荷分布、材料结构特性，经过十几次精细计算和模型测试，终于攻克核心技术难题：通过优化木排架结构设计，采用“纵横交错榫卯+钢钉加固”工艺，将桥梁承受的弯曲力转化为木材更易承受的直压力，既保证了承重强度，又适应了木材的物理特性。

　　在他的带领下，工程队克服严寒、材料短缺、日军空袭威胁等多重困难，日夜赶工。工人们在冰水中打桩、在寒风中拼装木架，林修藩则全程驻守工地，随时解决技术问题。最终，石川河和清水河两座木架铁路桥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建成，其中1942年春季通车的石川河大桥长300米，设有75孔4米间距的木排架。桥梁通车后，铜川煤矿的煤炭通过咸铜铁路源源不断运往西北各地，彻底粉碎了日军“断晋煤、困死国统区”的图谋，直接保障了前线军队的燃料供应、后方工厂的生产运转及民众的基本取暖需求。1942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专程从西安前往三原视察两座木桥，对林修藩的工程智慧和中国工人的坚韧精神称赞不已。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为表彰其功绩，特颁发抗日胜利勋章和证书，以肯定他在“以木架桥保能源运输”中的突破性贡献。2016年，林修藩的名字刻于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

　　青春赴战：

　　林修琦的热血担当

　　林修琦是林修藩的小弟。他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壮阔史诗中，以热血赴国难，体现了烽火战场上的青春担当。

　　林修琦生于1923年10月，抗战后期，在民族危亡之际响应号召，毅然中断学业参加青年军。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兵源吃紧，青年军这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部队正式组建，成为正面战场补充力量。林修琦随部队奔赴江西抗日前线，当时日军正猛攻粤汉铁路沿线，目标直指江西境内的铁路枢纽站点，战斗常在山林村落间拉锯。作为连队文书，他始终坚守在离前线最近的后方：炮火中快速整理战场情报、统计伤亡与弹药消耗，用文字记录战友事迹；转移时背着文件箱穿行泥泞山路，确保作战命令与物资清单无失；遇到伤员时，还以学生时代的急救知识协助包扎。

　　一次日军夜袭，驻地陷入混乱，林修琦不顾流弹呼啸冲进指挥部抢救文件，直到作战地图与花名册转移至安全地带，才发现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袖口。烽火中，他与战友们将文化素养化为战斗力：岩壁绘地图、日语喊话瓦解敌人士气、算术知识精准分配弹药，让这支年轻部队展现出独特力量。抗战胜利后，青年军解散，他回到协大继续学业，将战火淬炼的坚韧融入校园生活。

　　水雷抗敌：

　　刘荣霖的家国情怀

　　刘荣霖（1912—1966），今福州仓山凤岗刘宅人，其妻林修俊是抗日将领林元铨的胞侄女。他一生交织着战火硝烟与航海学术的坚守，凭一腔爱国情怀投身抗战六年多。其生平事迹载于《福州名人志》。

　　1927年，刘荣霖考入马尾海军学校，受族亲、前校长刘敦本勉励，立志投身航海事业。他在马尾海军学校水鱼雷营系统学习，并在“通济”舰实习，1934年以全校第一成绩毕业，获选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英期间，他以误差小于0.5海里的成绩打破航海天文测算班级纪录，提出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智慧的战术方案被纳入教学案例。1937年初，他以全校第一成绩毕业，获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颁发特制银质龙章，成为严复之外，另一名获此荣誉的航海专业中国毕业生，为中国航海教育赢得国际尊重，其精准的航海测算能力更成为战时布雷作战的关键技能。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刚从英国学成的刘荣霖毅然归国投身抗战。1938年2月，正值武汉会战前夕，长江防务进入紧急状态，他赴武汉田家镇炮台任见习少尉，后以二等中尉身份扛起枪炮，用专业本领践行抗战的信念。

　　1938年10月，刘荣霖调任水雷队上尉分队长，深入敌后游击区布雷：在急流中伏身测水深流速，用冻裂的手在帆布地图上标注水深坐标。武汉会战期间，他守巫山炮台时，在敌舰炮群轰炸的断壁残垣间穿梭指挥，炮手倒下后便亲自操炮，其布下的水雷后来炸沉日军扫雷艇“雄基”号。

　　武汉失守后，他率布雷队在敌占区水网继续行动。深夜布雷遇日军扫射时，他将队员按进船舱，自己趴在船舷指挥至任务完成，再带伤员潜伏芦苇荡至天明。1941年，刘荣霖升任海军第四布雷总队第六大队长，次年任总队附，辗转湖北葛店、广东西江、川江庙河及巫山等水域持续抗战。为合力歼敌，他推动海军布雷队与新四军建立秘密联系，在芦苇荡中交换日军巡逻路线情报，新四军赠送的“土制手榴弹”成为布雷队的近战武器，于敌占区边缘形成默契协作，成为烽火中的特殊亮色。

　　此时家中父亲病故，等待他返乡安葬。刘荣霖回信坦言“正投身抗战，生死难料”，嘱托家人“勿等我归，先行安葬”，字里行间满是随时为国捐躯的坚定。抗战爆发前，他与林修俊早已订下婚约，却因深知战场生死无常，致信林修俊：“战不胜利，何以为家？婚事暂搁，勿等勿念。”而林修俊自幼受二伯父林元铨爱国思想影响，早已读懂他的抉择，用无声的等待筑起后方温暖的港湾。这份革命年代的青春情缘，成为“烽火照山河，情缘系家国”的时代缩影。

　　从林元铨的海防坚守到林修灏的医疗救援，从林修藩的铁轨筑盾到林修琦的青春赴战，再到刘荣霖的水雷抗战，这个家族两代五人以不同方式诠释着同一份担当。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抗战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敌、共赴国难的生动写照，那句“国若不存，家何以为家”的信念，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福州晚报》（2025年9月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