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灵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昭彰，特别是在侵吞我国台湾岛后，又将福建省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以武力胁迫清政府承诺日本在福建省的绝对优先和独占地位，将福建当作囊中之物。在此背景下，日本东亚同文会发动的《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的调查和编纂就是一场彻头彻尾为之后侵华战争制造借口、收集信息的文化侵略，更是日本军国主义为全面“征服中国”这一目的而开展长期渗透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书的编纂过程就是在我国国权不彰的情况下，由日本政府和军队主导且有计划、有目的的信息窃取，“自明治四十年（1907年）起十年间，每年安排即将毕业的约百名学生……开展实地调查”，其经费来源、毕业生去向均受“侵华帮凶”东亚同文会的控制，在公开出版的《福建卷》中有时任日本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题词，足见其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本质。当时我国政府的无力，令福建马尾军港、三都澳预留军港、漳厦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水文地理、关键控制点信息均毫无阻碍地被日方窃取。

在《福建卷》的编纂中，深刻嵌入了日本“独占中国”观念下的意识形态，强调要紧锁台湾海峡这个“南大门”，以达到全面掌控台湾海峡以北中国大陆这一目的。内称台湾海峡是日本“对西部以及朝鲜和东三省防御的第一道门户”，试图逐步向内陆延伸，以“日韩合并”为蓝本，最终吞并中国。于是，该书对所有中国自身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国与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均抱有敌视的态度。对漳厦铁路，该书记载“（福建省）一直到日俄战争都未曾铺设铁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通病接连发生”“漳厦铁路如此以破产告终”；记录福州火柴制造业为“当地的火柴厂为了抵制日本火柴而创立，经营不善、前途渺茫。日本火柴依然垄断着福州市场”；对三都澳中美合作的记述，则为“侵犯我国（日本）势力范围，但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绝不会放弃这个野心”；对中法采矿合作记为“法国人收买中国官员，想方设法获得开采权，但结果未能得逞”。

而日本占据优势的领域，该书则视其为“势力范围”内的理所当然。火柴行业日本以倾销击垮我国民族工业后形成垄断，“福州火柴的进口量年均30万打，全部为日本货”“（厦门）火柴年均进口量为75万打，几乎全部是日本货”“该地（三都澳）进口火柴全是日本货”；在棉纱和砂糖贸易上，该书直截了当地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应利用优势迅速抢占印度棉纱和爪哇糖的市场份额，“受欧洲战争影响……借此机会乘势而上，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挤垮中国本土产业；国计民生的关键通信领域亦被日本侵占，“日本人狄野德藏氏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秘密指令，到厦门筹建电话公司……得到台湾总督府每月600元的补助金……光缆以及其他材料问题，经与台湾总督府特别交涉，所需六七千元费用初步有着落”。

该书还试图通过对窃据台湾、开展殖民的美化，来显示日本之“先进”，并为进一步侵吞福建寻找借口。“台湾还未纳入日本版图之前，此地（厦门）贸易呈现很繁荣的景象……台湾的隶属关系改变后，所有经济命脉由日本控制，此地贸易每况愈下，看不到任何将来的希望”，“台湾银行的龙银票肯定逐渐流通到内地，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稳稳地占领了市场，如今台湾石油在福州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日据时期“引进新式机器设备，致力于樟脑制造，自然就剥夺了福建樟脑的销路”。书中每每通过对比日据台湾的“繁荣”和福建的“凋敝”，来展现日本统治的“合理性”。

从实体经济到贸易来往再到金融，该书在炫耀其通过武力和欺诈所窃取优势的同时，正反映了日本对福建渗透、掌控、侵略的全面深化，而这背后的本质就是我国主权的丧失，最典型的例子则在禁毒领域。1917年讨论鸦片问题的国际会议宣布输入中国鸦片属非法行为，终结了《天津条约》以来列强近60年对中国“合法”贩毒的历史，当年对福建的鸦片走私就迅速兴起，由于大多数走私者持有当时日据台湾地区的日本护照，受治外法权庇护，福建当局无法控制巨量的走私鸦片，致使禁烟成效被毁于一旦。

该书中随文而记的风俗中，亦远离方志“述而不作”的基本理念，通过将近代部分因列强侵略和国家动荡而形成的陋习，为日本生造的“中国人不知道保存资源，道路毁坏不知修葺”等提供论据，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入侵中国“合理化”，即“日本负有领导东亚的责任”。

在1931年后的十四年抗战中，国人屡屡发现日军对我国的山形水势、道路关隘、村庄集镇有着超过我国军队甚多的了解，也发现日本在掠夺占领区物资时对重要矿产、特色作物的熟稔，这些重要信息的被窃就是在看似无害的各种日本“专属调查”中实现的，“（马尾港）上游河段，吃水量1.8米以上的船舶很难通航”“（九牧）街里有保安团和自治团等部队”“（邵武）所产大米运送到洋口，供邻近各县消费，没有余粮运到远地”。学术调查和军事间谍于此间界限几无。

从本质上说，日本侵华是一项军国主义主导、各种社会团体积极配合的“举国一致”，所有以“学术”“中立”“客观”为标榜的举措，其成果经过筛选，最终都归结成各色侵华的借口和侵略的工具。所以，《支那省别全志》一经出版即引起我国爱国人士的高度警惕，闽侯人林传甲见之则心惊于日本图谋中国之迫在眉睫，遂发起编修《大中华地理志》并任总纂，“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必令自知其乡之历史、地理、山川、人物”。

《福建卷》窃据方志体例，纤毫无遗地收罗全省信息，视闽域如口边肥肉，贬损我国建设之努力，于字里行间标榜“日本即先进”，接受日本统治即可导向现代文明，意图混淆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不仅是当时日本筹备侵略的举国思想动员，也是对中华爱国热情别有用心的暗箭，更可见其“言伪而辩”的丑恶面目。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福建日报》（2025年10月28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