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上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胆改革、“松绑”放权，让福建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如他生前喜爱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项南虽然离开福建、离开人们已多年，但在福建老百姓心中，他始终不曾离去。项南独特的个性魅力，吸引着人们持续地研究他，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钟兆云就是其中的一位。

　　2025年11月10日，钟兆云书写项南的纪传体新作《公仆榜样》经多年耕耘，终于与读者见面。在改革开放47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何仍需要阅读项南？他的改革智慧与担当精神，对当代社会有着怎样的启示？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钟兆云，如何还原历史与反思历史？记者对话钟兆云，和他一起触碰真实的项南，梳理这位改革先锋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揭秘《公仆榜样》背后的故事。

《公仆榜样》封面

1997年11月3日，钟兆云采访项南后合影。一周后项南逝世。（此图为项南夫人汪志馨所摄）

　　记者：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决定写这本书？在你心中，项南是一位怎样的人？与以往关于项南的著述或回忆录相比，《公仆榜样》在视角、材料或观点上，有哪些新的突破和独到之处？

　　钟兆云：2016年，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想着能作为2018年项南同志100周年诞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的献礼。项公这一百年，新中国和改革开放这些年，走得皆不容易，却为今天静好的岁月奠定了基础。我得郑重地完成一次致敬，古诗说得好，“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项公是我的精神偶像，他作为革命者、改革家一生所展现的表里如一的忠诚、干净、担当，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我前进。1997年11月10日，项公逝世当天给我留下“绝笔”——为我的新书《农民知己邓子恢》作序并写了个短札，让我异常感动。我在灵堂望着他的遗像说，要为他写一本书。从北京回福建后，我就和同事王盛泽联手写作《项南在福建》一书，在项公逝世一周年时出版。这是最早的一部项南传记，但带给我的却不是荣光，而是各种打击。当年我才28岁，在众多领导和读者的支持、鼓励下挺了过来。

　　项公是个大写的人、光风霁月的人。随着对他的研究不断加深、采访不断增多，以及自身阅历和识见的丰富，我继和夏蒙创作《项南画传》之后，仍有着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自己来单独表达，着重反映项南逝世20年来干部群众对他的记忆、评价，从“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的角度来讲好党的高级干部留在人间的真实故事。当初取名《项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曾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初稿完成后，通过征求各方意见及送审，到今天才出版，可谓“十年怀胎，一朝分娩”，其中甘苦自知。但我很骄傲，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很感恩，能获准出版这本书。与以往写传时的稍显激烈相比，这本书更冷静，更客观，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用当事人的视角来引导对具体事件和后续效果的评判，避免过多涉及具体的人事纠纷。

　　记者：现在重新审视项南在福建的改革，你认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哪些经验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具有镜鉴意义？

　　钟兆云：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启示是：“舍我其谁”“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解放思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将无我”的牺牲意识，以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团结向前的结合。常说福建人“爱拼才会赢”，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先行省份之一福建的“火车头”，项南的拼劲让人感动，他的智慧、超前意识更是让历史击节赞叹。那个时候，福建在摸着石子过河时勇毅地“杀开一条血路”，打好“侨牌”和“台球”，在让福建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建中，创造了先进通讯全国领先、举债兴建机场等诸多全国“第一”，产生了大念山海经、松绑放权等诸多“经验”，这些都对兄弟省份产生了借鉴作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项南在福建5年时间，创造了多少物质和精神财富啊，简直让福建两个文明双丰收，他和福建都可以说没有辜负中央的嘱托，完成了“先行”的历史使命。他创下的许多经验在当下仍有参考价值。

　　记者：项南身上所体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当下的干部群体有何启示？项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科技创新，称之为“以智取胜”，这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对此，你怎么看？

　　钟兆云：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样，关键是真正履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什么都要等上面指示、等文件规定才行动，甚至有的给了政策都还瞻前顾后、裹足不前。项南是用好中央当时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典范，并且善于“以智取胜”，借力借智借势。相比当年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当下哪怕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各级领导者依然能在见贤思齐中寻找到前进的方向、精神的依托。一个领导者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不是说来就来、说有就有的，这是一种从政的综合素养，是长期实践和思考的结果，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二法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在“十五五”绘就的宏伟蓝图中，项南当年倡导的“以智取胜”和“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举，依旧不过时，我们在效仿中还应赋予新意。

　　记者：离开福建领导岗位后，项南晚年依然心系扶贫、环保等公益事业，是什么力量使他能葆有这种赤子情怀？

　　钟兆云：项南出生在革命家庭，很小就离开家乡跟着父亲革命，知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加强版。面对当时大面积的贫困现象，他晚年决心“还债”，“不辞辛苦出山林”，毅然投身扶贫，白手起家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奔走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长年为老百姓“撑伞”，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项南“愿得此身长报国”的赤子情怀，正来自他的不忘初心。

　　记者：在写作时如何处理历史评价的争议性问题？如何平衡叙述的客观性与作者的情感倾向？

　　钟兆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曾对我说过一句话，颇能引发我的共鸣：“主张改革并锐意改革的人，当然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推崇，但另一面的人，也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轻慢。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因为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只肯定改革派，这成果当中，也有保守派的努力。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不同声音，改革开放会不会如脱缰的野马呢？”在诸多鼓励和启迪中，我写作此篇，不为切回历史原点，也不为沉湎流金岁月，更多的是想向主人公和他那一拨先锋人物表达敬意，同时对争议性的人和事也赋予温情，力求客观叙述，这也是做成一部经得起检验的“信史”的基本要求。

　　所以，这本书不仅是献给项南，也是献给中国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及革命先驱们。

　　记者：写作中，你采访了项南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许多曾经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是否有些故事或细节，最终虽未写入书中，却深深打动了你？在写作中，如何还原项南的语言风格和个人魅力？是偏重史料，还是基于大量口述进行再现？

　　钟兆云：项南主政福建之初，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腐，以大无畏精神破局、以五湖四海的胸襟团结各方力量，有“项大胆”“项青天”之誉，却也因此得罪人。从他的人生际遇、官场沉浮中，看人性的复杂、历史的吊诡，让人感慨不已。

　　在写作中，适当借鉴穿插了项南的有关讲话稿，尽可能贴近他的语言风格。史料必须可靠，大量的口述也要和史料相结合，重要事实和相关论断，还得求证再三，书中很多是第一手材料。

　　记者：项南的哪些改革设想，由于时代局限未能完全实现，但在今天可以继续深化或推进？

　　钟兆云：项南主闽伊始，就提出首先集中精力抓紧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努力改善福建的交通、通信、能源条件，改善投资环境。他为此宵衣旰食，夙夜在公，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曾动情地说：“把这些建设搞好了，死了才能瞑目！”

　　福建在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征途中，并非一帆风顺，时不时便存在针尖对麦芒式的争论。其实，这不仅是福建，广东当时也都有，这是时代局限给中国带来的阵痛，但当改革往前冲时，当年未竟的改革设想和蓝图，也开始往前推进了。最突出的如福建建设高速公路问题，从全国率先提出，到滞后完成，再到后来居上，这个圆终究还是要补上；再如项南生前念兹在兹的厦门“自由港”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终于以“自贸区”的形式告慰他的在天之灵。甚至，项南率先开启的对台经贸、隔海竞赛、赶超台湾等石破天惊之举，以及把福建建成“统一祖国基地”的蓝图，也在一代代人的力行中不断画圆，“功成不必在我”。

　　记者：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向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传递哪些核心信息和精神价值？了解项南，读懂项南，对于鼓励当代青年勇于创新、担当作为，有什么特别的激励作用？

　　钟兆云：项南生前是个特别喜欢走近年轻一代、也是深受彼时年轻一代喜欢的高级干部。不管是在团中央工作，还是到福建，抑或是后来投身扶贫工作，他在大小学校的演说，总能获得如雷掌声。

　　当年，为了号召青年人争当改革开放的先锋和主力军，项南曾特地为《福建青年》杂志写了《论开创》一文。文中写道：“开创，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没有直路可走，没有现成饭可吃。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是强大的，但只要我们敢闯、敢冲，敢于解放思想，甩掉一切陈规陋习，同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开创，就是当先锋，当带头人，敢于改革……未来的20年，谁将跑得最快？这就要看谁是开创者，要看谁能抓住时机，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面前，采取革命的、针锋相对的对策。”

　　哲学家尼采断言：“有的人死后方生。”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总觉得项南并未远去，一直亮亮地活在我的心里。我相信读过此书的年轻朋友，会有共鸣、共情。

　　我尤其希望那些立志从政者，能多一些人并且早一些读到此书，见贤思齐，望其项背，“退将复修吾初服”，像他那样做人、为官，才能行稳致远。

　　（记者　刘玉纯）

　　《福州晚报》（2025年11月10日 A07版 二梅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