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哲

　　丹麦人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航海民族维京人的主要居住地就在丹麦。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在大航海时代的浪潮中，丹麦人取得的成就虽不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那般丰硕，但同样在五洲四洋留下了足迹。1676年，首航中国的丹麦船“福尔图那”号抵达福州，在中丹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丹麦国王致中国皇帝信

　　丹麦地处欧洲北部，扼波罗的海出海要道，西临北海，南向与德国在陆地接壤。历史上丹麦曾十分强盛，1397年成立的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为盟主的卡尔马联盟，疆土包括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格陵兰岛、法罗群岛以及芬兰的一部分。1523年瑞典脱离联盟独立，卡尔马联盟瓦解，但丹麦仍是欧洲的一个大国。

　　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纷纷派出商船前往世界各地寻找商品市场，建立商站和殖民据点，极大促进了自身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着深厚航海传统的丹麦也跃跃欲试，试图在大航海时代中分得一杯羹。1616年，仿照新崛起的荷兰和英国，丹麦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享有“在12年内或国王允许的年限内”垄断印度、中国、日本一切贸易的特权。但是在亚洲地区激烈的竞争中，丹麦不敌占有先机优势的葡萄牙和荷兰，加之本土与瑞典之间的冲突不断，丹麦东印度公司于1650年被迫关停。

　　至17世纪70年代，荷兰与法国陷入战争，丹麦国内外环境得以好转，随即重启亚洲地区的贸易，并再次建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1674年，新东印度公司决定扩展业务，向中国、日本、越南扩大影响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尔图那”号于当年晚些时候离开首都哥本哈根驶向中国。“福尔图那”号在途中航经特兰奎巴（位于今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等地，于1676年7月驶抵福州连江黄岐半岛的小埕（筱埕），成为历史上第一艘来华的丹麦船。

　　“福尔图那”号由丹麦人阿尔特威尔特率领，他们带来了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五世致中国康熙皇帝的信。克里斯钦五世称呼康熙为“大鞑靼暨中国国王与皇帝”，信中写道：“关于中国皇帝许多盛德和贤明治理的报道及关于著名的中华帝国的名声已经传遍世界各地，甚至传到了欧洲遥远的北部国家。这是丹麦欲与中华帝国建立友谊的背景。”丹麦国王还说，鉴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建立此种关系的最好方式是通航和通商。在信中，丹麦国王还要求其在中国进行贸易的臣民得到皇帝的庇护，使他们能完成小量贸易，然后安全返回家园。

　　11月12日，福建方面最高官员康亲王杰书在福州设宴接待了丹麦人一行。目前并无康熙帝曾经看过丹麦国王这封信件的记录，但丹麦人顺利售出了“福尔图那”号所装载的丹麦和印度货物，并购回了一些中国货物。丹麦国王在信中所提的要求在事实上得以实现。“福尔图那”号在福州地区停留达一年多之久，于1677年10月驶离福州回国。

　　关键的荷兰人霍根胡克

　　“福尔图那”号此次福州之行得以顺利，与一位关键人物密不可分。据史料记载，率领“福尔图那”号来华的，除了此前提到的阿尔特威尔特，还有一位荷兰人霍根胡克。早在十多年前，霍根胡克就曾来过中国并与中国官员打过交道，其活动的主要地点就在福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来华的丹麦船舶在中国的目的地是福州。

　　霍根胡克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在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建立起亚洲地区最强大的贸易网络。1662—1664年，荷兰为寻求与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同时报复郑成功将其逐出台湾，连续3年派出由巴沙萨拉·博尔特率领的使团前往中国，使团的主要活动地点即在福州。就是在1663年的出使中，霍根胡克随博尔特来到福州。

　　荷兰使团此次访华取得一定成果，清政府与荷兰开展了对郑氏集团的联合作战，并相继攻占厦门和金门。但是关于荷兰能否在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当时主政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均表示必须等待皇帝的圣旨。圣旨抵达福州的时间遥遥无期，博尔特只得带领大部队于1664年2月先行离开福州返回巴达维亚，留下了诺贝尔、霍根胡克等人在福州等待。

　　按照荷兰方面的安排，当博尔特离开福州后，荷兰人在福州方面的事务应由诺贝尔负责。1664年2月底，福建总督李率泰终于向诺贝尔透露了一个进展情况，北京兵部、礼部、户部联合奏疏称：中国历代向来没有给外国人以永久居留、设立贸易站和经常来华贸易的先例，只有外国人前来朝贡时才允许其在贡使馆驿内由中国官员监督出售货物；荷兰人既然助剿有功，应允许其将此次携带货物售出，由福建总督、巡抚监督施行；直到下次朝贡以前，不允许荷兰人进行贸易；此折候旨定夺。

　　诺贝尔自1662年8月即随博尔特来福州，此后一直滞留于此，已达一年半之久。虽然此消息允许荷兰进行一次性售货，但对于开展自由贸易实际上相当于否定，同时这一切还得等候正式的圣旨。在这样的形势下，诺贝尔便于1664年3月初离开福州返回巴达维亚，荷兰人在福州的事务就交给霍根胡克负责了。

　　1664年3月25日，霍根胡克终于等到了圣旨，圣旨的主要内容与上文提到的奏疏差不多，并允许荷兰人两年贸易一次。这一结果显然与荷兰人最迫切的自由贸易要求相去甚远。以霍根胡克为首的荷兰人抱怨道，荷兰人在其他地方的贸易都得到所在国国王的玺书批准，而且荷兰人足迹遍及全世界，从来不受几年一次贸易的时间限制。李率泰对此回答说：“各国有各国的风俗，不能强求一律。如果他们不乐意隔年一次贸易，他们可以不来嘛。”

　　在荷兰方面的记载中，霍根胡克是1663年至1664年在福州与福建官员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其态度粗暴生硬，不受福建官员的欢迎。1665年诺贝尔回到福州后，荷兰方面的事务再次交由诺贝尔负责。不过此前与福建官员打交道的经历对霍根胡克而言毫无疑问有巨大的借鉴参考价值。1676年随“福尔图那”号来到福州，霍根胡克作为丹麦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一改昔日生硬的态度，变得圆融很多，使丹麦人第一次来就得到予以少量贸易的特许。

　　福州：明末清初中西交往的重镇

　　在2000年由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撰写、出版的《和平与友谊：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一书中，明确将1674年“福尔图那”号从丹麦驶往中国并于1676年抵达福州视为中丹两国建立历史关系的起点。而丹麦关于中国研究的权威著作《寻找世界新秩序：丹麦的中国研究》也提到“自1676年第一艘丹麦商船停靠福州之日起，丹麦与中国就在贸易和船运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系”。

　　我国外事部门同样认可1674年“福尔图那”号驶往福州的重要性，我国前驻丹麦大使刘碧伟2015年4月29日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也提道：“中丹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674年，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五世就派‘福尔图那’号商船前往中国，并带去了致中国康熙皇帝的书信，是西方国家中较早开启对华交往大门的国家。”

　　丹麦人1676年的福州之行与荷兰人密不可分。与丹麦人在福州一次性的访问不同，中荷双方则从1676年开始了一段交往的小高潮。除了1676年给耿精忠供货的三艘荷兰商船曾来到福州，据荷兰方面记载，1677—1678年荷兰有路易斯·德·卡萨在福州管理贸易工作。随着荷兰人在福州利益的扩大，1678—1680年期间，荷兰在福州有一常设机构，负责贸易和交涉事务，在此任职的有马蒂尼斯·卡萨、弗兰斯·弗莱廷格尔、雅各布·范德·普兰肯等人。荷兰人显然对福州心生好感，1686年荷兰派出由文森特·巴茨率领的使团在福州登陆后前往北京，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在福州给予荷兰人永久居留处的请求，但最终未获允许。

　　历史上，福州是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五个城市之一，这已广为人知。但是在“五口通商”之前的大航海时代，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已经有大量西方人来到福州。除了本文重点提到的丹麦与荷兰，西方海洋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都曾有外交和商务人员来到福州，以艾儒略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也开始常驻福州，使得福州成为明末清初中西之间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镇。

　　明代长乐人林恕曾登临福州于山平远台，作诗《秋登平远台》一首，抒发了“万国梯航归禹贡”的感叹。1676年“福尔图那”号不远万里来到福州，开启了中国和丹麦之间3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成为福州“万国梯航”的有力注脚。

　　《福州晚报》（2026年1月13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