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钟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将“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这一表述顺序由以往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调整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突出了实体经济的主体作用,强调实体经济要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更积极地拥抱数字技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我国产业发展从“数字赋能”向“实体扎根”的范式革新,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选择。
理论内涵上,强调主体明确与双向共生
首先,它确立了实体经济在融合中的根本地位。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将“实体经济”置于表述前端,意味着在融合发展中,实体经济是“体”,数字经济是“用”;实体经济是“目的”,数字技术是“工具”。深度融合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切实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其次,它强调了融合过程的双向互动与共生共荣。深度融合绝非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单向“赋能”“嫁接”或“叠加”,而是两者在技术、产品、业务、资本等多层面的全方位、深层次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复杂场景和真实需求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方向与试验场,驱动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同时,数字技术渗透至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各环节,重塑实体经济的价值链和生态体系,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是一种相辅相成、协同演进的共生关系。
最后,它指向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务实路径。这一表述要求融合必须紧扣实体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或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都应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意味着融合工作必须深入行业、深入场景、深入一线,实现从技术导向到问题导向的根本转变。
时代必然上,指向构筑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从全球竞争格局看,深度融合关乎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但真正的竞争力源于数字技术与强大制造业体系的结合深度。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为深度融合提供了独特优势。通过融合,将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的攻关期,实体经济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约束等挑战。以数字技术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关键。融合能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模式、拓展价值空间,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从安全发展底线看,深度融合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支撑。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至关重要。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产业链各环节,可实现实时感知、精准调控与智能预警,提升协同效率与抗风险能力,同时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践路径上,需多维协同的系统工程
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双轮驱动。既要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更要坚持需求牵引,鼓励数字企业深入一线,开展场景化创新。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等,正是推动技术在千行百业落地生根。
深化重点产业与全链环节数智化转型。既要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设备更新与管理革新,做到“智改数转”,实现“老树发新枝”;也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链条智能化,塑造“新树扎深根”。需贯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全流程,打造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与智慧供应链。
加快数据要素价值化与市场化进程。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需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与开发利用。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旨在让实体经济产生的海量数据“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发挥其优化决策、创新产品的乘数效应。
构建促进融合的生态体系与制度环境。政府需在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如推进6G、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底座”。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保障公平竞争与数据安全,并大力培育既懂行业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时代命题,也是未来之路。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引擎,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推进,通过这场深刻的产业变革,锻造出更具韧性、活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塑造新优势。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福州日报》(2026年1月21日 010版 理论与实践)
