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静

五虎礁（资料图）。记者林双伟摄

鸟瞰五虎礁（资料图）。记者林双伟摄

　　闽江入海口，五座巨大的礁石如猛虎蹲伏，涛声阵阵中守护着八闽大地的门户。这就是被誉为“五虎守门”的闽江口胜景——五虎礁。它们基部相连，形态各异，东北端的“白虎”呈灰白色，中间的“回头虎”翘首回望青芝山，构成了闽江天险的天然屏障。

　　千百年来，这片雄奇的海域不仅是地理上的咽喉要地，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对象，在诗词中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印记。

　　（一）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最早在诗中为五虎礁留下了文学印记。这位出生于福建尤溪的思想家，在《五虎礁》一诗中开篇便勾勒出“闽江口岸碧芳洲，一列狸儿似蜃楼”的奇妙景象。诗中以“狸儿”喻指五虎礁，既点明了礁石的形态特征，又暗含着几分亲切感。“蜃楼”的比喻则点出了五虎礁在不同光影气象下变幻莫测的景观特点，与后世记载中“观赏五虎礁要找合适角度”的观察不谋而合。

　　朱熹的诗将自然景观与哲理思考巧妙融合。“目闪声雷雄万里，风驰电掣震三丘”两句，既描绘了海浪冲击礁石的磅礴气势，又暗合了理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朱熹看来，五虎礁的雄奇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是天地之气运行的具体体现。诗中“双龟扼海开仙境，五虎看门舵客舟”的描述，准确把握了闽江口“双龟把口，五虎守门”的地理格局，点出了这一景观在航海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作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的视角奠定了五虎礁文化意象的基础——既是自然奇观，又是人文地标。

　　（二）

　　元代政治家李士瞻在《五虎门》一诗中，将五虎礁的地理意义提升到了更广阔的政治视野中。“西游昔上三潴峡，今见南荒五虎门”两句，通过时空对比，凸显了五虎门在全国地理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李士瞻作为曾官拜枢密副使的重臣，对地理险要有着敏锐的政治感知，他笔下的五虎礁不再仅仅是自然景观，更成为疆域的象征。

　　“势接天关并地轴，气吞雌伏与雄蹲”两句，以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五虎礁的雄伟气势，将其自然形态与天地经纬相联系，赋予其一种近乎神话的崇高感。尤为重要的是，李士瞻点出了五虎礁“八闽津要难耽视，百粤山河总大藩”的战略价值，明确将其视为守护东南沿海的重要屏障。在元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这种认知反映了中央政权对东南海疆的重视，也为后世对五虎礁海防意义的强调埋下了伏笔。

　　（三）

　　明代是五虎礁文化意象丰富化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与琉球宗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闽江口成为中外交往的重要门户，五虎礁作为入港的第一道景观，开始在外交文献和使诗中频繁出现。洪武十九年（1386），福建按察司佥事谢肃在《送行人蔡英夫奉旨颁流求国王印宝》一诗中，记录了从五虎门出发册封琉球的盛大场景。

　　“五虎门西叠鼓挝，行人承诏自皇家”两句，生动描绘了册封使团从五虎礁启航的庄严仪式。鼓声叠起，象征着皇权的威仪随使团一同出海；“刻金鸟篆颁王号，建节龙骧戛海霞”则详细描述了册封礼品的精美和使船的华丽。谢肃的诗将五虎礁与国家外交活动紧密联系，使其成为大明王朝对外影响力的象征。诗中“两国夷君归绝岛，万年天子御中华”的表述，虽然带有封建王朝的华夷观念，却也真实反映了五虎礁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节点的历史地位。

　　明代琉球册封制度形成后，五虎礁成为中国与琉球文化交流的见证。据统计，明清两朝向琉球派出册封使共25起，其中明代17起，清代8起，这些使团均从闽江口出发，五虎礁自然成为他们航程中最早的地标性景观。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五虎礁的文化意义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成为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号。

　　（四）

　　进入清代，五虎礁的海防意义在文人诗作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嘉庆五年（1800），状元赵文楷奉命出使琉球，他在《舟出五虎门》中写下“漭荡浮元气，微茫接太空”的壮阔诗句，描绘了从五虎礁远眺大海的苍茫景象。“天风吹浪碧，海日射潮红”两句以鲜明的色彩对比，捕捉了闽江口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观，而“五石疑蹲虎，三山不度鸿”则点出了五虎礁的险峻和航海的艰难。

　　赵文楷的出使经历丰富了五虎礁的文化内涵。作为嘉庆皇帝钦选的册封使，他从五虎礁出发时的心情既饱含着对使命的庄重感，也有着对家国的眷恋。这次出使是清朝与琉球友好关系的见证。赵文楷在琉球期间“廉洁之声，著于海外”，其形象至今仍被琉球民众铭记。五虎礁作为这一友好历程的起点，自然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交流的象征意义。

　　嘉庆十二年（1807），福州人齐鲲以册封琉球正使的身份途经五虎礁，写下“屹立啸风烟，盘空五虎连”的豪迈诗句。“云开程九万，潮射弩三千”两句以夸张的手法，既写出了海浪的汹涌，也暗示了航海的遥远。齐鲲与副使费锡章合撰的《续琉球国志略》，成为研究中琉关系的重要文献，而他笔下的五虎礁“金城排石壁，谈险果天然”，则准确概括了其作为天然屏障的地理特征。

　　最能体现五虎礁海防意义的，当属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虎门观海》。道光三十年（1850），已届晚年的林则徐以虚弱病躯多次视察五虎门海防，留下了“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的沉重诗句。“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的严峻局势，而“唇口恐齿寒，闽安孰保障”则道出了这位爱国志士对海疆安危的深切忧虑。林则徐的诗将五虎礁的地理险要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赋予这一自然景观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五虎礁诗作中出现了外国文人的身影。琉球国久米村人蔡大鼎多次出使福建，在其《闽山游草》中留下了两首关于五虎礁的诗作。《过五虎川》中“五虎如蹲迓贡舟，钓鱼小艇逐波流”的诗句，以琉球使者的视角描绘了五虎礁迎接贡船的景象，充满了对中华帝国的敬意。而在《八重山闽洋之五虎川》中，“东风有力轻舟稳，相送孤帆五虎川”则借五虎礁抒发了离乡出使的复杂情感。

　　蔡大鼎的诗作是中琉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作为琉球汉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既有对闽地山水的细致描绘，也有浓浓的思乡之情。在他的笔下，五虎礁成为连接琉球与中国的情感纽带，体现了汉文化在东亚海域的广泛影响。这些诗作表明，五虎礁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创作题材，也成为外国使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清代还有一位特殊的诗人与五虎礁结缘，他就是康熙年间的册封琉球正使汪楫。在《连江出五虎门同石来次前使萧给事韵》中，汪楫以“长年捩柁倚高楼，万里潮迎万斛舟”描绘了从五虎礁出航的情景。“浪打白头都是雪，衣添六月忽如秋”两句真实记录了闽江口海域的气候变化，而“最爱乘风同快马，漫将喘月笑吴牛”则表达了诗人面对风浪的豪迈情怀。汪楫的经历印证了五虎礁作为中琉航线起点的重要地位，其诗作也成为研究清代航海体验的宝贵资料。

　　（五）

　　五虎礁的文化意象之所以丰富多元，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闽江口是福建的母亲河与大海交汇之处，而五虎礁正处于这一咽喉地带，与长门古炮台共同构成“闽江天险”。长门炮台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清顺治十四年重建，与五虎礁形成犄角之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种地理特征使五虎礁既成为航海者的视觉地标，又成为国家安全的象征符号。

　　当地传说为五虎礁增添了更多文化魅力。相传五虎曾与附近的白犬争强斗胜，使江面不得安宁，后被观音菩萨点化为礁岩，而白犬则化为长乐的白犬列岛。从此以后，“它们便齐心协力守护闽江口，一旦海面有敌情，白犬立即用吠声报警，而五虎便作好战斗的准备”。这个传说不仅解释了五虎礁与白犬列岛的地理关系，也赋予了自然景观以人文精神，使其成为守护安宁的象征。

　　五虎礁的地质特征也为文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五虎礁上的岩石，因受狂风大浪长期冲击，峥嵘怪异千姿百态”，这种独特的地貌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多变的景观，使文人得以用“蜃楼”“蹲虎”等多种比喻来描绘其形态。而“观赏五虎礁，要找合适的角度，一般从五虎礁侧立面150米左右，愈看愈像”的观赏体验，更增加了这一景观的趣味性和神秘感。

　　从文化史角度看，五虎礁的诗作反映了中国文人对海洋的认知历程。从朱熹的理学观照，到李士瞻的战略思考，再到明清文人的外交视角和海防意识，五虎礁的意象演变折射出中国与海洋关系的历史变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琉球使者的诗作表明，五虎礁已成为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的象征性地标，其意义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围，成为区域文化认同的纽带。

　　今天，五虎礁依然屹立在闽江口，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作为“海船进入福州港必经之路”，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地理标志意义。而文人笔下的五虎礁，则为我们理解这一自然景观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视角，它既是地理险要，又是文化符号；既是国家门户，又是交流窗口；既承载着历史记忆，又寄托着家国情怀。在这些跨越千年的诗句中，五虎礁的文化生命不断延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也成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象征。

　　《福州晚报》（2025年12月2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