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洁

王于洁，原名王定青，号静圃，化名吴梅，1901年3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榜头区前溪村。他3岁丧父，姐弟3人由母亲抚养，一家人省吃俭用，勉强供他读书。初中毕业后，他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回乡，后在蔡亭小学任教，以微薄的收入分担家庭的困难。

1921年春，王于洁考进北京新华大学，入学一年半，转考北京高等警官学校。1924年秋毕业后，王于洁被北洋政府分配到福建省警务处实习。次年，调到将乐县任警官。他目睹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和贫苦群众惨遭蹂躏的严酷现实，对自己担任的警官差事实感厌恶，上任不到两个月，便愤然弃职回乡。

1926年11月，北伐军入闽。在共产党领导下，莆、仙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4月8日，莆田的国民党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出动武装部队四处追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一时笼罩闽中大地。幸免于难的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陈国柱从莆田转到仙游，由黄经芳介绍住在榜头王于洁家中。11月，由陈国柱介绍，王于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处于低潮、一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戮的严峻时刻，王于洁投身革命，坚定地走上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大道。

为了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他走乡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了陈博、郑纪等一批党员，秘密建立了党支部。与此同时，仙游县的上官、城区和南区也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底，成立了中共仙游县委，王于洁被推选为县委组织部部长。

1928年4月，仙游县委贯彻省委关于“反对苛捐杂税是目前发动斗争的中心口号”的指示，针对当地军阀逼迫群众种植罂粟、勒收鸦片捐的反动行径，决定开展抗捐斗争。王于洁在东乡发动数百名农民群众，捉拿了敲诈农民血汗的包捐者陈坤生，勒令其退还浮捐，取得了抗捐斗争的初步胜利。榜头、坝下、后保等地的群众闻讯，也纷纷抗捐。5月4日，县委因势利导，组织城区各校学生召开纪念大会。会后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沿途散发抗捐传单，群情振奋。愤怒的群众捣毁了烟苗局局长王之纲家的楼房，并冲进县府大院，县长黄裳元吓得从后门溜走。

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捐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军阀头子林寿国派兵镇压，杀害了参加领导抗捐的进步青年教师黄金秀，又通缉追捕王于洁等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捐运动虽然被反动派暂时镇压下去了，但党在仙游各地播下的革命火种是永远也扑灭不了的。

面对镇压莆田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广业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5月，经陈国柱介绍，王于洁和郑纪等从仙游到莆田广业，与陈天章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针对广业山区兵匪勾结，四处设卡勒收“过路钱”的情况，他们决定“扩大武装力量，开展除暴斗争”。莆田人民游击队在队长陈天章、新任指导员王于洁率领下，首战西岐山，打垮了易祖应民团，接着又智袭沃柄岭，拔除范少京哨卡。袭击反动哨卡连战告捷，既为深受其害的过往客商和周围群众消除祸根，又为游击队活动开辟了道路，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游击武装力量。

1928年冬，国民党在福建进一步“清党”，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陈国柱、黄经芳、宋耀华等因相继被通缉而离开莆田。在此困难时刻，王于洁受命接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兼负指导仙游工作之责。

翌年春，红四军入闽。为适应形势需要，王于洁在莆田城郊长丰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革命斗争从山区的农村向平原的城镇发展”，提出以“减租废债”“抗捐抗税”“武装斗争”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会后，王于洁赴莆田县城、涵江2个重镇，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职工罢市，并建立了汽车、建筑、店员等工会和革命互济会组织。还在涵江区发动数百名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捣毁特种税局，捉捕了盘剥农民的包捐者张竹庭。这一斗争影响颇大，外地纷纷传说：“共产党占领了涵江镇。”

1929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王于洁领导下的莆田革命斗争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莆田党的历史较久，在泉属中莆田要算是最好的了，党组织在群众中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书记能力很好”。

1930年6月，省委决定莆田县委升为中心县委，王于洁继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成立后，在莆田和仙游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〇七团和第一〇八团，从而使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同年10月，省委常委王海萍和巡视员邓子恢来莆田巡视，传达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决定。在邓子恢的指导下，中心县委在沃柄虎井村召开会议，决定将莆田中心县委升级为闽中特委，并建立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

11月9日，中共闽中特委和福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在莆田外坑下瑶村正式成立。王于洁任特委书记，兼任福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闽中特委的成立，从政治、组织、军事上统一了5个县（莆田、仙游、福清、永泰、惠安）的领导，特委决定在这一地区首先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2月9日，闽中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莆田外坑宣告成立，同时颁布了《土地条例》。这一喜讯像春风吹遍闽中的山山水水，苏区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震惊了反动统治者。反动当局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1930年12月25日纠集驻莆田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县常备队及地方民团共800余人，兵分三路向外坑进犯。苏区军民奋起反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反“围剿”斗争受到挫折，苏区遭受严重摧残。王于洁闻讯立即赶赴苏边地下交通站，把省委巡视员邓子恢和突围部队接应出境。

1931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召集各地党的领导人到省委开会。王于洁等赴省委机关，同省委领导一起，就莆田、仙游的斗争形势特别是保卫外坑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失利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中共福建省委决议之九——关于莆田、仙游目前形势与今后的工作方针》。决议指出：要“打破群众失败观念，接受斗争中的教训。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深入群众中去，组织与恢复赤色工会和农会，聚集我们的力量，准备新的更大的斗争到来”。会上确定莆田恢复中心县委建制，由王于洁任中心县委书记。

王于洁回到莆田后，遵照省委决议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这时莆、仙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一片白色恐怖。王于洁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重建了中心县委和红军游击队，使莆、仙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和武装力量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王于洁又带领中心县委的同志，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同工人、农民、学生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久，莆、仙地区的“抗日十人团”、工会、农会、互济会、妇女会、童子团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革命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锻炼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2年初，盘踞在莆田、仙游的国民党新军阀何显祖、林继增为争夺统治地盘而重新开战。他们将日益增大的军费开支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仅烟苗捐一项，莆田就勒派15万亩，每亩收捐最高达40元，其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由于反动军阀敲骨吸髓的盘剥，莆、仙农村濒临破产。为此，王于洁召集中心县委会议研究决定：发动莆、仙农民群众，开展以抗捐、抗税、抗债为内容的斗争。会后，以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力量，带动贫苦群众捉捕捐棍，捣毁收捐局，迫使反动军阀不敢强索烟苗捐。当时《福州工农报》刊载消息称：“莆田、仙游农民斗争起来了。而仙游游击战争更有成效，群众打入捐税局，得到很大胜利。”

同年秋，王于洁派蔡先镳等在莆、仙交界的东沙地区组织农民武装抗捐，打败了何显祖老家的何寨民团。何显祖为了杀一儆百，悍然派兵镇压，制造了“东沙惨案”。该事件发生后，王于洁等又发动受难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组织农民向新闻界、同乡会、华侨团体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呼吁、控诉。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究办何显祖，并由十九路军把何部缴械。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王于洁襟怀坦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平易近人。他经常身穿粗布衫，头戴兴化笠，打着赤足，走乡串村访贫问苦。广大群众见他像个庄稼人，都乐意接近他。他对干部、党员既关心体贴，又严格要求。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该执行纪律的，他总是铁面无私；对受过处分的人，他不疏远歧视，而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教育，搞好团结，使犯错误的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得到改正。王于洁深入群众，团结干部，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真心拥护。

1933年秋革命处于新的转折时期，组织决定王于洁赴中央苏区汇报和请示工作。回来后，王于洁调到福州中心市委工作。

1933年12月，王于洁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职工部长兼兵运书记。1934年1月，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成立，王于洁任临时省委常委。

1934年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加紧对福建的控制，实行宪兵特务统治。4月上旬，中共福州市委被宪兵四团破坏，市委书记陈之枢、委员练文澜等被捕叛变沦为敌人鹰犬。当敌探四出搜捕共产党员时，王于洁机智脱险，并与市委组织部部长叶依四共同研究了坚持斗争的对策。不久，他获悉叛徒练文澜带宪兵到莆田搜捕共产党员和干部，破坏党组织，便不顾环境险恶，立即从福州赶回莆田。到莆田后，王于洁组织力量，对证据确凿的叛徒进行惩办，同时进行全面内查，捍卫了党的纯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1934年9月，王于洁在莆田西厝村主持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讨论并决定重建莆田中心县委。与会的同志一致推选王于洁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还成立团中心县委，黄国璋任书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莆田中心县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中心县委决定依靠自身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以战斗求生存，求发展。中心县委吸取了以往斗争中单纯游击的教训，决定建立以莆（田）、永（泰）山区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将分散各地的游击队统一集中起来，铲除根据地周围的反动堡垒。11月，王于洁亲自指挥红军奇袭了枫叶塘镇公所反动武装，一举缴获长短枪20余杆，子弹数千发，打响了闽中3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枪。接着，又在根据地内开展除霸和“四抗”（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斗争，先后镇压了盘踞常太地区的韩觐侯、杨本龙2个地霸；各乡的赤卫队则对各地的二地主（类似庄头）开展“四抗”和借粮斗争，从而使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地主豪绅也销声匿迹。于是形成较为稳固的常太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王于洁与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黄孝敏取得联系后，在福清西区召开2个中心县委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中特委。王于洁被推选为闽中特委书记，委员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根据斗争需要，将闽中的各支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支队。第一支队驻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莆、永边根据地，第二支队驻以常太为中心的莆、仙、永边根据地。在闽中特委统一领导下，游击战争进入更高阶段。

驻罗汉里的闽中游击队第二支队袭民团、攻据点，出师皆捷。其中战果最大、影响最深的是1936年2月的何庄桥伏击战。此役共缴获法币200余万元，活抓国民党县长以上要员三人。这次伏击战的胜利，使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敌人当即调动大军3000余人，动用飞机侦察，铁甲车梭巡，对罗汉里根据地大举“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王于洁亲自赶到罗汉里根据地，把黄孝敏、刘突军、杨采衡领导的游击队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安全转移至莆、仙、永根据地。

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特委还多次派人四处寻找上级党的组织，但均未获结果。1936年6月，王于洁亲自赴上海，目的在于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仍未如愿。他只好从上海乘船返抵厦门，继续寻找组织关系。当时厦门军警林立，时刻都有被捕危险，但他深知革命斗争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为了找到党中央，就得冒点风险。他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抓他的，我走我的。”“即使我牺牲了，只要有党的领导，总会有更多的同志在闽中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和中共厦门市委书记肖林接上关系，并得知可以通过厦门市工委与驻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王于洁风尘仆仆赶回莆田，立即在壶公山龙王庙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汇报赴沪、厦寻找党中央的经过，决定派特委委员黄孝敏、余长钺赴香港。闽中特委终于与中共“南委”接上了关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闽中特委遵照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主动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并于1937年2月26日在莆田洪度村召开特委会议，研究决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谈判，共同抗日。当晚，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潘涛、余长钺等由于叛徒薛宝泉、赖金繁的出卖，为预先埋伏的宪兵所捕。接着，薛、赖又带特务到福清诱捕了县委书记陈炳奎。5人当即被押解福州，关在省保安处狱中。在昏暗无光的监狱中，敌人对王于洁严加刑讯。王于洁不屈不挠，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写道：“我是堂堂正正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岂能在淫威酷刑之下屈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敌人酷刑失灵后又玩弄诱降的花招，说什么只要办个自新手续，就可以自由抗日。一位同情革命的王于洁的同学也曾到狱中劝告说：“你不妨转念，先保性命，今后仍可为革命……”王于洁回答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死有何怕，自新者不如冷血动物，遗臭万年！”

1937年6月23日，王于洁在福州西门外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中共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