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夷：用生命书写抗战史诗的记者

他是新加坡归侨，在烽火连天的中国，写下了无数动人心魄的战地报道

吕南勋

　　“仓夷”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是陌生的，但福建福清市渔溪镇的许多乡亲记得他，中国新闻界的众多同行们记得他。因为他的名字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相连，他的作品曾召唤和鼓舞人们去战斗。他用25年的短暂人生，书写了一个华侨记者用生命践行的革命史诗。

战地记者仓夷。

一九三七年，仓夷（左）在回国邮轮上的留影。

1946年，仓夷（右二）在北平工作时与战友们的合影。　　

　　南洋赤子

　　少年心怀家国梦

　　1921年的春天，新加坡实龙岗路一间简陋的木板房里，一个男婴的啼哭声划破了贫民窟的沉寂。祖籍福建福清渔溪镇的郑姓华侨夫妇，为长子取名“贻进”，寄托着“贻福后代、奋进不息”的朴素愿望。谁能想到，这个在南洋橡胶园旁长大的孩子，日后会以“仓夷”为笔名，在烽火连天的中国写下无数动人心魄的战地报道。

　　仓夷的祖父郑阿水是清末民初背井离乡的福建移民，到他父亲郑章桂这一辈，全家已迁徙至新加坡。仓夷的父亲靠种地、拉洋车、做建筑工维持生计，母亲则养猪补贴家用。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的仓夷从小就跟着父母喂猪种地，每日天不亮就起身打扫房前屋后，用稚嫩的肩膀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咬牙送仓夷进入私塾读书。在那里，先生讲授的《论语》《孟子》让他初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更在他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他转入新加坡光洋小学、华侨中学，经常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在煤油灯下读到深夜。为补贴学费，他利用课余时间给商店记账。他瘦弱的身影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在账本上留下工整的字迹。这些字里行间，藏着一个少年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操场上，师生们举行了抗日救国集会。站在人群中的仓夷，听着校长讲述日军侵华的暴行，泪水浸湿了校服。当晚，仓夷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战，他悲愤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同胞，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深明大义的父母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仓夷临行前，他刚刚订婚的未婚妻朱秀金到新加坡港的码头为他送行。她将亲手绣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手帕塞到他手中。离别的时候到了，仓夷乘坐的意大利邮轮汽笛长鸣，缓缓驶离了新加坡港口。站在甲板上的他望着逐渐模糊的海岸线，将手帕紧紧贴在胸口。当时，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华侨少年不会想到，此去竟成与亲人的永诀。

　　烽火淬炼

　　晋察冀的新闻战士

　　回国后的仓夷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辗转。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让他倍感失望；处处遭到冷遇和白眼的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挽救祖国危亡，不能指望国民党，而必须依靠进步力量。

　　1939年春天，他听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真正抗日的地方，便一路北上，冲破重重封锁，最后终于抵达内心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在晋察冀边区，仓夷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这里尽管条件艰苦，但军民团结一心！大家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同年4月，他担任《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的记者，拿起笔杆，开始了革命生涯。

　　1940年冬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愿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

　　从1939年到1946年，仓夷在晋察冀边区度过了七年艰苦卓绝的岁月。他的足迹从冀中平原延伸到雁北山区，从滹沱河畔遍布到桑干河谷。人们常常看到这个背着帆布包的年轻记者，冒着炮火穿梭在战场，或是蹲在老乡的土炕边记录故事。

　　在仓夷的笔下，人物鲜活、故事感人、描写生动，让人读后深受感染、沉浸其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源于仓夷厚实的文字功底、高超的写作技巧，更源于他的战斗激情和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他的采访笔记里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细节：“1943年冬，雁北。夜宿山洞，雪从洞口飘入，与战士共盖一被。听张班长讲地道战故事至天明，手指冻僵无法握笔，呵气暖手继续记录。”正是这种与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泥土芬芳和战斗激情。

　　这七年，仓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报道和通讯。他的《爆炸英雄李勇》让“地雷战”的威名传遍全国；《平原地道战》详细介绍了冀中军民的发明创造，成为研究抗战史的珍贵文献；《婚礼》则通过描写解放区青年自主婚恋的故事，展现了新社会的曙光。这些作品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又如同一面面旗帜，鼓舞着人民的斗志。

　　1942年，他采写的《纪念连》在《晋察冀日报》连载，引起巨大反响。这篇通讯记录了冀中军区某连在反扫荡中全员牺牲却无一人投降的英雄事迹。这篇通讯的结尾写道：“他们倒下去了，但更多的人会站起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亲自写信嘉奖：“这篇文章比一个旅的战斗力还强！”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反“扫荡”片断》系列。在《嘴角上的血丝》中，他记录了粮秣委员张俊林被敌人用开水烫伤仍死守粮库的壮举；在《我死得明白》里，他刻画了妇女部长张晓生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形象。这些沾满血泪的文字，成为揭露日寇暴行、唤醒民众抗争的精神火炬。

　　铁骨铮铮

　　白色恐怖中的战斗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被迫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发布“停战令”。当年2月，仓夷奉命调往北平，担任新华社北平分社记者。这座古都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方的最大据点，特务密布，杀机四伏。《解放报》的报社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在此地周围，常年有特务监视。起初，仓夷对特务怒目而视，但他后来意识到这样会连累其他进步人士，便采取巧妙的手段甩掉“盯梢”，或者给他们摆上“迷魂阵”，一次次突破了敌人设下的种种障碍。

　　有一次，他发现特务殴打叫卖《解放报》的报童，便立即上前怒斥：“《解放报》是国民党政府同意发行的，为什么你们又在这里捣乱？！”周围群众纷纷响应，特务只好狼狈逃窜。还有一次，他在日本战犯的监狱，看到国民党记者竟与战犯握手寒暄，便拍案而起，对战犯说：“你们被中国人民战败了！你们欠下的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他的凛然正气让战犯立刻低头垂手，也让国民党记者呆若木鸡。

　　在北平的日子里，他采写了大量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报道。为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常常化装成学生、商人，深入工厂、学校采访。这些冒着生命危险采写的稿件，通过秘密渠道发往解放区，成为党中央及时了解国统区情况的重要参考。

　　1946年7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冀东解放区安平镇，制造了“安平事件”，并反诬“解放军攻击美军”。为调查真相，军调部成立第二十五执行小组，仓夷与另一位记者肖殷奉命前往采访。

　　8月8日清晨，河北张家口机场笼罩着不祥的阴云。当仓夷和肖殷准备登机时，美国驾驶员却谎称只剩一副降落伞，只能搭载一人。仓夷让肖殷先走，他自己决定改乘经大同转机的航班。他对送行的同志说：“真相不能等，党报记者必须第一时间赶到！”。

　　当天中午时分，仓夷乘坐的飞机刚降落在山西大同机场，就被十几个国民党特务包围。佩戴着“新华社”证章的他立刻成为目标，特务吼叫着要他下飞机。面对威胁，仓夷据理力争：“我是奉命执行公务，你们必须保障我的安全！”

　　一个自称“大同小组国方代表”的军官假意劝说：“中共代表不在，留在这里不安全。”随后，对方将他强行押上吉普车“遣送出境”。在荒无人烟的郊外，军官指着远处说：“前边就是你们共方地带。”

　　仓夷下了车，整理好衣衫，昂首向解放区的方向走去。突然，从渠沟旁窜出几个持枪特务，明晃晃的刺刀从背后刺穿了他的身体。仓夷年仅25岁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这位华侨记者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本文部分配图来源：“福清侨联”微信公众号。）

　　《福州晚报》（2025年9月14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