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友良

《闽贤事略初稿》封面（林森题字）

郑贞文（字心南）

1935年5月，一部定价为大洋七角的《闽贤事略初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编纂者为时任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郑贞文先生，书名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题写。

上海《早报》对该书进行推广，指出国民政府通令各省编纂乡贤事略，旨在通过乡贤德行事迹教育青年，重振“民族的自信力”。该书虽专录闽省历代乡贤事迹，但所载人物皆有益国家民族，既可供各地中学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亦可为民众“作为行事处世的榜样”。

1936年初，由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展望月刊》在介绍该书时提道：“各省之有乡贤事略之编者，现仅皖、闽、浙诸省已出书，他省独在编辑中也。”这表明福建在这一全国性的乡贤文化编纂活动中，不仅响应速度快，而且成果质量也特别显著。

福建乡贤文化编纂活动的直接动因，是国民政府的一份全国性政令。1934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发布通令，要求全国各省按中学教科书体裁编辑历代乡贤事略，每省最多30人，并酌选清末民初有功民国者2~3人，由此拉开全国性乡贤推选运动的序幕。福建省响应迅速，省政府接令后，立即“转饬教育厅遵办”。

7月23日，郑贞文以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的名义向各县政府转发通令，并要求“于文到旬日内，将关于国家民族与人伦政治经济之历代乡贤，选择数人，抄录其事略全份送厅，以凭编辑”。同时，他在教育厅内组建“编纂委员会”，指定厅员6人，包括汪涵川、魏宪章、林瑊、林元麟、高仕煊、赵声铮，“充任编纂委员，搜集材料”。

9月24日，《福建教育周刊》报道称，经多次会议研讨确定，已遴选出历代乡贤30人及民初有功民国者2人，拟将其姓名呈报省政府并转呈南昌行营，又称：入选闽贤的事略也已交各委员“分任编纂”，“遵照规定合于中学教科书体裁办理，不日即可脱稿”。从通令下发到完成遴选仅用时两个月，其高效运作可见一斑。

然而，这份名单并非南昌行营收到的最终版本。实际上，直到1935年4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才揭橥闽省呈报的最终33人乡贤名单。同一天，国内其他主要报纸，如《京报》《汉口中西报》《时事新报》等，也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和名单。与《福建教育周刊》先前公布的名单相比，新名单中更换4人、新增1人，显示编辑团队在此期间经历多轮讨论与修订。

郑贞文事后坦承，因各地选送乡贤远超限额，教育厅“未报行营者尚有十余人”，这些人物“考其言行，俱足为后人钦式，殊难有所轩轾”，因此在出版时采取了灵活处理：“兹将编辑原稿计五十一人（附列者在外），统行汇辑付印。”他尽可能地收录更多福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所谓“附列者在外”，即指在这些乡贤正传之外，再以“附传”的形式记录更多人物。

1935年5月，《闽贤事略初稿》初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计收录福建乡贤51人，附传19人，总计70人。

在《闽贤事略初稿》序言中，郑贞文清晰地阐述了选材标准：“编中所选乡贤，皆系史乘著名之人，或偏重功业，或偏重学术，或偏重气节，要以道德为准。”他视道德为一个在功业、学术、气节三个维度上动态展现的价值体系，而非一成不变的伦理规范。同时，他还强调了选材时应具备历史意识，提出“从历史观察，人才每与时势有关”，要求根据福建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来遴选代表性人物。

唐代作为福建文化发展的起点，入选4人，选材聚焦“地域开拓”与“文教初兴”双重主题：“福建地方，至唐方见发达，故取材自唐始。陈元光父子四代开拓漳泉，陈岩平黄巢之乱，镇守福州，皆有裨于国家。林蕴、欧阳詹致力学业，于文化亦为有功。”

两宋时期，乡贤入选多达18人，集中彰显了“海滨邹鲁”的文化气象和多元道德模范。首先是道学传承的人物谱系，“由陈襄树其先声，以后杨、游接河洛之传，李侗、黄幹、蔡元定、刘子翚诸学者继起，树立人伦标准”。其次具列学术、文学、科技、政治等领域的人才，如胡安国、郑樵、袁枢、真德秀、刘克庄、苏颂等人，“文章经济，蔚然作者之林”；又如蔡襄“政绩卓著”、郑侠“直声震人”等吏治典范。再次是表彰士人的气节操守与爱国遗民精神，“南渡以后，李纲出处动关大局，刘子羽、吴玠保守川陕，刘韐、陈文龙拒敌死节，谢翱、郑思肖爱国遗民，尤足光耀史册”。

元代因年代较短，入选1人，“卢琦循吏，亦有足称”。有明一代，选材9人。明代前期，“蔡清理学纯粹，叶向高相业昭著，王慎中文章彪炳”。中期，海寇祸闽，则有张经、俞大猷、陈第的抗倭御侮壮举。末期，唐王朱聿键流亡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曹学佺、黄道周辅佐新政，并投身抗清，最终殉节。而郑成功抵抗清军，并驱逐侵台的荷兰殖民者，“功虽不成，有光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选材突破传统士绅范畴，首次纳入海外华侨代表潘和五，表彰其海外抗暴求生的精神：“国内不靖，浮海日众，史纪潘和五义侠之事，亦足引重华侨。”郑贞文在按语中指出，华侨群体“其间不少杰出之人，足以表现民族性者，惜历代施行海禁，国史少所表彰”，因此在潘和五正传后附记陈聚良、黄乃裳、林推选、陈新政4位近代华侨，既纠正了传统史观对华侨的忽视，又强化了海外闽人与故土的情感联结。

清代乡贤选材11人。首先表彰福建士人的“忠贞守节”精神，“明清交替，李世熊、张鹏翼闽西学者，亦即先朝逸民”。其次重点讲述理学道统的延续，“李光地、蔡世远、孟超然倡行宋学，皆有学案”；以及乾嘉道时期的学者本色，“伊秉绶以儒林作循吏，陈寿祺以经学修省志，立言立功，亦有可取”。再次，对晚清乡贤的选材，尤其重视他们的“特别事功”，如“蓝鼎元区画半台，林则徐焚禁鸦片，沈葆桢创办船政”，以及陈化成“以抗英死难上海，有功民族，尤为显然”。

清末民初乡贤选材，以有功民国为标准，收录3人：“清末黄花岗一役，闽人居半，林文为其魁。辛亥革命，林述庆起义镇江，黄钟瑛以海军附党。”此外，郑贞文又采用了“附传”体例，收录了方声洞、林觉民、陈更新等9位黄花岗烈士的传记。这一体例创新不仅突出了3位主要人物的关键角色，还通过附传烈士的群体形象，共同彰显了闽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贡献。

女性乡贤选材5人，郑贞文指出：“史书代有列女，本省志乘所纪，亦不乏贤明妇女。故如林默之孝，林义姑之义，晏氏之才，莆田蔡氏、福清林氏之为贤母良妻，选编数人，以树女界之范焉。”虽仍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传统价值取向，且选材范围时代有限，但将女性群体纳入公共教育的视野，体现福建地方文化对女性品德的重视。

在各省乡贤文化的推选与编纂过程中，争议在所难免，福建亦不例外，但正如郑贞文在《再版弁言》中所言：“微有批评。”

有一种批评声音来自政府部门人员，如郑祖荫、李爱黄等人，认为闽贤选材的程序不够民主，选材有遗漏与不当之处，并向省政府呈请“仿照江苏办法，将所编乡贤人名，先行宣布，供省内外闽籍人士从长讨论，再行决定”。

也有来自学界的批评。1935年11月，厦门大学教授薛澄清在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福建二十五先贤拟目及其说明》一文，对闽贤的选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建议增补人选。对比两份名单，薛澄清所提出的25位闽贤中，有20位与郑贞文的选材重叠，这表明在闽省乡贤选材上存在核心共识。然而，仍有5位人选未重叠，包括李贽、陈梦雷、陈念祖、杨荣、施世纶。从薛澄清所拟乡贤标签来看，他们分别代表了思想家、著述家、医学家、名相和良吏等不同领域。

薛澄清的意见折射出不同历史认知间的张力。他委婉批评传统选材“泥古”“拘于成见”，指出“史书以为定论者，有时亦不尽可靠”，主张“昔人认为妖人叛逆者，尤须重新估其价值”。这一观点深受五四以来“思想解放”与“疑古”思潮影响，核心在于薛澄清强调的“治史者之责任”，即治史者不应被动接受传统叙事，而需以科学精神“重新估定”被埋没的人物价值。

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薛澄清力主历史上有道德争议的李贽、陈梦雷等人入选闽贤。他评价李贽“思想豪放，不拘守一家言”，“自王充以来，思想之解放，以及怀疑论之主张，无出其右者”，在当下发掘李贽的“学问思想及其批评精神”是“闽省之荣”。针对陈梦雷因“附耿精忠”被斥为“叛逆”，薛澄清分析认为这实为似是而非之论，强调应重视陈梦雷的学术功绩，“陈氏以编著《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为其最伟大之工作，故可称为著述家。夫以一人之精力，成此巨著……为类书中之巨擘也”。

尽管存在争议，《闽贤事略初稿》依然广泛传播。郑贞文后来回忆：“其后因社会上需要此书的人颇多，一九三六年，就原书略加修订，增编陈梦雷、施世纶两人，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销行全国。”薛澄清提出的部分人选建议得到了采纳，这反映出编纂者对学术界批评的开放态度。不过，修订版直到1938年9月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延迟原因虽无明确记载，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导致出版业停滞，可能是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日报》（2025年11月11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