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静

　　陈第是明代著名音韵学家、军事家，福州连江人，字季立，号一斋，晚号温麻山农，别署五岳游人。陈第的墓位于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戈澳山。墓碑刻“明一斋先生□立”（碑文“□”似为“樂”字，然陈第字季立，疑为后世重修时传写之讹），上款“向丁座（坐）癸天启癸亥”，落款“友人黄琮、门人徐亮造”。墓东南1.5公里的官岭村中，另立有墓道碑，刻“明一斋陈先生墓道”，落款“岭东友人黄琮题 浙东门人徐亮立”。

　　两块碑刻的款识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辨，其中除浙东门人徐亮外，自称“岭东友人”的黄琮尤为值得关注。“岭东”指今广东潮州一带，黄琮为饶平人，此称谓凸显地域与交游关系。

陈第的墓位于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戈澳山。

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中，立有陈第的墓道碑。

　　一

　　黄琮何许人也？黄琮（1552年—1640年），字思元，号玉田，又号韩江侣石山人，明饶平宣化都大埕（今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大埕镇上黄村）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

　　黄琮历官大理寺评事、饶州知府、云南督学、福建左布政使等职，而陈第作为明代著名音韵学家、军事家，其学术成就与抗倭经历早已载入史册，两人的交游轨迹，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晚明士大夫“出则经世，退则论学”的人生影像。

　　黄琮是晚明政坛兼具治绩与文名的潮州官员。万历四十五年（1617）陈第去世时，黄琮正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却在丧葬事宜中隐去官职，以私人身份题写碑铭并撰叙传。他为何以“友人”自称，而非官衔，这一细节耐人寻味。他叙传中称陈第“才品高天下”，“余交之久，知之深，故能言之”。这种超越官阶的情谊，源于两人数十年的交游。

　　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第之兄陈又山（字季实）在德兴县训导任上去世，时任饶州知府的黄琮便派遣官员为其组织治丧事宜，亲自料理后事，令陈第深为感念。陈第在《奔先兄丧出南都》诗序中详述此事：“先兄司训德兴，以事往饶州，竟卒旅舍，饶去德兴颇远，初病呕吐仅二日，薄暮同僚省之，谈笑自如，次早未明起坐，呼从者炊爨，及炊熟入视，先兄气已断，然犹端坐也。饶太府黄玉田公遣官治丧，诸无遗憾……”字里行间可见两人情谊已超越普通同僚，升华为彼此信赖的知己。

　　陈第兄弟二人的“身后之事”，恰好都有黄琮的参与，虽说是巧合，但也可视作两位朋友之间的缘分。

　　二

　　黄琮的仕途始于大理寺右评事，掌司法刑狱，因“治狱有方”，旋即转左评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出任饶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知府，面对的是一个矛盾交织的难治之区。

　　饶州所属浮梁县为景德镇所在地，官窑事务繁杂，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黄琮到任后，首废“例金中的赎锾陋规”，将赎罪银钱化私为公，用于整顿府学、置学田、修桥筑堤，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财政积弊。更具胆识的是，他敢于触犯权贵。饶州作为淮王封地，其宗族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黄琮“不畏权势，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甚至遭宗族联合围攻府衙。他一面向上司请辞以示抗争，一面发动士绅百姓万人护卫府衙，终使豪强屈服。两年治饶，“龚、黄、召、杜之声，已籍籍大江之右”，民间将他与汉代循吏并称，可见政声之隆。

　　万历三十七年（1609），黄琮升任云南学政，开启了他在教育领域的革新实践。彼时云南府儒学“湫垫庳底”，考院考棚狭窄，每次考试需临时搭建草棚，“扰民终无已时”。他力排众议，将府学与道观“长春观”互换地址，合并昆明县学，又斥资扩建考棚，“作长亭二十五楹，广廊左右各三十楹”，可容纳五百余人应试。

　　更令人称道的是，黄琮主持修缮云南历史最悠久的五华书院，历时三年，“修者半，创者半，有屋172间”，亲自集诸生讲学，增加膏火（助学金），使“文治蔚然而兴”。他在嵩明迁建瑶华书院，在提学道署旁增建崇楼明庭，“滇中之胜，此为大观”。黄琮以近乎拓荒者的姿态，重塑了云南的教育格局，其功绩被载入天启《滇志》，称“滇士至今思之”。

　　黄琮任期届满，上司交章奏留，擢按察副使，寻晋布政使司右参政，仍兼提学事。万历四十二年（1614）转福建右参政兼佥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福宁道按察使（分隶漳州、兴化、泉州三府）。

　　三

　　万历四十五年（1617），黄琮在福建按察使任上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倭首桃烟门侵犯浙闽沿海。当参将沈有容率水师迎击时，黄琮已接到升任左布政使的任命。他本可置身事外，却“出俸银二千余募丁壮，亲自率领战船，凌风涛，冒炮火”，追击倭寇至东沙岛（今属马祖列岛）。此战擒获倭寇六十七名，救回被掳渔民，史称“东沙大捷”。“自是倭猷丧胆，入犯无闻”，困扰明王朝的南倭隐患至此暂告平息。黄琮在《东沙擒倭歌》中咏叹：“楼船蔽海鲸鲵愁，剑气横空斗牛逼”，其文武兼济的风采，与陈第早年随俞大猷抗倭的经历遥相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黄琮与陈第的抗倭交游圈高度重合。陈第的莫逆之交董应举，与黄琮为同年进士，两人书信中互称“知己”。董应举在乡协助抗倭时，举荐名将沈有容出山，而沈有容与黄琮同为福建军政官员，黄琮作诗歌颂其战功，陈第则曾与沈有容同赴台湾，留下唱和诗文。这种以“抗倭”为纽带的交游网络，展现了晚明士大夫“文能安邦，武能御侮”的群体特质。

　　黄琮在任福建左布政使期间，还曾为误标下属年龄一事亲赴吏部引咎，“以二品大员为小吏奔波”，其“清操质实”的品格，连首辅朱国桢都叹为难得。

　　四

　　天启年间，黄琮三上疏告老还乡，定居潮州城，将仕途积累的治理经验转向乡邦建设。彼时潮州东津堤“屡崩屡决，堤长费巨”，他以老病之躯倡议重修，自捐资金主持工程，最终修复从隆都到凤凰塔长达四千六百多丈的堤防，保障了海阳、饶平两邑十万人口的田庐安全，民众为立生祠“永赖坊”以祀。他还出资首倡修建江东急水塔，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施米赈济贫民，收殓枯骨，其府邸后花园“猴洞”更成为潮州著名庭园，至今仍存地名印记。

　　黄琮与陈第的最后交集，定格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陈第的丧仪中。除题写墓道碑、参与营建墓葬外，黄琮撰写的叙传虽已散佚，但《陈一斋先生年谱》收录其评语：“陈子季立，古之所称奇男子也，才品高天下，然尝迹其生平，非忠信不言，非中正不蹈，又近于躬行君子者。”这段评价既是对陈第的盖棺论定，亦折射出黄琮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真正的“奇男子”当兼具豪杰气与圣贤心，这与他自身“居官任事，在乡兴利”的实践互为表里。

　　黄琮的著作《寓燕草》《滇游草》《闽游草》虽已散佚，但透过地方志与友人记载，其“岭东友人”的形象却愈发清晰。他与陈第的交游，始于饶州治丧的江湖义气，续于闽海抗倭的家国情怀，终于对士大夫精神的共同坚守。当黄琮在陈第墓道碑上刻下“岭东友人”时，他不仅界定了一段私人情谊，更标识了晚明士大夫交游的精神高度——超越了地域、官职与学术分歧，以“忠信中正”为纽带，在宦海与乡邦之间践行儒家经世理想。

　　从连江官岭村的墓碑到潮州太平路的“文宗方伯”坊，黄琮的人生轨迹串联起晚明中国的南北图景。他是循吏，是儒者，更是兼具实践智慧与理想主义的士大夫。在陈第的学术光芒与董应举的政治声望之外，黄琮的事功与交游，为我们理解晚明社会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当王朝面临内忧外患时，地方精英如何以个体力量维系社会运转，又如何在文友圈中建构文化认同。那块墓碑所刻的“友人”二字背后，分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士风与人心。

　　《福州晚报》（2026年1月8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